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机轰炸下，兰州报刊的抗日报道
王欢
抗战时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趋势下，国民党政府出于抗战宣传和动员，放松了新闻管制和言论出版机制，同时由于一批成熟的新闻工作者的流入，在兰州地区，报刊的数量大增，新闻事业空前发展。本文梳理了抗战时期兰州本土报刊发展概况，并以民国时期兰州本土刊行时间最长的《甘肃民国日报》和《西北日报》为例，阐述了报刊在凝聚抗战力量、鼓舞抗战士气、弘扬抗战精神、开启民众智慧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以期从一个侧面展现抗战时期兰州报刊的“战斗性”。
1.抗战时期兰州抗日救亡宣传如火如荼
九一八事变，使得中国逐渐陷入水深火热，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触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抗日热潮，中国本土一些爱国团体和个人纷纷创办报刊，发表救亡言论，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发出抗日救亡的呼声，中国大地上的爱国报刊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据统计，在抗战时期，中国报刊也进入到了快速发展时期，同样，在甘肃，兰州报刊新闻事业也迎来大发展的历史节点。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进程的加速，中国东北、华北、东南逐渐陷落，西北作为国际联络站和大后方，其重要地位日益趋显，一些报刊的工作在沦陷区遭到破坏后，一批成熟的新闻工作者辗转来到西北，继续办刊办报，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
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影响下，出于抗战宣传和动员，国民党政府放松了新闻管制和言论出版机制，在兰州地区，报刊的数量大增，报刊所刊载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也是前所未有。在此较为宽松的政治背景下，1937年8月25日，共产党员谢觉哉受党中央的委托，在兰州正式成立了“第十八集团军驻甘办事处”（简称“八办”），自“八办”在成立后，兰州的抗日救亡宣传如火如荼，为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推动抗日团体的设立，发展民众抗日运动，“八办”谢觉哉同时在《甘肃民国日报》和《西北日报》上连续发表《抗日救亡中的民众运动之组织与训练》《我们必须执行总理遗嘱》《民众运动与汉奸活动》《闲话民主》《重来一次认识》等宣传民众运动抗日救亡道理的文章，同时，成立多个抗日救亡团体，邀请文化界知名人士如茅盾、张仲实、顾頡刚、萧军、塞克、吴渤等人来兰演讲和创建进步刊物，进一步激发广大民众的抗日爱国热情。
在抗日爱国的热潮下，“创办刊物，改造舆论”，《西北青年》《妇女旬刊》《战号》《回声》《老百姓》《热血》《甘院学生》《抗敌》《苦干》月刊《民众通讯》应运而生，形成声势浩大的抗日舆论，滚滚而来，势不可挡。
同时，“八办”还邀请国内著名的学者专家创办先进刊物，借助学者作家的声誉，形成“一呼百应”的抗日宣传效应。1938年，进步作家萧军、塞克在兰，分别主编《甘肃民国日报》副刊“西北文艺”和“剧运”两个板块，进步作家主编《战号》，知名学者顾頡刚创办了《老百姓》充盈着满满的战斗性和爱国热情。在西北抗战文艺战线上造成一定的影响力。
期间，特别是由共产党员丛德滋主持的《民众通讯社》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和八路军抗日战绩，采访和报道甘肃的救亡活动，鼓励人民为抗战贡献力量，同时作为地下组织为“八办”提供国民党部门情报，为党的事业创立下赫赫功勋。
2.《甘肃民国日报》《西北日报》的抗战
抗战爆发后，由于东南沿海和中原地区相继沦陷，较多文化人士纷纷西迁，促进了甘肃特别是兰州地区教育，印刷、交通、电讯、造纸业的发展，为甘肃新闻事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甘肃民国日报》和《西北日报》是兰州地区最有影响力的两大官报，刊行时间长，前者始于1928年7月9日直至1949年8月兰州解放停刊，历经21年之久，是解放前甘肃省刊行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地方报纸。《西北日报》，开始于1931年11月9日，是国民党甘肃省政府的机关报，解放后由新创刊的《甘肃日报》接管。
《甘肃民国日报》创刊于抗战前，创办人王定元，字宇一，甘肃省靖远县城内北寺门县右巷人，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后返兰任兰州中大教授，并创办《民国日报》，后《民国日报》改名为《新陇日报》，仍由王定元主编，当时他在报尾开辟一文艺园地，名曰“星”，是民国以来甘肃报纸副刊的发端。当时的报人张亚雄回忆说：“王定元，他一生最大的功绩是开创了西北的新闻事业的荒原。”他更是甘肃文艺工作的开创者，后在主办《甘肃民国日报》期间，其副刊“微风”、“妇女”、“自由之花”等敢于揭露社会阴暗面，传播“五·四”新文化思潮，有不可磨灭的时代意义。
初期的《甘肃民国日报》，据曾经任职编辑的张亚雄回忆说：“既没有‘中央社’的电讯，又没有私家通讯社的地方新闻，到了无稿可编的时候，就编些时效不强的科学珍闻，奇闻逸事，后有了收音机设备，才收录些新闻简报。”自抗战爆发以来，经受了战争的洗礼，以往多以“邸报”面孔出现的《甘肃民国日报》，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反映民生疾苦，宣传抗日救亡思想。特别在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间尤其突出。一九三八年三月，《甘肃民国日报》刊载了丛德滋主持的《民众通讯》的报道，作为共产党员创办的思想先进的刊物，其报道反映了老百姓声音和疾苦，如《黄河上的筏夫》，报道黄河筏子客受行头剥削的事实。《兰市职业工会概况》《英勇的东北义军》《西兰道上速写》《抗战以来的河西》《儿童节在兰州》等都反映了民生民意，让人耳目一新。
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民智尚底的西北城市逐渐把全国乃至世界推到了人们面前，在《甘肃民国日报》各个方面报道增多的基础上，受众的需求，外来人口的剧增，迫使报纸增加了全国各地的报道和世界各地的新闻。进入一九三九年，反映全国各地的通讯、专稿、特稿剧增。反映国内国际情况稿件的广度深度也不断加强，极大的开阔了本地读者的视野，启迪了民智民慧，同时扩展作者队伍，全国知名学者作家成为专栏作家，一些同情和支持我国抗战的外国人士也纷纷发表文章，如英国专家戴乐仁教授，新西兰路易艾黎等。
《甘肃民国日报》的副刊，最有影响力的是以文艺性为主的综合性副刊“生路”由作家萧军主持，发表了反映沦陷区人民生活和日寇暴行的作品，抗战的诗歌还有一些翻译作品，以及反映集中营屠杀犹太人的作品《死亡者的住所——新犹太村》，等等这些都有助于后方民众认识日寇的残暴和沦陷区人民不懈的斗争。
与《甘肃民国日报》相比，《西北日报》作为国民党治下的政府机关报，一直到一九四二年元月起，才出现副刊，但是，由于这些副刊绝大多数属于报社以外机关、团体甚至是学生社团主办，所以大多并不长久，能够持续出刊的则是编辑部自办副刊，四十年代，“绿洲”成为《西北日报》最具影响力的副刊，也属于一个以文艺性为主的综合性副刊。绝大多数是本土作者的作品，也有省外名家的文章，如一九四三年7月24日刊登田仲济的《第三帝国的士兵》，有时也刊登外国作品，如莫泊桑的《母与子》，契科夫的《上流朋友》等，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国民党当局的封锁。
在抗战热潮下，也曾有共产党员参与和利用《西北日报》发表了有益于人民的文章，如一九三八年在“八办”工作的谢觉哉就曾多次在《西北日报》上刊发文章，此外，共产党员刘贯一等也曾在该报担任编辑，后期担任社长的赵容声也和共产党有历史渊源，参与党的统战工作，这些都是《西北！日报》在战时这一特殊时期，发出人民的呼声的例证。
3.本土“官报”对抗战的影响力
甘肃地处内陆，历史上交通闭塞，民智浅陋。甘肃的近代社会，抗战之前，书刊读物来源很少，即使由外地邮运，长途跋涉后，书刊读物也面目全非，销售量极受影响，不仅如此，交通、金融、报业等等各个方面都非常滞后。抗战后，外地逃难人口大量涌入，政府不得不正视“西北开发”问题，1932年12月，国民党通过《西北开发案》，将交通、教育、矿藏等纳入计划，以“抵御外侮，救济西北”。作为战略大后方，兰州经济、教育、报业空前发展，因战时宣传需要，报纸发行量剧增，甚至送报“下乡”，开启了最底层老百姓的视野，不识字，就找识字的乡绅宣读，让民众充分了解当日的战事情态，日寇的丑恶罪行，尤其作为大报的《甘肃民国日报》和《西北日报》广泛收集各地消息，包括本地消息、全国消息乃至国际消息，并且在西北各地招聘记者、通讯员，吸纳知名学者、作家。刊载抗战主题诗歌、小说、戏剧等，发布以西北历史地理内容的学术文章，将昔日的“邸报”转换为一份老少咸宜的大众报纸。
这样，一方面解决了后方社会，文化食粮缺乏的问题，开启民智，形成社会教育功能。另一方面，促成西北近况的调查，反思，促进了西北政治、金融各方面发展，由于抗战的宣传力度的加强，从而巩固了统一战线，牢固了抗战团结，形成了抗战社会氛围，凝聚了民族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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