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郝田虎

20世纪初，在日本留学的青年鲁迅注意到弥尔顿和弥尔顿的撒旦形象。鲁迅与弥尔顿是怎样产生联系的？对弥尔顿笔下的撒旦形象，鲁迅作出怎样的解读？为什么说在弥尔顿中国接受史中，“鲁迅传统”影响深远？请您与我们在文中寻找答案。

英国大诗人弥尔顿深度参与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有人说，弥尔顿的笔和克伦威尔的剑共同成就了共和国的伟业。弥尔顿在史诗代表作《失乐园》中塑造了反抗上帝、不屈不挠的叛逆天使撒旦这一不朽的文学形象，在世界文学画廊中熠熠闪光。弥尔顿笔下的撒旦形象历来是人们关注和争议的焦点，作为革命诗人的弥尔顿与其撒旦形象密不可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布莱克甚至声称，弥尔顿“与魔鬼同党而不自知”。20世纪初，在日本留学的青年鲁迅注意到弥尔顿和弥尔顿的撒旦形象。在《科学史教篇》中，鲁迅把弥尔顿和路德、克伦威尔、华盛顿、卡莱尔一起视为伟人，“后世瞻思其业，将孰谓之不伟欤？”这种列举是梁启超式的，而鲁迅文采斐然：“盖中世宗教暴起，压抑科学，事或足以震惊，而社会精神，乃于此不无洗涤，熏染陶冶，亦胎嘉葩。”研究表明，鲁迅作为《新小说》的订阅者，其小说观受到梁启超很深的影响。1906年，鲁迅怀着科学救国的梦，出版了他自日文转译的科幻小说《地底旅行》，原作者为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小说第六回末有一首歌，其中提到了撒旦：

进兮，进兮，伟丈夫！日居月诸浩迁徂！曷弗大啸上征途，努力不为天所奴！沥血奋斗红模糊，迅雷震首，我心惊栗乎？迷阳棘足，我行却曲乎？战天而败神不痛，意气须学撒但粗！吁嗟乎！尔曹胡为彷徨而踟蹰！呜呼！

这是探险家列曼的助手亚蓠士“危坐筏首，仰视晴昊，俯听波声，欢喜不尽”时所歌，可以名之为《进兮歌》。有人认为这首雄壮的歌像马赛曲，实际上，这首鲁迅原创的十四行诗歌更像是他写的弥尔顿《失乐园》读后感，热情讴歌了敢于行动、不屈不挠的“伟丈夫”，其特征是撒旦式的反抗精神。鲁迅自注称：“撒但与天帝战，不胜，遁于九地，说见弥儿敦《失乐园》。”他提醒我们注意的材料来源不是《圣经》，而是《失乐园》。由于《地底旅行》1903年部分发表于《浙江潮》，所以鲁迅开始认识并赞扬弥尔顿的撒旦是在1903—1906年之间，他阅读的是德语译本《失乐园》。在《进兮歌》中，撒旦为了摆脱“天”（上帝）的桎梏和奴役，奋起反抗，不畏迅雷（上帝的秘密武器）和荆棘（迷阳是带刺的小草），不惧流血牺牲，不怕失败，意气豪壮，勇往直前。除了“迷阳棘足”带有探险小说的明显特色外，其余描写正是对弥尔顿笔下的撒旦反抗精神的准确再现。

《失乐园》插图 古斯塔夫·多雷 绘

著名学者钱理群认为，日本留学时期的鲁迅思想以“立人”为中心，“立国”先“立人”，追求的目标是“个体的精神的自由”，这是鲁迅最基本的观念。笔者认为，撒旦精神是鲁迅“立人”思想的重要依傍，证据有三条。

其一，《进兮歌》感情丰沛，语调急切，作者在翻译过程中情不自禁地借小说人物之口，以第一人称呼吁国人莫再彷徨踟蹰，而要踏上征途，努力奋斗，像撒旦一样百折不挠，英勇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为个人和族群争自由。

其二，鲁迅自日语转译的凡尔纳另一部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弘扬了科学精神，主题是人定胜天，情节是枪炮会社制造大炮，将人送上月球探险。造大炮乃《失乐园》中撒旦所为，《月界旅行》的基本故事是撒旦式的，鲁迅翻译时添加的回末诗清晰地反映出这一点。“心血为炉熔黑铁，雄风和雨暗青林”刻画了熔铁和铸炮的情景，“硝药影中灰大业”指称了射击大炮，“咄尔旁观，仓皇遍野”描绘了大炮发射时“天柱折，地维缺”，无数旁观者“如飓风摧稻穗一般，东倒西歪，七颠八倒”的情形。这让人想起弥尔顿笔下的天庭大战中，撒旦一方的大炮威力巨大，众天使被打得措手不及、狼狈不堪，“他们成千上万地倒下，天使压着大天使”。鲁迅编译《月界旅行》时大概联想到了撒旦造大炮的情节，“天人决战，人定胜天”的宣言表明鲁迅受到严复译介的进化论的影响，其必胜信念预示了此后不久《进兮歌》的主题。

其三，在《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之后，1907年，26岁的鲁迅完成了《摩罗诗力说》，这是一篇著名的关于西洋文学的论文，它直接讨论了撒旦的故事。此文表明，早期鲁迅对撒旦的关注是密切的和一贯的。

鲁迅的身上沸腾着年轻的热血，他在异国发出先知般的声音：要么做撒旦，要么做奴隶！古老文明的最后光芒久已收敛，我们这个“影国”如死海一般僵卧着。萧条啊萧条！对新文化几十年的介绍仅止于引进“治饼饵守囹圄之术”。“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作为一名“精神界之战士”和“先觉”，鲁迅自己“别求新声于异邦”。在以《旧约·创世纪》为基础，叙述了人类的创造和伊甸园的失去以后，鲁迅以大胆的笔触向世人昭示撒旦之道的公正：

英诗人弥耳敦（J. Milton），尝取其事作《失乐园》（The Paradise Lost），有天神与撒但战事，以喻光明与黑暗之争。撒但为状，复至狞厉。是诗而后，人之恶撒但遂益深。然使震旦人士异其信仰者观之，则亚当之居伊甸，盖不殊于笼禽，不识不知，惟帝是悦，使无天魔之诱，人类将无由生。故世间人，当蔑弗秉有魔血，惠之及人世者，撒但其首矣。

“人类最初的反抗”是正当的，这是陷于囹圄者追求自由、无知者追求知识、活死人追求生命的正义事业。亚当应该反抗，禁果必须品尝。人类先祖以死刑的高昂代价，赢得了真生活的入场券。而这一切成为可能，都是在“天魔之诱”以后。是撒旦，而非上帝，赋予人类以生命：上帝让人做奴隶，撒旦使人过生活。撒旦是人类首位和首要的恩人，撒旦的血液在每个人身上流淌。对撒旦这一貌似悖谬的无神论解读发生在叛逆青年鲁迅身上，我们要从时代和历史环境以及鲁迅思想发展的视角去理解。

《失乐园》插图 古斯塔夫·多雷 绘

鲁迅所谓“摩罗诗派”（拜伦、雪莱、普希金等）的成员拥有最多的“魔血”，他们都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摩罗”一词来自印度，这里指“天魔”或者欧洲人说的撒旦，这个词同样适用于弥尔顿，虽然鲁迅并未像布莱克一样如此声称。鲁迅赞同英国桂冠诗人罗伯特·骚塞对拜伦的攻讦性命名——“恶魔派”诗人，他还引用拜伦的观点，认为“恶魔者，说真理者也”。鲁迅对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认知是通过日本学者介绍的。《摩罗诗力说》受到了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在英国学者亨特看来，对浪漫主义诗人而言，“撒旦挺身而出，反抗上天的咒诅，这一形象从故事中脱颖而出，成为弥尔顿本人的影子，因为弥尔顿是暴君和审查官的敌人”。

当然，启蒙主义者鲁迅对撒旦的新颖解读更多地意在批判国民性，而非重新阐释弥尔顿笔下的诗歌人物。日本学者山田敬三认为，鲁迅留学日本期间的翻译活动，目的是“改造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其实，鲁迅同期的创作活动和对撒旦的重新阐释指向同一个目的。他憎恨万马齐喑的国内现状，号召民众行动起来，进行反抗，所以将撒旦的血液自由地分送给了每一个人。“平和为物，不见于人间”。鲁迅希望中国也产生摩罗诗人，“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鲁迅自异邦所求的“新声”实为“心声”，乃撒旦之心、行动之心、反抗之心，以在中国人心中发动革命，惊醒他们的昏睡，行动起来，进行反抗。钱理群认为，对鲁迅而言，“民族危机在于文化危机，文化危机在于‘人心’的危机，民族‘精神’的危机”，“救国必先救人，救人必先救心”，“一个人，一个民族能不能发出自己的‘心声’，是这个人与这个民族是否‘自立’的一个最基本的标志”。鲁迅对基督敌人撒旦形象的解构正是为了疗治人心，以文学来解救文化危机和民族危机。正如王佐良在《论契合：比较文学研究集》中所言，“对鲁迅而言，从一开始，文学就不仅仅是文字、意象、形式、结构，而是和一个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某种东西”。

鲁迅并不精通英语，他和弥尔顿发生联系，是以日本或日语为媒介的。鲁迅以思想革命为目标，非常典型地解读了弥尔顿《失乐园》中的撒旦形象。鲁迅的思想革命在20世纪初无甚成效，因为他的思想太超前了，而且诘屈聱牙的文言文载体排斥了很多读者。鲁迅孤独地走着撒旦的道路，过着行动和反抗的生活，许多人恨他，但更多的人爱他。鲁迅自拟为“黑色魔鬼”，彰显了他的永远反抗者的形象。

鲁迅强调文学与革命之间的联系。他认为，“所谓革命，那不安于现在，不满意于现状的都是”，文艺是对现在生活带有感情的投入。他说：“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换句话说，文学可以是社会变革的武器和革命的工具，文学艺术和革命密切地关联在一起，现实世界中持续的革命自然带来革命文学。文学有阶级性。一般说来，把弥尔顿作为革命者介绍的个体都表现出“不安于现在，不满意于现状”，他们希冀激烈的变革，在精神上近似于鲁迅。鲁迅对弥尔顿及其撒旦形象的接受契合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的历史语境，因而影响深远，形成了“鲁迅传统”。100多年来，从清末到民国再到新中国，弥尔顿接受史中特色鲜明的无神论“鲁迅传统”影响深远，成为中国学术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激进人文主义者弥尔顿塑造的撒旦形象对中国无神论读者始终富有教益，这是弥尔顿当代性和世界性的重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