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毛先生和黄炎培在机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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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毛先生和黄炎培在机场交流

  • 背景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形式发表。当日,新华社转发此文。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解放日报》等全文转载。据称该文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成为实现党和国家历史性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
  • “两个凡是”:指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中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国共两党剑拔弩张的历史关头,第三党——抗战后期组建的中国民主同盟(即民盟)登场了;他们希望通过游说权变,实现国家和平。

1945年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等7位国民参政员联名致电毛先生、周先生,提出要访问延安,“希望继续商谈,以使抗战胜利早日到来”。

6月18日,毛周复电在重庆的中共负责人王若飞,让其转告7位参议员,欢迎他们到延安。27日下午,7位参政员向蒋介石当面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得到允可;7月1日,上述7位中、除王云五因病发高烧未能成行外,其他人乘专机到达延安。

7月2日下午,毛周等人在延安杨家岭会见6位参政员,并于晚上设宴招待。餐桌上,6位参政员中、当属左舜生与傅斯年心境最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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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参政会考察团在延安受到欢迎。自右至左:毛先生、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朱德、周恩来、王若飞

左舜生,湖南长沙人,与毛先生同庚;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前身)成立时,他出任秘书长,积极倡导反共。此次来到延安,仍坚持鼓吹反共灭共。

7月3日上午,他和毛先生单独交谈时,颇不识趣地说道:“我认为,一个国家的政党可以有多个,军队却不能个个政党都有。否则,就要发生内乱,国家就不太平。”

毛先生听出话里的弦外之音,答道:“我也主张一个国家只有一支军队,但要看军队掌握在谁的手里,为谁服务。要知道,一个没有武装的政党是没有力量的,被蒋介石视为土匪乱党的人,若没有一点儿自己的武力,根本无法生存,更不用说有发言权和改造社会了。老庚呀(湖南人叫同年出生者的俗称),你这个青年党的‘军事爷’(当时,民盟的组成主要是三党三派,青年党当时在盟内把持盟务,左舜生为青年党秘书长),怎么连这个道理也不懂呀!”

左舜生碰了钉子,仍不知趣,竟要求见毛先生的夫人(原上海著名影星蓝苹是他的梦中情人)。毛先生当即沉下脸来,再也不肯理睬这位无聊、蹩脚的浅薄之徒。

傅斯年早在五四运动时就是风云人物,抗战胜利后更是在北大代理校长,做了很多有影响的事情,可谓“不可一世”;而毛先生在北大时期只是一个图书馆助理员。傅斯年绝对不会想到一个说着“南方土话”的图书馆助理员,日后会成为比自己还要豪气冲天的巨人。

而毛先生在北大时其实就已发现了自己之前听闻到的一些事情浮夸成分很大。据傅斯年的侄子傅乐成说:“毛在北大写信给朋友,说他被孟真(傅斯年)先生和罗家伦等人欺骗了。因为他们不像他在长沙耳闻的那么优秀。”

因了北大的因缘,毛先生单独拿出一个晚上与傅斯年进行交谈,其中最著名的一个细节是,当毛先生谈及傅斯年曾在五四运动中大出风头,并为反封建与新文化运动做出过贡献时,傅斯年狡猾而又识趣地回应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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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先生与国民参政会考察团聚餐,毛先生左手起:章伯钧、冷御秋、黄炎培、林伯渠、左舜生、朱德、傅斯年

在延安,毛先生宴请傅斯年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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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毛先生宴请傅斯年一行

访问团共在延安逗留4天;7月5日早餐后,毛周等中共领导人亲到机场送行访问团。握别时,毛先生特地叮嘱6位到重庆后向蒋委员长致谢;同时,还托傅斯年转达自己对胡适老师的问候。

6位参政员回到重庆,除向国民参政会和蒋委员长递交了《会谈纪录》外,各人还根据自己的见所,撰写了报章文字或发表了谈话。访问团的盟主黄炎培在这次访问中,和毛先生讨论了“兴亡周期率”,非常兴奋,写成《延安归来》一书,说自己的延安之行“如坐春风中”。

左舜生的文章中则说:“七月五日那天,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毛带着他们一个七八岁的女儿(即李讷,时5岁)来送我们,两只秀美活泼的眼睛,看样子似乎和我在战前见过一次的蓝苹有点像,可是蓝苹本人依然没有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当我们的飞机起飞以后,我还是感到这是此行的一点遗憾。”

毛先生以120万中共党员领袖、130万中共军队首长之尊,对傅斯年的诚意相待并没换来傅斯年的好感。傅斯年说“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

傅斯年还说毛先生“至多不过宋江一流”,说“痛恨同去的人没有出息”“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去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等,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

此事的叙述到此为止。胡椒忽然悟道,庙堂之上曾有句话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仔细想来、这只是一句听起来完全正确、其实没有任何用处的废话。因为这句话存在一个致命的“盲点”。

譬如此例,这些个国民参政员访问团造访延安,从延安的革命实践至少被三个人检验出三个不同的结论;聪明的看官,你说谁检验出来的、哪一种结论才可以作为真理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