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年青时，对两位近代人推崇备至，一位是曾国藩，一位是梁启超。当时，他因为仰慕梁启超（号任公），还曾以“子任”为笔名。梁启超有九个子女，其中梁思成（建筑）、梁思永（考古）、梁思礼（火箭）三个是院士，其他六个也都是各行业翘楚。
梁思礼是梁启超最小的儿子，1924年8月24日生于北京，1941年赴美留学。1949年10月1日，在横渡太平洋回国的“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上，听到收音机里传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后，他与严仁英（南开校父严修的孙女、中国围产保健之母）、王光超（严仁英的丈夫，北洋政府农商部总长王治昌、即王槐青之子，皮肤病专家）等同学激动不已，连夜赶制出一面五星红旗，围着红旗跳啊唱啊，激动不已……
1950年，刚被分配到邮电部的梁思礼根据单位安排，参加国际广播电台天线建设。他后来回忆说：“一个人从设计到草稿、施工、验收全包，30米高的天线木杆，想都不想就爬上去检查，什么保护装置都没有，浑身充满干劲。”
一年多之后建成，电台广播效果很好，欧洲和苏联都能收到中国国际台的新闻，中国也能很好地收到国外信息。接下来，国家确定了“两弹一星”的战略策略。作为钱学森院长手下的十个室主任之一，从“两弹一星”到“神舟”工程，所有这些伟大工程中，都有梁思礼的工作身影。
据说，曾有人问梁思礼：“您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他的回答是：“爱国！爱国这一课，我不曾落下半节！”
正如梁先生所言，他把毕生所学都用在了“爱国”这两个字上，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祖国，为祖国的国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梁思礼还讲过这么一个事情：“我在美国有一个好朋友林桦，当年我们在美国留学，我回国了，他留在了美国。他是波音公司的首席科学家，他搞的是美国的洲际导弹(民兵导弹)，我搞的是中国洲际导弹(东风导弹)。
“他的年薪是30万美元(上世纪80年代)，我的工资只有他的百分之一，他住在西雅图一个小岛上的高级别墅，回国时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我住在很普通的单元房子里。
“有人曾问我对此有何想法，我的回答是，他干的导弹是瞄准中国的，我干的导弹是保卫我们祖国的！”
中国的“东风”、美国的“民兵”和俄罗斯的“白杨”被并称为世界三大真理。
1965年梁思礼全家福，母亲王桂荃（后中），妻子麦秀琼（后右）。前排依次为儿子梁左、女儿梁红、梁旋。
梁先生在生活里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他常说：我提倡趣味主义哲学，要是绷着脸看人，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生命便成为沙漠。
文革后期，梁思礼去河南的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具体工作是喂猪。30年后，他讲解《全面质量管理》时，举了这么一个例子：“我在干校养猪，从配种、小猪接生、催肥喂养到杀猪吃肉，各个环节都是一丝不苟，进行全面质量管理，全过程控制，因而每头猪都达到标准出栏水平。”
于是，有人就问，屠宰猪的过程怎么控制？梁先生微笑着回答：“我一般不在场，对自己亲自喂养的猪下不了手。吃肉时厨房单独给我开小灶，吃素食。”
作为一个大科学家，在生活又能够做到如此安然若素，那真的是可敬可爱之人。2016年4月14日，梁思礼先生与世长辞，此去经年、如去愿先生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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