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中国，泛指从东汉到隋唐长达数百年的历史阶段，这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发展转型时期。由于战乱和民族融合，许多制度都在这一时期有了较大的转变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变迁。货币和财政制度与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国家命脉所在。在中古时期，钱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地位不断下降，物物交换和以实物充当货币的商品交易形式不断发展了起来。谷物和高档的布帛成为了货币的替代品，用于在百姓的生活之中进行交易。国家财政也以实物来征收赋税，发放官员俸禄。这种情况甚至到了隋唐时期仍然有遗存，如杜甫《卖炭翁》中提及“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这就是一种典型的以物易物式的商品经济，以红纱和绫来抵偿煤炭的价值。在中古中国的一段时期内钱币甚至已经失去了作用，从国家经济领域退群。其具体情况如何，且待笔者慢慢道来。
中古时期，金属货币退出经济领域
浅谈中古中国的货币与财政
从东汉开始，国家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就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变。西汉时期，国家主要采用钱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用钱来支付官员的俸禄。《汉书》记载：
“贡禹拜为谏大夫，秩八百石，俸钱月九千二百。廪食太官，又蒙赏赐四时杂缯、绵絮、衣服、酒肉、诸果物，德厚甚深。又拜为光禄大夫，秩二千石，俸钱月万二千。禄赐愈多，家日以益富。”
由此可见，作为西汉的官吏不仅可以廪食太官，每个月的俸禄也是以钱币的方式进行发放。在当时的民间市场，民众也用钱来进行日常的交换，武帝太始三年“冬，赐行所过户五千钱”。而当时的赋税也是以金钱来进行收缴，比如算赋（人口税）于汉高祖四年 正式实施。《汉书》注引《汉仪》中记载“初为算赋。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这就规定了凡年龄15岁到56岁的成年人，每人每年交纳120钱。称为一算。此外的田赋，汉初为十五税一，文景之治时期改为三十税一，也是以钱为计量单位进行收取。汉代的五铢钱直到如今还有大量的出土，长沙海昏侯大墓中就出土了数以十万计的五铢钱，足见当时货币的充足。
地下出土的大量五铢钱
而到了东汉时期，官方则开始以半钱半谷的形式发放官员的赋税。《后汉书》明言：“初，王莽乱后，货币杂用布、帛、金、粟。百官受奉例，.......凡诸受奉，皆半钱半谷。”汉光武帝时期，国家曾经想重新推行以货币为基础的经济政策，但是民间实物交换的风气却愈演愈烈。如
东汉冯衍曰：“据位食禄二十余年，而财产岁狭，居处日贫，家无布帛之积，出无舆马之饰。”
虎贲中郎将梁松“以缣帛聘请众，欲为通义，引籍出入殿中。”
到了元和年间，谷物奇贵，国家的财政告急，尚书张林直接上言：“谷所以贵，由钱贱故也。可尽封钱，一取布帛为租，以通天下之用。”皇帝无奈批准了张林的意见，从此之后布帛成为了东汉租赋的缴纳物，钱币也就不再“值钱”。到了东汉中后期，五铢钱的价值不断降低，巨量的钱币在社会流通中非常不便利。笔者在之前的文章中提及东汉的财政危机，国家通过卖官来缓解经济赤字。在卖官鬻爵的过程中，所使用的钱币数量非常惊人。“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这样的钱币数量足以使五铢钱的价值跌到谷底，所以民间开始以相对保值的实物进行交易也在情理之中。
东汉卖官加速了货币贬值速度
到了三国时期，由于连年战乱，三国鼎立，币制不一，民间还是以实物进行交换贸易。谷物和布帛依旧活跃于商业领域中。在曹操创业的过程中就开始以实物填充国库，《晋书·食货志》记载：
“及初平袁氏，以定邺都，令收田租亩粟四升，户绢二匹而绵二斤，余皆不得擅兴，藏强赋弱。文帝黄初二年，以谷贵，始罢五铢钱。”
这种税收模式和废止五铢钱的做法也是曹魏在经济上一骑绝尘、远超蜀、吴两国的原因之一。而晋朝统一之后，“谷贱而布帛贵”的情况依旧存在，所以钱币在当时仍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加上晋朝统一之后，全国上下崇尚奢华，石崇、王恺斗富仅仅是一个剪影。国家在经历了统一战争后就没有得到有效地休养生息。中央的统治者更加沉湎于虚幻的盛世景象之中，纸醉金迷不可自拔，最终导致五胡入华，山河破碎，经济上的若干问题就被推迟延宕了下来。
西晋上下一派奢靡之风
五胡入华之后，中原的经济几乎面临崩溃的边缘。直到北魏统一，国家的经济情况才有所好转。在北魏冯太后改制以前，国家的官员没有固定的俸禄收入，允许一定程度的贪污和抄掠，这主要还是因为货币市场没有得到恢复，实物经济依旧占据主导的因素。孝文帝改革的过程中曾经下达御令：
“太和八年，始准古班百官之禄，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至是，户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后增调外帛满二匹。所谓各随其土所出。”
布帛成为一般等价物
这则诏令很明确地规定了北魏百姓的赋税以帛、絮、丝、粟的形式上缴，这里已经看不到金钱的字眼，可以证明在北魏时期钱币已经退出了税收的财政舞台。北魏是草原民族所建立的政权，早期很多制度都是源于少数民族的固有惯例。在拓跋珪正式建国后，才开始学习中原的各项制度，关于税收和财政方面的若干政策也是学习而来，足见当时全国内的实物经济仍是主流。
钱币为何会在中古时期失去效用？
第一，王莽货币改制对于经济生活的破坏力空前。货币代表的是国家的信用程度，能够在市面上进行流通意味着民众对于国家的信任。西汉的五铢钱得以畅通无阻很大程度上就是经历文景之治后，民众对于汉朝的统治充满信心，所以甘愿以五铢钱来交换实物。武帝时期，为了扩充军费，还曾经短期发行了一种皮币，史书记载：“武帝元狩三年，县官衣食振业，用度不足，请收银、锡造白金及皮币以足用。”这批白金和皮币无疑是国家信用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财政赤字。但是，王莽改制中却从根本上破坏了中国的货币制度，自此之后中国经济领域的混乱长达数百年，可以说是遗祸无穷。《汉书》记载：
“莽即真，以为书‘刘’字有‘金’、‘刀’，乃罢错刀、契刀及五铢钱，而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 小钱径六分，重一铢，文曰‘小钱直一’。次七分，三铢，曰‘幺钱一十’。次八分，五铢，曰‘幼钱二十’。次九分，七铢曰‘中钱三十’。次一寸，九铢，曰‘壮钱四十’。因前‘大钱五十’，是为钱货六品，直各如其文。 ”
王莽时期种类繁杂的货币
这样大规模地使用新钱不仅会在流通市场造成混乱，也会增加货币使用的困难。更重要的是它使得民众对于政府的财政政策产生了怀疑，这就提前透支了中国的政府信用。后期王莽迫于无奈又恢复了五铢钱，可是经济的损伤却是难以修复的。
第二、中古时期战乱频繁，钱币容易被滥发，钱币的质量很差，实物对于百姓更具有吸引力。从东汉末年开始，战火连天，烽烟不断，黎民百姓举家逃亡者不可胜数。在这样颠沛流离的岁月中，可以直接食用的谷物、可以直接御寒的布匹、在全国范围内有广泛认可程度的高档丝帛是可以保证民众生存的最佳工具。用它们直接进行流通比较容易成交，民众也愿意接受。久而久之，它们就成为了一般等价物，可以在民间交易中直接使用。而且从南北朝时期出土的铜钱来看，质量真的堪忧，不仅易碎而且轻薄，根本无法保值。在南北朝时期，南方的经济得到了一部分的恢复，商业也再度繁华起来。金陵、巴蜀等地都出现了少有的太平景象，但是南朝也在使用布帛等物作为国家财政中的一般等价物。《宋书》中记载：“清平之时，赋我租帛，至有急难，不能相拯。”这主要就是因为国家长期处于南北对峙的分裂局面，虽然大都市中有承平景象，但是江淮流域的民众仍有朝不保夕之感。所以，使用谷帛作为一种特殊的货币也是一种权宜之计。
南北朝粗劣的太和五铢
钱币退出中古中国财政领域的影响
在中古中国长达数百年的时间中，钱币在财政领域和民间的日常流通中始终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也影响到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到了隋唐时期国家开始大力恢复经济。隋文帝时期，从国家的角度大量储蓄粮食作物，使得隋代开皇之治中积存的粮食数量足以供给数十年而不辍。 但可惜的是，隋朝最终也没有改变市面上钱贱谷贵，布匹依旧流通的情况。隋朝时期也曾经下令铸造新钱。据《隋书》记载：“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但隋朝的主要问题是货币恶劣粗糙，轻薄易碎，不便流通。隋炀帝失去了全国的执政权威后，民间私铸之风再度盛行。史书记载：
“王纲弛紊，巨奸大猾，遂多私铸，钱转薄恶。初每千犹重二斤，后渐轻至一斤。或翦铁鍱，裁皮糊纸以为钱，相杂用之。货贱物贵，以至于亡。”
隋代解决了粮食问题，却没有解决货币问题
到了唐代，这个问题有了一定的缓解。在税收方面，《新唐书》：“岁输绢二匹，绫、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绵三两，麻三斤，非蚕乡则输银十四两，谓之调。”自西汉之后，时隔近四百年的税收政策中再度出现了银钱的字眼，银子作为金属货币出现在了国家赋役制度之中。可见唐王朝一定程度上已经缓解了钱贱物贵的局面，国家信用得以复苏，受到民众的支持。在货币上，虽然唐代的私人铸钱也很猖獗而且屡禁不止，但是开元通宝、乾封泉宝、黄金白银等物品在市场上仍有部分购买力。自此之后白银作为重要的货币在市面上流通，极大的推动了后代经济的发展与运行。
唐代开元通宝
综上所述，自王莽时期开始，“物贵钱贱”的情况就已经出现。国家发行的货币逐渐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在中古时期退出了经济领域。受到王莽币制改革和连年动乱的政局影响，实物交换成为了经济活动中的主流。大家以物易物，以百姓最容易接受的谷物和布帛进行流通，国家也向百姓征收此类物品作为赋税。到了隋唐时期，这种情况虽然有所缓解，白银、铜钱等货币恢复了部分购买力。但是，以高档丝织品来充当货币进行流通的情况依然存在，“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的情况仍时有发生。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之上的特殊时期，对于后世有非常大的参考意义，也对于后代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借鉴。
参考文献：《汉书》、《后汉书》，《晋书》、《宋书》、《隋书》、《新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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