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春娜 济南报道

今年61岁的杜泽逊先生，是山东大学文学院讲席教授、《文史哲》编辑部主编兼主任，古典文献学专家。自1987年第一次参与重大项目《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开始，从事古籍整理已经37年，成绩斐然，堪称国内业界翘楚。有人说，古籍整理好比地质队的野外勘探，是一个枯燥的工作，必须要甘于寂寞，不慕纷华，才能深入进去。那么，杜先生是如何在这一看似十分枯燥的领域，一干就是大半生呢？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对杜先生进行了采访，听他聊他的读书生涯，以及一头扎进故纸堆的前因后果。

走上古籍整理之路其实挺偶然

1981年，杜泽逊以枣庄市高考语文全市第一的成绩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当时的山东大学古典氛围浓厚，以文史见长的办学特色凸显。

沉浸在浓厚的学术气氛中，来到大学的杜泽逊常常“泡”在图书馆里读书。无论古今中外，都被他纳入阅读的范围。但有一年，一部符定一先生编纂的《联绵字典》吸引了他的注意。这是一部搜集了六朝以前的所有联绵字，解释双声叠韵词的词典。

姑且不论具体内容，一打开这本词典，杜泽逊就被一张图片所吸引。图片中，作者的手稿摞起来的高度比本人还高。编纂一本书就实现了“著作等身”，这无疑给年轻的杜泽逊留下了一些震撼。“我以后也想成为这样的学者。”这个念头从此深深地扎根在他的脑海中。

但杜泽逊走上古籍整理的道路，其实有一定偶然性。

因为当时学习古汉语比较多，一开始，杜泽逊定下的目标是报考当时山东大学文学院古汉语名家殷焕先先生的研究生。不过，当年殷先生在全国只招两个研究生。“我一个同学跟殷先生平时学得多，觉得竞争不过，这样还剩下一个名额，但认为压力太大，就产生了退缩的念头。”

既然报考殷先生希望不大，那未来的方向在哪里？此时也成了杜泽逊思考的问题。

1981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恢复，1983年当时的国家教委成立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简称“古委会”），批准在一部分高校成立了古籍整理研究所，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于当年被批准成立。

1985年，古委会成立的高校古籍所招收了第一届古籍整理研究生班，国家教委直接批名额，山东大学古籍所招了10名研究生。1985年，杜泽逊毕业，正好碰上古籍所招研究生，于是，他决定报考试一试，最终顺利考上。

在研究生班中，杜泽逊学习了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古籍导读等课程，作为正儿八经的古籍整理人才来培养。1987年，他毕业留校，仍在古籍所工作，被指定为王绍曾先生的助教。

在实践中长本事

古典文献需要熟悉很多文言文的原始文献和材料，理解起来难度大、消化过程长，但作为一名大学教授，如何培养更多的专业性古籍研究人才？杜泽逊认为，可以在项目中锻炼他们。而这个经验也是源于王绍曾先生的指导。

“在课堂上没有学到的知识，几乎都从王先生那里学到了。”自跟随王绍曾先生学习后，王先生就成为杜泽逊亦师亦友般的存在。

作为王绍曾先生的助手，当时杜泽逊的主要任务是参加王先生主持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第一次上手国家项目，彼时才二十几岁的杜泽逊尽管理论知识丰富，但具体的实践应用，还需要时间的考验。

光说不练假把式。掌握好真正的古籍整理研究，还需要走到实践中。为此，王先生给杜泽逊开书单，让其写提要。“王先生开的书单里有一百多部书，都是版本目录方面最重要的书。”杜泽逊称，“提要首先要理清藏书家的生平事迹、藏书的特色，继而梳理编这部目录的原因、要解决什么问题、有什么价值、有哪些罕见的书以及藏书是否得到传承等。”

一部、两部……两年的时间百余部书全部读完，每部书的提要都交由王先生批改，由此杜泽逊也清楚了藏书家的历史。

实际上，得到的锻炼远远不止如此。“王先生与好多老先生有书信往来，信里他们都用文言文。”来的信件，王先生也会拿给杜泽逊看，甚至有时回信也要等他先看完。“这样，我在了解这些学术信息的同时，能够学会用文言文写信。”

王先生还曾给过杜泽逊两本书，并让其据此写一篇评论。说是书，其实是由书信集结而成。这些书信是影印而成的行书，且没有标点，比较难读。

读不懂怎么办？先生已经布置下任务，无论如何也要迎难而上。杜泽逊只好反复读，了解语言习惯、有关的知识。“只要读懂了，就可以认识那些不容易认的字，断开不容易断的句。”

经历了一个暑假，杜泽逊埋头苦读，把这两本书“啃”下来后，写了一篇评论。“评论在王先生修改后，也最终发表了。”经历了王先生多次的“磨练”后，在杜泽逊看来，写评论实际上是了解民国年间著名学者、政治家等人物写信的称呼、格式、抬头、落款等内容的过程。

第一部像样的成果

从《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存目标注》，再到《清人著述总目》《清史•典籍志》……在从事的十个古籍整理项目中，杜泽逊认为第一部像样的成果是《四库存目标注》。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乾隆帝向全国发布诏令，命令各省官员广泛收集前朝有影响的书籍和本朝的著作。接到这个消息之后，安徽学政朱筠递上一份奏折，他向皇帝进言道，不如将明代的《永乐大典》当中征引的图书搜集出来，以供参考。次年二月，乾隆降旨派人办理此事，并正式宣布：这部即将编著的丛书，定名为《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的底本有六个来源：内府本、赞撰本、各省采进本、私人进献本、通行本、《永乐大典》本。合格的著作可以被抄入《四库全书》，但不合格的著作，不能被抄入《四库全书》，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

《四库全书总目》记载的书一万多种，其中三分之一是《四库全书》收入的，三分之二是“存目”，也就是《四库全书》未收而仅仅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保存了目录。其实，部分“存目”书早在清代就受到关注，乾隆时期就有了单行的木刻本，但毕竟《存目》之书是四库馆臣认定的“次等货”，受重视程度不够高。

1992年1月11日，腊月初七，位于琉璃厂海王邨大院内的中国书店还没有正式歇业，一本民国间学者批注的《四库全书附存目录》正懒洋洋地躺在书架上，殊不知，它的命运马上就要迎来改变。

彼时，杜泽逊正跟着王绍曾先生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因为《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是中华书局约稿，他多次到王府井中华书局送稿子。1992年1月，事情办完后，杜泽逊便抽空到琉璃厂寻摸老书。这一次，他正巧发现了这部《四库全书附存目录》。

这部书为线装本四册，当时价钱八十多块。之所以买这部书，是因为1988年冬，在毕业一年多后，杜泽逊及其研究班的同学们进行了硕士论文答辩，他的硕士论文正是与《四库全书总目》有关。在毕业后，他又跟王绍曾先生做《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学术方向可以说是目录版本学、四库学。

因是第一次见到单行本的《四库全书附存目录》，当杜泽逊把这本书捧在手里的时候，心里便隐约感知到了这部书的价值。重金买下后，便开始从事四库存目标注工作。

回到济南后，杜泽逊买了十几个硬皮本子，和爱人分工，把“存目”中的6793种书的书名、卷数、著者及朝代抄在十一个本子上。各书之间留下四行空白处，准备填写知见版本。但同时，主要的时间用于《清史稿艺文志拾遗》。

感受到《四库存目》重要性的也不止杜泽逊一人。1992年6月份左右，国务院第三次古籍规划会在香山饭店召开。会后北大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分会提出编纂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计划，获得国务院古籍小组组长匡亚明先生批准，季羡林先生任总编。

在那个时候，海内外对《四库存目》的6793种书作专门调查研究的只有杜泽逊一人，故而1993年他受邀参加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工作。而这一干，就在北京待了四年，一直到1997年10月底完工。“当时还兼顾着王先生的一个项目，他还让我早回来咧。”

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完工后，杜泽逊开始写定《四库存目标注》。到2005年，《四库存目标注》写定工作完成，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从1992年算起，前后15年，至此，代表作《四库存目标注》最终完成。

“有些事情总得有人干”

影印、校勘、标点……古籍整理周期长，实打实是个需要耐得住的活。一部大型图书的修订，常常需要多年，由多人协同完成。

投身于古典文献学几十年，杜泽逊曾先后主持或参与多项国家、省级重大古籍整理编纂项目。细数发现，这些项目，几乎每一项都旷日持久，短则几年，长则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2004年开始的《清人著述总目》项目、2012年开始的《十三经注疏》汇校点校工程、2017年正式开始的《日本藏中国古籍总目》、2021年12月正式立项的《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2022年底正式启动的《齐鲁文库•典籍编》……目前，杜泽逊手头上的大项目齐头并进。

时间是最好的工具。在数十年如一日的工作中，项目成果开始逐渐出现。

一套木刻版的《十三经注疏》有一万多个版面，重要的版本有15个，每个版本要校对三遍。“按页数算，《周易注疏》在整个《十三经注疏》中占3%，这3%的内容就要15个人校对一年。后来又花了两年的时间校对完了《尚书注疏》，它的页数占比是6%。”换而言之，三年中，15个人校对了9%。

按照当时工作量来算，要完成《十三经注疏》汇校点校工程，一个人就要校对许多年。无奈下，只能扩大团队人数，由15人变成了35人。

团队人员变多，开支相应增多，这些年来，经费早就已经花光。这里凑凑，那里挤挤，维持到现在。不过万幸的是，《周易》《尚书》《毛诗》已经完成校对工作。

《十三经注疏》繁琐的工作也是古籍整理研究的一个缩影。《清人著述总目》项目更是20年才出了清样。

“《清人著述总目》项目开始时，网上资料还不那么丰富，所以采用了传统办法——抄卡片。”参加抄卡片的师生共300多人，共抄制卡片130万张。经过合并重复，计得清人著述22万7千种。2012年完成后，又陆续修订，2023年暑假才由中华书局出来清样，16开40册，共25000页。

“从41岁开干，到61岁出清样，什么样的考核才耐得住呢？” 虽说做的是国家重大项目，但学校的考核只承认正式出版物和发表的期刊论文等内容。二十年才出清样，这就意味着二十年间这个项目的考核都是零分。而杜泽逊参加的重大项目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后才能出成果，势必在考核上要吃亏。

不仅如此，这些年来，因为一直在做集体项目，杜泽逊毕业时想做的项目基本都没有机会，“只有《四库存目标注》算是自己做的。”

1988年，杜泽逊撰写的硕士毕业论文与《四库全书总目》有关，为了写好这篇论文，他在1987年至1988年间用10个月读完了《四库全书总目》（简称《四库提要》）200卷，并据此做了10类卡片，即十个专题。

可惜的是，论文只写了其中一个专题 “辨伪”，即《四库提要辨伪学发微》。另外九个专题的卡片一直捆着，36年至今没有打开。

那么，他后悔吗？他说不后悔，因为这些工作总要有人干。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医生救人的命，古籍整理则救“书”的命。“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基因，凝聚着中华先人的智慧、经验和哲理，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承载者和见证者。让湮灭的典籍重新浮现在人世间，是我作为一个读书人的使命。”

今年1月，杜泽逊又担任了《文史哲》编辑部主编兼主任。但他说，无论干什么，肯定还会继续从事古籍整理工作，这辈子是不准备从故纸堆里爬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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