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初春的一个早晨，太阳跃出地平线，东方天际一片朝霞。大别山层林尽染，村落炊烟袅袅。
朝霞中，一个约20出头的壮实后生，走出大别山北麓的河南省光山县新集镇范店街村。
只见他身上背着打补丁的青布包袱，脸上流露着几分坚毅，乂挂着几分依恋，边走边回头，终于在村头的一棵老槐树下站定。
他抬头看了看村里，又看了看村子四周，然后，紧了紧背上的包袱，深吸一口气，仰着头，沿着新集的乡间小路，步履坚定地朝南走去。
这个年轻后生，名叫陈汉清，也就是后来改名的陈波。此行，他要去投奔红军，为穷人打天下。
这是一条多么熟悉的路啊！陈汉清不知走过多少次。哪里过坎，哪里上坡，哪棵树下能歇脚，哪个村头的狗咬人，他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陈汉清的父亲是推车夫，几十年来从新集码头运粮到范店街村北的粮库，天天推着独轮车，上坡下坡，吱吱扭扭，走的就是这条路。
尽管父亲在这条路上寒冬酷暑地忙碌着，但还是养不活一个五口之家。到头来，家里仍是地无一珑、房无一间，全家人衣不遮体、食不果腹。
陈汉清10岁那年，母亲因无钱治病，眼瞅着被病魔吞噬了年轻的生命。
为了给母亲办丧事，父亲四处求人，又欠下一屁股债，日子过得更加艰难。
为了还债，父亲先是将女儿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后又将刚满13岁的陈汉清送到新集镇上的饭店当童工。春去冬来，陈汉清度过了三年艰难的童工时光。
16岁那年，陈汉清跟一个本家陈掌柜学裁缝。他生来聪慧，加上勤恳好学，仅两年时间，就学会了长袍短褂、裙服套服、衣帽鞋袜的缝纫。
三年学徒期满后，陈掌柜看他勤快，活儿做得好，就留他在裁缝铺里，但陈汉清干了一个月。
陈掌柜欺他年少，同样的活儿，别人拿15个铜板，陈汉清只拿两个铜板。
同工不同酬，他心里顿时来气，找陈掌柜理论，掌柜反而大打出手。陈汉清一气之下跑回家，跟一个姓曾的师傅走村串户地揽活做，成了吃千家饭、穿百户衣的乡间裁缝。
不久，他就发现曾师傅也不是个省油的灯，陈汉清干着大工的活却拿着小工的钱。
穷人处处受剥削、受压迫。父亲让富人剥削了一辈子，落下一身病。陈汉清不甘再继续受欺负，决心自己单独揽缝纫活。
由于他年龄小，涉世浅，富人不找他，给穷人干了又收不到钱，结果还是当裁缝的无衣穿，整天为生计发愁。
正当陈汉清寻求穷人怎么才能不受剥削、不受压迫的道理时，听说为穷人出气的共产党在光山县南的几个县打土豪分田地，农民运动搞得红红火火。
还听说大别山西边的麻城县出了个叫王树声的人，很是了不起，还成立了红军，专门带领穷人打土豪，开仓分粮，火烧“阎王账”。
陈汉清兴致勃勃地跑回家，父亲头一回看到儿子这么高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问：“汉清，得啥喜事了？”
他便把听到的消息告诉了父亲，并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父亲也向往翻身解放，便对儿子说：“爸支持你，到南边去，跟着共产党闹，说不定会给穷人闹出一条出路！”
就这样，陈汉清告别父亲，踏上了寻找红军、寻求穷人翻身解放的道路。
陈汉清不知不觉来到北界河边。这里是-个三岔路口，可徉东、往南、往西，正当他犹豫走哪条路时，遇到一个30岁开外农民模样的人。
两人一聊，原来那人也是找共产党的。两人的目的不谋而合，于是结伴而行。
几经周折，终于在豫南柴山保（今新县陈店乡）龙佛寺找到“鄂豫皖缝纫厂”一-这是鄂豫皖苏区第一家红军被服厂。
被服厂主任吴先保听说陈汉清是裁缝，当即表示要留他在被服厂工作。陈汉清一时没有答应。他想当红军，打土豪，分田地，跟敌人刀对刀、枪对枪地干才痛快。
吴先保耐心地给陈汉清讲革命分工不同的道理，上前线打仗，在后方做被服，都是革命的需要。听吴先保这样说，陈汉清便答应留在被服厂工作。
当裁缝，是陈汉清的特长，轻车熟路，干得自然很出色.几天之后，他就当了班长。
由于他工作努力，学习刻苦，思想觉悟提高很快。1929年7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入党誓词中的“模范带头，革命到底”八个字，就成为他在漫长革命道路上的座右铭。
在党的领导下，鄂豫苏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会剿”，红军和地方武装进一步壮大。1930年4月，红一军在黄安北的箭厂河（今属新县）成立，许继慎任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
陈汉清得知此消息后，坚决要求离开被服厂参加战斗部队。吴先保同意了他的要求，并开具了介绍信，让他直接交给曹大骏政委。
陈汉清如愿地从后方来到前方，开始了充满硝烟的战斗生涯。
陈汉清来到红军战斗部队之时，正值鄂豫皖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之际。
他被编入红一军第一师第二团第三营，随部队首战京汉线杨家寨车站，之后又参加了打杨平口、克花园、攻潢川等战斗。
由于他作战勇敢，完成任务出色，很快脱颖而出，时间不长就担任了排长、连指导员。这时，他改名为陈波。
1932年秋，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撤离苏区，西征进入川陕边区。
时任红四方面军参谋处书记（即参谋）的陈波随部队转移，参加了开创川陕根据地的斗争和反击由四川军阀刘湘组织的“六路围攻”。
此时的红四方面军，由于频繁的战斗，部队减员很大，士气受到影响。
为了激励革命斗志，红四方面军党组织决定在所属部队和机关中评选优秀共产党员，并给每一位优秀党员颁发《党证》。
优秀党员要经过党支部全体党员民主评议、支委会通过，并呈报上级党组织批准，才能获得由方面军统一制作并签发的《党证》。
参谋处60%的党员得到了《党证》。陈波也得到了这样的《党证》。
《党证》用细白布印制，上面印有革命导师列宁、斯大林的头像，写有获得者的姓名及入党、参加红军的时间，颁发单位及时间等。
陈波十分珍惜这个荣誉，怕保管不妥弄丢了，就把《党证》叠成豆腐干似的小方块，一针一线地精心缝在裤腰上，随身携带，人在证在，与《党证》共存亡。
红军时期的党证
70年后，他仍然把这个《党证》带在身边，珍爱一如从前。
1935年初夏，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踏上了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
这时，陈波调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师第三十团参谋主任，主要协助团领导组织好部队行军，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战斗。
陈波恪尽职守，终日忙碌不停。他时而跑到部队前面，带领战士侦察敌情，及时拿出战斗方案，供领导决策参考；时而负责断后，落实团领导的指示，掩护部队安全转移。
由于连续行军打仗，国民党军队又围追堵截，部队供应遇到了空前的困难，弹尽粮绝，无以为继.官兵没有吃的，只好吃野菜，其实哪里有那么多能吃的野菜呢？
饿急了，就随手抓把草往嘴里一塞，只要不苦就认为可以吃，先填充肚子再说。生存是第一位的。
部队快过金沙江时，陈波由于吃了有毒的野草，中了毒，连续几天拉肚子。
俗话说，好汉敌不过三泡稀。几天下来，他身体明显瘦弱，两眼凹陷，四肢无力，只能踉跄而行。
当他看到自己的大便变成黑色时，觉得自己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因为许多战友就是在拉黑色大便不久后倒下的。
几天后，部队来到了金沙江边。由于江水暴涨，水流湍急，部队在江边暂时停了下来，并就地进行短暂休整。
经过几天休息，陈波挣脱了死神的威胁，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跟随部队一起走完了长征。
1937年8月，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陈波任总部特务团副团长，跟随朱德转战山西抗日前线。
抗战期间，太行山反“扫荡”战斗激烈而频繁，物质生活艰苦自不必说，武器弹药得不到及时补充最令大家揪心。
巧得很，有一次对日军作战，某团在太行山下捣毁了一个反动民团，发现了民团的修械所，缴获了几台车床和翻砂设备。
这可是会下蛋的“母鸡”呀！官兵们人背车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这些笨家伙移进了黎城县境内的一个山洞里。太行山八路军唯一的兵工厂黄崖洞兵工厂便由此而来。
黄崖洞，也称黄烟洞或黄龙洞，是一个天然石洞，高悬在一道峭壁上。
石洞外高25米，宽18米，内深72米，口小内大，浑然天成，因此成为八路军兵工厂极为隐蔽、天然的物资弹药仓库。
在黄崖洞区域内，洞外有沟，沟里有场，虎踞龙盘，地形隐蔽，能打能藏，易守难攻，绵延十多华里，实在是理想的兵工厂选址。
又由于这里群峰耸峙，山道崎岖，建厂十分困难。来此创业的广大兵工白手起家，自力更生，日夜苦战，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1940年春开始生产枪炮弹药。
兵工厂第一年年产的武器弹药就可装备16个步兵团，后来年产的枪械弹药可装备34个步兵团。
八路军首长对黄崖洞兵工厂的建设高度重视，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杨尚昆、薄一波等都先后到工厂视察，称其为八路军的掌上明珠。
然而，华北日军却视黄崖洞兵工厂为“眼中钉”，曾多次派部队袭扰和侵犯，试图摧毁这个武器弹药生产基地。
为增强黄崖洞的保卫力量，确保兵工厂的正常生产，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特务团团长欧致富、副团长陈波奉命于1940年11月进驻黄崖洞设防，改造地形，构筑战壕。
隐蔽的黄崖洞由于交通极为不便，外加日军封锁，兵工厂造枪、炮、弹用的钢铁原材料日趋紧张，厂长经常为此苦恼着急。
欧致富
陈波得知内情后说：“这有何难？到鬼子手里去抢。特务团加一条特殊任务：抢铁！”
得到上级批准后，陈波带领一个连的官兵，在深秋的一天夜里钻到冀中赞皇至元氏的铁路上，卸下一根铁轨，并连夜将铁轨抬进了黄崖洞。
这次“抢铁战”，及时解决了兵工厂军械生产的原材料困难，也为八路军获取“钢铁原料”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其后，从鬼子手里“抢铁”便成了特务团的家常便饭。
这年12月，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阎锡山制造“晋西事变”，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侵华日军也加紧了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实行分割、封锁的“囚笼”政策。
为了圆满完成保卫兵工厂的任务，特务团加紧部队的军事训练，进一步熟练手中武器，随时准备应付突发事件。
而兵工厂新研制的一些新武器，也需要特务团在训练中检验其性能，达到技术指标后才能出厂装备部队。
1941年3月，春风唤醒巍巍太行山，黄崖洞兵工厂也迎来了生产的春天。
一天，特务团在和煦的阳光下，以连为单位集中在一片开阔地上，听陈波讲述滚雷的使用方法。
讲完理论后，接着做示范演示。他命令部队后退300米，在远处观看，独自抱起一个西瓜大的滚雷，向山丘上走去。
“老陈，这雷是新制的，有危险，让我来吧，'欧致富知道有危险，走上前，要从陈波手中拿滚雷。
陈波何尝不知道有危险呢？他曾带领战友进行过拉雷试验、自造子弹试验……多少次试验，多少次示范，死神都侥幸放过了他。
本来，这次在讲解滚雷使用的要领之后，他完全可以把生的希望留给自己。可他没有，他每次都是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
也正因为有危险，他才要亲自进行爆炸试验，这次也不例外。他对团长说：“我有经验，还是我来吧。“
部队被带到安全地段。陈波一个人从容不迫地走向山丘，四周尽收眼底。
这时候，一群大雁排成“人”字形从头顶“咿呀咿呀”飞过，似乎在告诉他：“危险！小心！”又像是在提醒他“小心！危险！”
他望了望远飞的大雁，又看了看进入安全地带的战友们，定了定神，屏住呼吸，下蹲、隐蔽、按雷、擦火……
“轰隆！”不合格的滚雷爆炸了。巨大的气浪将他掀倒，陈波躺在血泊里。
当剧烈的疼痛把陈波从昏迷中唤醒时，他已经躺在左权县羊角村八路军医院的手术台上。
他不知昏过去多少次，又苏醒了多少次。经过医生们的奋力抢救，他竟又一次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只剩了一只右胳膊和两条无法弯曲的残腿。
有人看到昔日的红军战将成了这副模样，断言说：“他恐怕活不过50岁了。”
做完手术，陈波用仅有的右手摸到裤带上那只比火柴盒稍大一点的小皮囊，掏出装在里面的《党证》，白布做成的《党证》已经被鲜血浸染。
看着这比生命还宝贵的《党证》，他在痛苦中得到了安慰。
陈波从领取《党证》到血染《党证》，已经整整七个春秋。《党证》跟着他爬雪山、过草地，经历了崎岖漫长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到达陕北后，《党证》又跟着他转战甘南、宁夏、晋西……多少次行军作战，汗水把《党证》浸透;多少回冰封严寒，又将《党证》上的汗水凝成了冰……
躺在病床上，陈波想了很多很多。虽然不能冲锋陷阵了，但革命事业还有许多别的工作，于是他想到了笔，决心学习文化，将来用笔来为党工作。
10年前，陈波参军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他觉得文化水平低不光彩，而且难以胜任党交给的工作，于是就在戎马倥偬中努力学习，但时间毕竟有限。
现在负了重伤，他就把养伤看成是学习的好机会。
一本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既是政治教科书又是文化读本，他从中不但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还认识了不少字，交了许多新“朋友”。
没有左手，他就用一根木尺压平书本，阅读、书写。他的老师就是医院里的护士、医生和同屋的病友。
在残疾后几十年的岁月里，他凭着顽强的毅力坚持不断地学习，从不识字到识字，最后提高到一些重要的讲话稿都是自己动手来写。病残摧毁了他的肢体，却丰富了他的思想。
半年后，陈波这名学员“毕业”了。组织上让他到太行军区荣军学校当校长，缺少了一条腿的张和当副校长。
荣军学校遗址
荣校“学员”起初100多人，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和锻炼一个个都“毕业”上了前线，到后来仅有30多名缺臂少腿的战友，继续留在河北省内丘县园枣会村习文练武，养伤治病。
这个小小的山村坐落在大山的环抱里。山路弯弯，坎坷崎岖，二十户人家居住其间，交通十分不便，条件也很艰苦。
说是习文练武、养伤治病，其实并不十分的确切，连校长自己都觉得“牵强
习文，荣校既无教材，又缺教员。陈波只好用他从医院带去的《论持久战》和一些残缺不全的书籍作课本，一切都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大家一边学文化，一边学理论。
练武，荣校仅有三四支从日军手中缴获来的“三八大盖七陈波只好因陋就简，用棍棒代替训练器材，同样把训练气氛搞得很“火爆”。
再说养伤治病，荣校基本上是无医无药。一些轻伤员在当地老乡的帮助下，从山上采集些草药为重伤员治病。
好在这些“学员”都是一些久经考验的硬汉子，虽有伤痛，却没有呻吟；虽有危险，却没有惧怕；虽然艰苦，却没有愁容。
荣校里飘扬出歌声和读书声，都在向世人报告：他们无所畏惧，身残志更坚！
生命是一种奇异的现象，特别是生命对艰难困苦的承受力，远远不是数字所能够显示的。陈波和他的“学员”们就是在困境中展现了生命的顽强本质。
对陈波来说，他身上的担子很重。他首先要让这些缺臂少腿的“学员”尽快地做到生活自理，还要让他们掌握工作的一技之长和战斗本领。
这里虽然没有硝烟，没有厮杀，但艰苦的生活和严格的训练，却时时刻刻考验和锻炼着每一个人。
论伤残程度，陈波不比别人轻，但他却能处处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在训练爬山、骑马和单臂射击时，有的同志信心不足，他就先练一步给大家看。
一次，在练学骑马时，由于两腿无力，马跑得太快，他从马背上摔了下来，碰到一块石头上，一双伤腿顿时鲜血直流。
他只简单地包扎了一下，又爬上马背继续练习。就这样，他不知道从马背上摔下来多少次，从山坡上滚下来多少回，也不知道流了多少汗，承受过多么大的疼痛……
失败、成功，再失败、再成功。陈波终于学会了爬山、骑马和单臂射击动作。陈波的行动，感染和鼓舞着荣校的每名“学员”。
园枣会村虽然几乎与世隔绝，但嗅觉很灵的日伪军却不时地来袭扰。不到半年时间，日伪军就多次来园枣会村“光顾”。荣校每次都是在乡亲们的帮助和掩护下，巧妙地脱离危险。
一天傍晚，“砰！砰！”几声清脆的枪声划破长空，由远及近，在寂静的山谷中回荡。
不一会儿，村子里的狗就“汪汪”地叫起来。村农会主任老王带着两个民兵匆匆跑来向陈波报告说：“山口发现日军，有五六十人，看样子又是来找荣校。”
“老办法，民兵到山口埋伏，你带乡亲们向后山转移，我和张副校长组织伤员跟进。民兵、乡亲、荣校学员分头行动。”陈波朝远处看了看，果断地对老王说。
由于荣校“学员，，大都缺腿少臂，行动缓慢，乡亲们隐蔽好了，“学员”们还在一瘸一拐地朝前赶。
忽听身后枪声大作，阻击日军的民兵抵挡不住退了下来，陈波一看急了，忙从山坡上几个滚身，来到民兵跟前站起：“大家跟我来，顶住，坚决顶住！掩护伤员转移！”
民兵们在陈波的带领下，重新组织阻击，终于打退了前来搜捕的日军，保护了伤员。
1944年春，随着日军“扫荡”进攻日益频繁，园枣会荣军学校随吋有被吞食的危险。中共中央命令陈波等3名团级干部前往延安养伤。
从冀南内丘到陕北延安，西行之路千里迢迢，要穿过日伪数道封锁线，危险无处不在，没有部队护送，连健壮人也没有把握。
日军封锁线
陈波和大伙动了番脑筋，尽可能地想好了途中应变的种种办法。穿军装目标大，他们就头扎白肚巾，化装成老白姓。
每人一匹毛驴当乘骑，时而晚上走，时而白天行，翻太行山，过汾水、黄河，终于平安地抵达了延安。
老战友相会延安，无不感到惊奇。他们说：“那么多鬼子封锁线，没拦住三个缺胳膊少腿的伤残人，实在是奇迹！”
1945年8月，在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为夺取东北的抗战果实，利用美国的军舰，从海上向东北大肆增兵，进攻解放区，抢占大城市。
鉴于东北严重军事斗争已不可避免的形势，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岀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
同时，延安组织了以晋绥军区政治委员林枫为团长的“赴东北工作干部团"，马不停蹄地奔赴东北。
林枫
正在延安休养的陈波看到了东北的紧张形势，便向中央组织部提出申请，要求参加“东干团”，去东北工作。
组织上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没有批准。陈波就找林枫“走后门”，当面要求去东北。林枫看着这位仅有一只右臂、双腿残疾的同志，先是一愣，随之也劝他留在延安。
陈波不依，软磨硬缠，就是不走，林枫终于动心，但还是犹豫地问：
“东北气候恶劣，条件艰苦，你的身体恐怕难以适应。再说，途中还要通过敌人的层层封锁线，你还是留在后方好。”
“林政委，我的肢体是残疾了，但没有别的疾病。我是共产党员，请组织放心，我绝不会拖累部队行动。”陈波去意已定，决不动摇。
这时，有人指着门前的一匹烈性马说：“你上马兜圈，不从马上摔下来，林政委就会批准你。”
不等林枫阻止，陈波已接过缰绳。只见他右手一按马背，身子前顷，再向上一蹿，稍一转身，那两条不能弯曲的双腿便钳子似的夹住了马背。
进而朝下轻轻一压，那马便撒开四蹄飞奔起来，十多分钟后回到了原地……
林枫见状，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就这样，陈波成了“东干团”的一名特殊成员。骑马、乘车、徒步，走了两个多月才抵达沈阳。
这时，国民党军队四处抢夺地盘，掠夺人民抗战胜利的果实。东北民主联军针锋相对，以牙还牙。
陈波奉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部长叶季壮命令，只身来到铁西局接收日军一个军用仓库。
这个仓库，位于沈阳市西郊，库长数十华里，遍地都是枪炮、弹药和被服。
叶季壮
看守仓库，虽然没有枪炮声与兵刃相见的厮杀声，但日军和伪满军的残余尚未完全消灭。
他们对于人民的胜利怀恨在心，常常三人一伙、五人一群地在沈阳城内外抢劫、杀人。
蒋介石又利用国共两党在东北会谈做烟幕，整日里从天上、地上、海上，由关内向关外不断地运送军队，如同饿兽般扑过来。
陈波为了看好仓库，昼夜守卫，子弹上膛，枪不离身，既防火又防盗，更防备国民党军队来抢劫。
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紧急调兵东北，配合由东北抗日联军编成的东北人民自卫军进行武装接收。
当八路军南下第二支队司令员刘转连、政委晏福生率领第三五九旅约3000人赶赴东北时，由于行动紧急，部队没有带足给养、枪支、弹药等。
陈波听说后，毫不犹豫地打开库房，让第三五九旅干部战士随意挑选，确保部队装备齐全。
和陈波同为独臂将军的晏福生
晏福生是一位失去右手的独臂将军，他紧紧握住陈波的右手，风趣地说：
“咱俩巧了。你没有左臂，我没有右臂。你用右臂为我们发放枪支弹药，我用左臂带领部队打仗，真是配合默契啊！”
1946年初，停战协定签订和政协决议达成后不久，国民党反动派便背信弃义，先后在重庆、北京等地制造了一系列反共、反人民的严重事件。东北自然也不会“风平浪静”。
2月3日，农历腊月三十晚。就在东北三省人民沉浸在喜迎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新春佳节之际，国民党通化市的党部和日本投降人员相互勾结，在通化发动了预谋已久的武装暴乱。
当时，东北民主联军后方保安司令部驻守通化，陈波担任司令部参谋长。他对此次暴乱早有觉察，并进行了必要的预防和相应的准备。
早在1945年9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驻通化日军关东军第一二五师团一部分人仍不甘心失败，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就阴谋策划暴乱。
藤田实彦
为了防止突发的事变，上级指示陈波密切监视日军投降人员的行动。
1946年1月，国民党与日军投降人员寻衅滋事，打死两名八路军执勤战士。
事发后，陈波即率领司令部人员赶赴现场，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他预感到敌人可能还会有大规模和大范围的行动，当即进行周密部署，同时加强了机关和部队的值班。
不出陈波所料，敌人迟早要开始下手了。
藤田实彦大佐和国民党通化市党部书记孙耕骁决定在通化市民欢度除夕，趁八路军通化支队主力赴外地值勤，城内兵力不足之时，发动反革命武装暴乱。
除夕晚上9时，暴乱开始。日本投降人员和暗藏在通化地区的反革命分子，秘密向市电报局、公安局、通化支队部驻地附近运动。大年初一凌晨4时，全城突然断电，一片黑暗。
城外玉皇山顶点燃了三堆火光，在黑暗中分外的刺眼——这是敌人发起暴乱的信号。顿时，枪声大作，喊声震天。
陈波听到枪声，当即赶到司令部值班室坐镇。在支队政委吴溉之的协助下，调动驻通化东北民主联军及八路军各单位平暴。
又命令通化支队代理支队长王子仁带领支队五连跑步赶到市红十字医院，保护在那里住院治疗的八路军伤病员。
果然，在通化红十字医院工作的日本大夫、护士已在执行藤田的指令，开始对八路军伤病员进行血腥屠杀。
王子仁带领五连官兵奋勇拼杀，很快攻占医院，并歼灭了顽抗的敌人。
随后，陈波命令五连转兵通化行署大楼，通化支队三连同时向公安局大楼运动。
八路军通化炮兵学校警卫分队已经奉命在电报局附近中心广场南端架起迫击炮，向被暴乱分子抢占的公安局大楼轰击。
“标尺……放！”陈波现场亲自指挥。
炮校警卫分队向公安局大楼连发数发炮弹，将公安局大楼的墙壁炸出一个大窟窿。
“快跑！”藤田与暴乱指挥部人员四散溃逃-
摧毁暴乱指挥部后，陈波又命令通化支队乘胜拔除暴乱分子设在变电所、电报局等处的据点。
通化支队在剿灭残敌时，遇到了新情况。陈波得到部队报告：公安局办公楼旁有座别墅式小楼，楼里软禁着末代皇帝溥仪的“妃子”李玉琴，人称“皇后娘娘”。
“陈参谋长，让我们去看看皇后娘娘是啥模样！”有好奇的战士提议说。
陈波觉得这里既有军纪问题，更有政治问题。他严肃地对部队说：“谁要动皇后娘娘一根毫毛，军法惩处！”
说罢，他随即调来一个班的士兵，并配备两挺机枪，把小楼严密封锁起来，防止敌人狗急跳墙，窜入小楼，把“皇后娘娘”捉去当人质。
李玉琴
“报告陈参谋长，炮弹碎片擦伤了‘娘娘’的脸，‘皇家’人要求给她包扎。”看守小楼的战士报告。
“卫生员快去！”
“首长，你不让碰‘娘娘’的毫毛，我咋个包扎啊?”卫生员调皮地说。
“司令部不是有女指导员吗，让她去！”陈波一想，“皇家”规矩多，男女授受不亲，当即回答说。
“可女指导员不会呀！”
“现教现学，学会就去！”
近些年来，一些写末代皇帝溥仪的书，都提到中共女兵为“皇后娘娘”包扎伤口的事，还说女兵和蔼可亲，使“皇室”成员打消了对共产党的恐惧心理。
可谁也没有说清楚“皇后娘娘”是如何受伤的，女兵在何种情况下“出诊”的。其实，又有几个人知道这位女兵“出诊”的内情呢？
战至午夜，通化支队在陈波的指挥下，终于平息了日军投降人员策划的武装叛乱，打死打伤敌人5000多人，活捉藤田实彦大佐。
可以说，在平息通化暴乱的斗争中，身为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的陈波临危不乱，应对有方，是我军能取得全胜的关键。
之后，陈波调到铁路部门工作，毛泽东访问苏联时，陈波不敢有丝毫懈怠，日夜奋战，一举歼灭了企图在隧道暗杀毛泽东的国民党匪帮，获得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嘉奖
1950年后，陈波历解放军总参谋部警备部后勤部政治委员，武警部队后勤部政治委员，第二炮兵后勤部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在革命战争年代里，陈波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革命胜利后，党和人民也记着这位独臂将军的功劳，给他以应有的照顾。
而陈波对于组织上给他的一些照顾特殊总是婉言谢绝。他说：“我是普通一兵，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个人特殊了，就会脱离群众。
陈波在工作中
1970年后，陈波担任二炮后勤部顾问，当时二炮住房紧张，不少干部和将军没房住。
陈波主动把组织分配给他的一套“将军四合院”让了出来，搬进了团级干部住的筒子楼，一住就是14年，一直到入住干休所为止。
1965年，陈波的长女陈发即将初中毕业。一天晚上，他正全神贯注地批阅文件，猛抬头发现女儿站在身旁。
女儿平时功课不是很好，央求爸爸给她走门子升学或找个理想的工作，还说：“凭着你这一只胳膊和两条残腿，人家也会照顾的
陈波望了望女儿，深情地说：
“孩子，革命为我留下这两条残腿，是要我去走先烈没有走完的路。如果凭着它去要照顾、谋私利，烈士纪念碑上的石头也会流泪。”
“你要是觉得委屈，就去天安门广场的纪念碑前哭吧，等把眼泪流干了，你就会明白这里头的道理。”
陈波晚年在庐山疗养院
这些铮铮作响的话，打动了女儿的心，她主动要求到京郊南口农场当林业工人，一干就是5年。其余3个孩子一个接一个地来到陕北农村插队劳动。
陈老的人生历经磨难。幼年丧母，生活无以为继，被迫进饭店当童工。
长征途中，由于误食毒草中毒，几乎命丧茫茫草地。抗战时，试验滚雷，不幸炸断左臂，炸残双腿，险些丢了性命。
在众多不幸、挫折、坎坷的“伴随”下，他走过了百年漫漫人生路，活了101岁，是身患残疾的开国将军中最年长的。
这令人称奇，也令人感叹和敬重。陈老的养生之道是什么？何以能够走过苦难的阴霾，见证生命的彩虹？
面对众人的寻访，陈老说：“人得有点精、气、神。我可以没有左臂，也可以没有双腿，但不能没有精神，不能没有追求。”
“正如毛主席说的，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要勇敢地去面对人生的磨难，畏缩不前就会是死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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