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框里的科西莫三世·德·美第奇须发稀疏、愁容满面，彼时，曾经辉煌一时的美第奇家族已是日薄西山。他统治的托斯卡纳地区的经济连年衰退，而他的三个儿女也都没有诞下子嗣。

在科西莫三世的肖像旁边，并置的两幅肖像，是他的儿女费迪南多和安娜，在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这对末代美第奇兄妹的家族相似性，广阔的额头，微凸的眼眸。安娜在晚年回到了佛罗伦萨，在父亲、丈夫、兄弟相继去世以后，她将美第奇家族数百年来积累的艺术收藏全部留给了托斯卡纳政府，这些收藏也构成了今日乌菲齐美术馆的基石。美第奇家族，作为文艺复兴以来最重要的艺术赞助者和收藏者，也被后世所称颂和铭记。

3月29日、4月12日，“提香：花神”和“最后的贵族”两个展览先后开展。这是东一美术馆和乌菲齐美术馆“五年十展”合作项目的第三、第四个展览，前者呈现的是16世纪文艺复兴威尼斯画派的杰作，后者则展示了18世纪的欧洲艺术概貌。

科西莫三世及其子女的肖像，出现在“最后的贵族”展览开始部分，既暗示了这些艺术作品背后的资本力量、赞助人对于时代艺术风潮的推动作用，也呈现了一个时代转折的契机——文艺复兴以后，艺术超越了宗教、皇家、贵族的范围，开始反映更庞大的市民阶层的生活和审美情趣，其形式变得更为丰富多彩，也逐渐更为我们当代人所理解和认同。

提香·花神：威尼斯风流

与佛罗伦萨一样，威尼斯也是文艺复兴重镇。威尼斯画派“三杰”提香、韦罗内塞、丁托列托，本次有多件作品在展览“提香·花神”中呈现。

提香活到了90岁，可以说是整个威尼斯画派最重要的艺术家。他宽松的笔触、对色彩的精妙把握，对于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的画家，乃至后来整个西方艺术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与展览同名的《花神》是提香青年时代的重要作品，也是美人画的代表之作。区别于宗教画中的肃穆静谧，或是一般肖像画中着重展现财富、权势、地位和品味，美人画通常是画家以模特为原型，按照自己的审美趣味画出的理想化女性形象。其模特通常是妓女或交际花，画中形象也可以大胆袒露皮肤、展现性感。这些丰腴华丽的形象，也代表了当时的审美风潮。

值得一提的是，展览中有多件展现女性形象的作品，都令人印象深刻。比如老帕尔马的《朱迪斯》，描绘的是经典的《旧约》故事：朱迪斯在民族危亡之际深入敌营，利用美人计灌醉敌军首领并砍下他的脑袋。画中的朱迪斯同样身材丰腴，粉嫩的圆手抓着敌人首级，衣服干净整洁，眼神坚定冷静，在如此紧张的时刻，画面中流露出的却是宁静优雅的气息。

文艺复兴虽说是以复兴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名义肇始，其内涵却是新兴资产阶级对于人文主义精神的倡导。反映在图像中，我们可以看到，展览中大量描绘神话故事的作品，其中表达的情爱纠葛、利益争斗，反映了当时艺术家对于神话故事中人性内涵的关注。

拥有七位妻子和大量情人的宙斯的故事，在多件作品中得到了呈现。丁托列托的作品《丽达与天鹅》，展现了宙斯变成天鹅与斯巴达国王的女儿丽达幽会的场景。这个故事在文艺复兴时期非常流行，许多重要画家都画过同题材作品。小巴萨诺的作品《劫掠欧罗巴》，则描绘了宙斯化身为一头白色公牛，劫走了腓尼基国王的女儿欧罗巴。在楼下“最后的贵族”展览，另有一幅《被劫持的盖尼米特》，描绘的是宙斯化作老鹰，将特洛伊的王子、美男子盖尼米特劫掠到奥林匹亚山。

除了宙斯以外，维纳斯的爱情故事也是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沉醉于描绘的主题。某种程度上，艺术家的创作，也是受到他们的赞助人的支持和保护的。他们所热衷的这些风流韵事，也反映了世人在经历了相对黑暗、禁锢的中世纪之后，向往更加自由的生活与精神世界的解放。

最后的贵族：新兴阶层的趣味

作为美第奇家族主支的最后一个直系后裔，安娜·玛丽亚·路易萨·德·美第奇在1716年丈夫去世后回到了佛罗伦萨。在弟弟吉安去世之后，她又独自生活了六年。根据周围人的回忆，晚年的安娜慷慨超然，将大把财富投入到宗教和慈善活动之中，并决定将美第奇家族的收藏全部留在托斯卡纳，向公众开放展出。

美第奇家族之后的乌菲齐美术馆，不断地进行收藏，也见证了欧洲艺术往后几百年的发展。在“最后的贵族”展览中，我们看到了欧洲艺术“下沉”的过程，艺术不再仅仅满足教廷、皇室、贵族的需要，也开始越来越多回应新兴资产阶级及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

文艺复兴以后，描绘日常生活场景的风俗画开始流行。风俗画与传统历史画的区别就是，它们并不特定指向一个特定历史事件或文学故事，内容更加自由，也更加丰富。在展览中，我们会看到如《在斯皮内琴旁的歌手与仰慕者》《忏悔》等具有戏剧性的场景画面，法国画家夏尔丹的作品《搭纸牌屋的男孩》《拿毽子和球拍的女孩》则风格相对寡淡，体现出岁月静好的气息。

静物画的发展，展现了物质生活的丰沛富足。例如克里斯托弗·穆纳里作品《有鸭、萨拉米香肠、培根、苹果、柠檬、橙子、花菜、甜菜、洋蓟和铜锅的静物》，描绘了充斥着生鲜果蔬、锅碗瓢盆的厨房场景。巴托洛梅奥·宾比的《土耳其武器与静物》，是一系列土耳其风格的器物的大杂烩。荷兰女画家雷切尔·勒耶斯的《静物》，则是将不同季节的几十种花朵融汇于一幅画面中，还点缀着十几种不同的昆虫。当时的画家喜欢用极致细腻的笔触来描绘静物，栩栩如生的画面，彰显了画家的技术高超，也是市民阶层喜闻乐见的风格。

那个时代，欧洲贵族子弟、富家子弟，喜欢在年轻时进行一场欧洲各国的游历，称为“壮游”。描绘城市风景的作品，也作为一种非常高级的旅行纪念品开始流行，与此同时，也涌现出一批善于描绘城市风光的画家群体。在展览中有多件作品，描绘了比萨附近的利沃诺港口、威尼斯大运河和总督府、佛罗伦萨的领主广场和阿诺河、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和圣天使堡、那不勒斯湾和维苏威火山。即便到了今天，其中大部分地方依然是意大利旅游不容错过的核心景点。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展览结尾部分，有三张来自中国的外销画：青松凉亭前，人们推车赶驴去赶集；乡村湖泊边，两头大象与几个人在一起；湖面小舟里，父子在读书，太太在抽烟，还有船工在撑船。仔细观察，这些作品的艺术水平并不算高，但颇有东西风格结合的趣味。这是由当时的托斯卡纳大公，后来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利奥波德一世，在布鲁塞尔和利沃诺的市场上购买的一批中国艺术品中的三件。

13世纪《马可·波罗游记》诞生以来，激发了欧洲人对于遥远东方的好奇心。随着大航海时代之后世界航路的开辟，欧洲与中国之间的商品贸易更为便捷。清朝时期，广州十三行诞生的外销画作品源源不断地送往海外，欧洲也在17、18世纪刮起了一股“中国风”。

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一觑商品贸易的本质，就是按照消费者的趣味、需求去创造。如果当时的欧洲人喜欢中国自然景观、风土人情和富裕家庭的闲适日常，那就呈现这些画面。如果欧洲人渴望了解水稻和茶叶的种植方法，或者丝绸和瓷器的生产方式，那就会有大量此类题材出现在市场上。其中难免也会出现很多看似奇特的画面，与其说更符合中国当时的真实情况，不如说，更符合欧洲人的期待和想象。

在这种时代风潮的裹挟中，即便如神圣罗马皇帝，或者是太阳王路易十四，都是这种风格的拥趸，借由来自遥远东方的艺术作品，他们也沉溺于对异域世界的想象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