1944年仲夏，太行山雨雾缭绕，山道泥泞。王树声收拾行囊准备南下，他跟身边警卫员说了一句：“这回可得真刀真枪干了。”一句轻飘的话，道出沉潜多年的渴望。自1937年祁连山突围以后，整整七年，王树声不是在课堂，就是在后方打理地方武装，鲜有机会直接指挥主力作战。此番被任命为河南军区司令，他总算迎来重新独当一面的时刻。
若把红军时期的将领按“山头”划分，王树声的名字与徐向前、陈赓一道，被自然归入红四方面军序列。四方面军主力迁徙川陕前后，战斗频度与烈度均居各路红军之首。1932年，四个师（10师、11师、12师、73师）转战川北时，王树声作为副总指挥兼军长，作战位置仅次于徐向前。彼时他不到三十岁，却已在鄂豫皖厮杀中练出一副“猛张飞”般的胆气。
然而四方面军后续命运多舛。1936年西路军西征，王树声随部进入河西走廊，惨烈程度无需赘述。祁连山游击的那段黑暗日子，他每日靠一把青稞面维系生命。历经艰险返回延安时，周恩来拍拍他的肩膀：“活着回来就是胜利。”这一安慰，等于变相允许他暂时离开前线，专心补课。于是，有了延安抗大、马列学院那段静心读书的岁月。
学习虽有裨益，也让他在抗战前半程“边缘化”。129师序列已满编，旅长职务显得低，副师长又不妥。最终，他被安放到晋冀豫军区当副司令，主抓区、队、民兵。地方建设重要，却缺乏刀光剑影的刺激，他的名字在战报中几乎找不到。直到1944年春，中原局势剧变，徐向前因重病无法南下，组织部才想起这位“老四方面”的硬汉。
赴豫西之前，王树声被告诫要“轻装上阵”。他自嘲：“担子不轻，包袱得扔。”带着从太行抽调来的一个旅，他在伏牛山、熊耳山反复机动，逐渐以嵩县、卢氏为核心建立根据地。敌军是汤恩伯残部，人数不算多，但装备精良且熟悉地形。王树声改用“小股分散、昼伏夜动”的打法，两个月内拔掉二十余个据点，让汤氏主力不得不转向洛阳一带收缩。
抗战胜利后，王树声所部编入中原军区，与李先念、王震并肩作战。三人各领一路，中原突围打得洒脱，却也付出巨大代价。1946年夏，他率部从大悟山南下鄂西北。那片区域原系川汉铁路腹地，国民党实行多层封锁，物资、情报都被切断。几个月下来，部队瘦得只剩骨架，枪炮弹药更捉襟见肘。一次夜谈，军区参谋向他抱怨补给断绝，他只回一句：“不能等，边打边找吃的。”话糙理不糙，却折射出当时的窘境。
身体病痛也在此刻集中爆发。疟疾反复、胃出血、旧伤作疼，逼得他不得不调往晋冀鲁豫后方修养。期间路过胶东，许世友多番邀请他留在华东兵团，他笑着摇头：“大别山那摊子，还指望我回去。”这种执念，既关乎个人情感，也关乎鄂豫皖那块老根据地的荣誉。
1947年，大别山战役打响。刘邓主力挺进江汉平原，后方必须迅速搭建支撑体系。桐柏、江汉、皖西、鄂豫四大军区相继成立，王树声被推到鄂豫军区司令的位子。为了给他减轻压力，原晋察冀悍将郭天民调来任副司令，主抓具体战斗。没人想到，分工虽清晰，却把郭天民这一“猛将”憋得满脸通红——大仗寥寥，小股战斗难解瘾，郭私下嘀咕：“到底啥时能痛快打一场？”
鄂豫军区运行一年多，敌我主力多次拉锯，虽无开阔大兵团对决，却为后续解放战争储备了兵员、粮草与根据地。1949年春，王树声调任四兵团副司令，归刘伯承、陈毅麾下。此刻四野、三野各显神通，华东激战方酣，他的名号却不似粟裕、黄克诚那样闪耀。一来四兵团主攻方向是西南，相对西北、华东战场火力密度小；二来他更多承担接收、剿匪与后勤任务，难有惊心动魄的大捷在公报里署名。
建国后，鄂豫皖山区土匪藉地理优势兴风作浪。中央决定成立湖北军区并下设大别山剿匪总指挥部，王树声被任命为第二副司令，专管此事。山高林密，水网纵横，他翻山越岭搜剿一年多，至1952年春旱之前，基本肃清股匪。地方干部曾打趣：“王司令是拿枪的水牛，拖得动山，也拖得动河。”
1955年授衔时，他被定为大将。有人替他鸣不平：论彪炳战绩或许不及粟裕、陈赓，论资历却绝不在他们之下。可王树声不在意，私下笑言军衔只是“工作服”的一部分。相比较光环，他更珍惜四方面军旧部兄弟情。每逢春节，总会写信给四川、陕西的老战友，“人散不散心”成了约定俗成的祝福语。
有意思的是，他对后辈要求极严。1970年，武汉军区一次军事汇报，年轻参谋用词夸张，王树声当场打断：“不要学唱高腔，数字要准。”一句训斥，让会场静得落针可闻。或许，漫长起伏的军旅生涯早教会他：浮夸掩不住真本事，低调未必是缺乏锋芒。
回望王树声走过的路，红四方面军锋锐时期的冲劲、祁连山浴火重生后的沉稳、豫西抗战独当一面的担当、中原突围失败时的韧性，环环相扣，塑造了他后半生的从容。他没刻意追逐惊人数据，却在不起眼的缝隙里筑牢一道道根基。历史往往青睐这种“沉底又能翻身”的角色，或许这就是王树声在内战年间看似“平淡”却依旧重要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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