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960年，我们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在苏联背信弃义，印度妄图从南坡登珠峰的情况下，我们年轻的登山队员克服人体极限，凭着对祖国的赤胆忠心，依靠坚忍不拔的意志，创造了人类从珠穆朗玛峰北坡登顶的奇迹。这些英雄重塑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却没有多少人知晓。

时间轴：1960、1975

新中国成立之初，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看得上我们。

1950年，按照GDP来算，我们在世界上的排名为20位。

在我们之前是美国、苏联、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士、西班牙、荷兰、阿根廷、巴西、印度、瑞典、比利时、墨西哥、丹麦。

作为人口排名第一，国土面积排名第三大国，我们连小小的瑞士都比不过，而我们周边却强敌环伺，连尼泊尔也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1955年，尼泊尔和我们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随后双方开始就边界问题展开谈判，谈判中双方争议最大的问题和焦点即是珠穆朗玛峰的归属。

珠穆朗玛峰是一条近似东西向的弧形山系， 北坡在我们的青藏高原境内，南坡在尼泊尔境内，“珠穆朗玛”在藏语里是第三女神峰的意思，因为这座峰的周围有四座峰，而它位置在第三位。

1960年3月，老人家与周总理同来华访问的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会谈，建议用“中尼友谊峰”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尼泊尔并不买账。

尼泊尔为什么如此骄横？因为他们认为珠穆朗玛峰是他们家的。

他们的理由来自1953年，尼泊尔籍的丹增·诺尔盖作为英国登山队的高山向导，从南坡成功登上过珠穆朗玛峰的顶峰，而中国人却没有，这怎么能说是你们中国的呢？

位于我们境内的珠穆朗玛峰北坡，当时无人从这里登上世界之巅，包括乔治·赫伯特·雷·马洛里（George Herbert Leigh Mallory）在内登山家都曾数次在北坡折戟，而马洛里是英国著名的探险家。

1922年，马洛里首次从北坡挑战珠穆朗玛峰没有成功，2年后他又与队友安德鲁·欧文（Andrew Irvine）再度尝试登顶，最终一去不复返，留下了登山历史上著名的“马欧之谜”，还有那句“因为山就在那里”的名言。

珠峰北坡从此被得出攀登这座“连飞鸟也无法飞过”的山峰，“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实早在1955 至1957年，苏联曾三次向我们提出联合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建议，但是当时我们因不具备人员、装备、技术等条件，也是出于民族自尊的因素，一直采取了婉拒的态度。

1957年9月，苏联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组成联合登山探险队，并建议于1959年3月至6月从北坡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

苏联为什么要提出组建联合登山探险队，因为登山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登上世界上第一峰的荣誉比奥运会位列第一的意义更大。世界上14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山峰中9座位于我国境内或国境线上，显然我们在登山运动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

1955年，苏联登山运动员制定了对苏联扎埃莱山脉海拔 6773 米的团结峰和海拔6780米的十月峰攀登计划，邀请我们能够派专人到苏联对攀登技术进行学习。

于是国家体委与全国总工会在1955年5月临时构建中国登山队，前往苏联高加索登山营对 攀登技术进行学习，并与苏联登山人员构建了中苏帕米尔登山队，同苏联队员成功登上了帕米尔高原海拔6673米的团结峰和海拔6780米的十月峰，创造了中国登山运动史上的第一个登高记录。

正是基于这样的渊源，所以同意了苏联提出组建联合登山探险队攀登珠穆朗玛峰。

1957年5月，由 29 名年轻登山运动员组成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向四川省西部的贡嘎山顶峰发起登顶行动。

6月13日，经过近一个月的艰苦攀登，6 名登山队员成功登顶，队员们将国旗绑在冰镐上，用相机记录下了登顶的胜利时刻。

这是我国登山运动员第一次独立组队登顶，也是首次独立登顶海拔 7500 米以上高峰，创造了中国现代登山运动史上新的纪录，超过了当时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登山最好成绩，贡嘎山也成为了中国现代登山运动的发祥地。

1958年7月，中苏代表在北京新侨饭店达成共同攀登珠峰的协议，计划1958年勘察，1959 年试登，1960年正式登顶，并且达成了共识，高山装备、高山食品由苏方负责，中方负责全部人员、物资从北京至珠峰山下的运输，以及较低海拔的物资装备。

今天已经有很多人以私人名义登珠穆朗玛峰，但在当时我们需要由国家组织登山队来完成，因为我们当时缺乏登山的基本装备，我们连优质鸭绒和尼龙丝都没有，要由国家计经委特拨款，还要准备专供高寒地带的快熟米，甚至还要向航空部门求助能在高山低压环境下燃烧的航空汽油，因为要烧水煮饭。

从1840年以来，我们遭受了百年屈辱，还被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涉及到国格问题上，我们极为重视，我们自己的山峰我们自己登。

1958年春国家体委正式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从北坡攀登珠峰的报告，1958年4月5日得到了中央批准。

1958年12月28日至1959年1月3日期间，中苏在北京就攀登珠穆朗玛峰进行会谈，并在北京设立了总指挥部，成立了“中苏珠穆朗玛峰登山探险队”，并商定成功登顶后将珠穆朗玛峰更名为“友谊峰”。

1959年1月，我们的登山队进驻拉萨。

1959年3月，共计160人的中国登山队在拉萨完成集结。

此后国际形势风云变幻，1958年苏联在“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上没有与我们达成一致意见，中苏关系不断恶化。

1959年6月，苏联拒绝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同年11月底，苏联以技术准备不充足为由，提出延迟几年之后再商讨攀登珠穆朗玛峰。

当时我们已为攀登珠峰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并投入大额资金修建了从日喀则至珠峰山下的公路，但是我们不能做半途而废的事情，既然苏联撤了，那我们就自己登。

当时我们已经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只是因为下面瞒报，问题还没有彻底爆发，因此攀登珠峰按原计划进行。

1959年11月20日，贺龙向中国登山队了解独立攀登的可行性。登山队长史占春表示，最大的困难在于缺乏登上8000米以上的高山装备。

按照中苏原定协议，高山装备、高山食品由苏方负责，现在中苏关系恶化，而我们决意要自己单独攀登，苏联显然不可能再支援，但国内目前还不能生产这种装备，于是我们准备找别的国家采购。

国家体委致函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申请70万美元外汇，用于采购高山装备，很快得到了批准。

1960年元旦刚过，史占春和翻译周正赶赴瑞士采购了高山帐篷、鸭绒夹层登山服、鸭绒睡袋、高强拉力的尼龙绳、氧气装备及便携式报话机等装备。

按照常规商贸往来，这些装备应该走海运回国，但时间不等人，珠峰每年攀登的最佳窗口期在上半年，并且只有短短两个月。为了赶时间，体委请民航协助，包租了一架专机从北京直飞捷克首都布拉格，最终加班加点赶在3月20日运回了6吨重的高山装备。

为什么我们当时如此困难，还要花这么大的代价运输高山装备？

因为在这次采购装备时，瑞士店员告诉史占春，印度准备1960年从南坡攀登珠峰。获此消息后，史占春通过使馆报告国内，而中国驻印使馆也确认了这一消息。

当时中苏关系走向决裂，而苏印关系日趋友好，这无疑是一场特殊的较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急着将装备运回国的原因，因为错过登珠峰的窗口期，印度很有可能在1960年从南坡登顶珠峰。

为了一雪百年耻辱，为了争一口气，我们必须赶在印度登顶之前登上珠峰，正是这样一股爱国热情，当时登山队员创造了奇迹。

1960年3月19日，我们214人组成的登山队平均年龄24岁，相当于现在大学刚毕业不久，他们花了3天时间沿着新修的公路抵达珠峰大本营，而当年的勘察组20多人艰难跋涉走了15天。

这支队伍中运动员约八九十人，其他队员则是气象、电台、医务、新闻媒体、后勤等幕后保障工作人员。

国外探险家登山时常常雇佣当地民工帮忙运输帐篷、锅碗瓢盆、食品等保障物资，而我们的登山队，承担运输任务的是登山运动员。运动员分成突击队员和运输队员，运输队员每人常常负重二三十公斤，将物资运到一定高度后就返回大本营，以便让突击队员尽量轻装上阵，成功登顶。

没有人有任何怨言，没有人觉得苦，一切只为了完成征服世界最高峰的任务，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的精神风貌。

3月24日，史占春队长和登山队员们一起，制定了征服珠穆朗玛峰的计划。根据国内外高峰探险的经验，他们决定在正式突击峰顶前，先进行三次适应性行军，一方面让队员们逐渐适应高山环境，另一方面在沿途不同海拔高度建立起高山营地，同时将必要的物资和装备运上去，以备正式攀登时使用。

3月25日，五星红旗在珠峰大本营升起。在珠穆朗玛峰脚下绒布寺前的广场上，登山队员们集结完毕后开始了第一次适应性行军，目标是全员顺利攀登至海拔5400米处。

3月27日，登山队员们超出预定目标，成功攀登至海拔6400米处。

4月11日，登山队随即开始了第二次适应性行军，顺利抵达海拔7600米处。

4月25日，登山队开展最后一次适应性行军，但攀登过程中不幸遭遇飓风，最终仅有由史占春、许竞、拉八才仁、米马四名精英队员组成的突击队攀登至8500米处，实现“突击营地”的建立，这也是此次攀登建立的最后营地。

4月29日中午，正当队员们沿着珠穆朗玛峰山脊继续向前时，北坳上空突然刮起风暴，队员们匍匐在地才能不被刮走。

5月3日，许竞、贡布、石竞、拉巴才仁四人攀到了海拔8500米的高度，并在那里建立了最后的突击营地，史占春和王凤桐两人则将路线开拓到了海拔8695米的高度，成功越过国际公认难以逾越的“第二台阶”。

但是最后一次行军对登山队造成了巨大损失，兰州大学水文研究员汪矶发生严重缺氧反应，最终抢救无效牺牲在6400米营地，北京大学气象学专家邵子庆牺牲在了7300米的高度。

此外，全队还有50人多严重冻伤，37人住院。

此时珠峰的天气好转，山峦间升起浓雾，天气渐渐转暖，这意味着珠峰适宜攀登的好天气快要结束了，一旦连绵的雨季来临，登顶至少要耽误半年以上。

备战一年多的登顶计划，难道要就此中断吗？

此时我们没有后路可退，因为1960年3月在北京举行的与尼泊尔会谈中，对方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

鉴于第三次行军后的实际情况，国家体委委员韩复东重新组织突击队员和运输队员。

5月13日，大本营召开会议部署正式突击主峰。副队长许竞被任命为突击组组长，组员包括王富洲、刘连满、贡布、扎西、多甲、边巴茨仁、拉八才仁、屈银华等人。

这一次出发的队员，不仅是要征服这座世界上最高的山峰，而且还肩负着祖国的使命，这是与印度之间的较量，还关系到中尼边境划分。

5月17日北京时间9点半，全体登山队员在大本营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4名突击队员带着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座高20厘米的毛主席半身石膏像出发。

临行时，王王富洲向队医翁庆章告别说：“如果上不去，我也就不回来了。”

老人家那个时代的人，国家的荣辱比自己的命更重要，也是因为这种崇高的信念，让他们抱着必胜的决心去登顶珠峰。

5月23日下午2点，许竞带领登山小队一共4人，成功抵达海拔8500米的营地。当晚，屈银华等10名运输队员背着氧气、摄影机等设备也赶到了营地。但是因为无线设备在途中意外掉落，突击小组与大本营几乎失联，只能看到6400米营地上发出的气象预报信号弹显示：“24日为好天气。”

根据事先安排，屈银华留下来拍摄第二天的登山影像，其余9名运输队员则返回8100米营地休息。

5月24日清晨，刚走出帐篷大约10米，组长许竞倒下，因为他一直负责为队伍开路，导致体力透支。王富洲接任突击组长，运输队员屈银华辅助王富洲成为新的突击队员。

2小时后，王富洲、屈银华、刘连满、贡布四人组抵达珠穆朗玛峰最后的难关，即海拔8700米处“第二台阶”，“第二台阶”总高20多米，4米高直立光滑的岩石峭壁。

第三次行军时，史占春和王凤桐曾到达这里，但他们无法继续攀登最艰难的最后4米多。

此时，刘连满提出最原始的攀登方式——人梯。

刘连满站在最下面，屈银华站在组员的肩膀上，他不忍心穿着满是钉子的高山靴踩在战友肩上，便毅然脱下了4千克重的靴子，没想到鸭绒袜子太滑上不去，屈银华又脱下鸭绒袜子，只穿一双薄毛袜打钢锥攀爬，终于第一个爬上了“第二阶梯”。

屈银华上去之后，刘连满又把贡布、王富洲先后顶了上去。上去的三个人放下绳子，合力把刘连满拉了上去。

此时已是下午5点，短短了四米距离，耗费了四人长达三小时的时间。

屈银华因为严重冻伤，两足脚趾和双足跟只能切除，而做人梯基础的刘连满，透支了所有体力难以继续前进，他被安顿在海拔8700米的一处相对安全地带休息，三名队友留给他一罐所剩无几的氧气瓶。

安顿好刘连满之后，已经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但这里距离顶峰还有100多米，珠峰上剩下的一点光亮即将消失。如果继续前进，那将在黑暗中攀登，而此前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

此时他们与大本营已经失联，想到之前的天气预报说25日天气将变坏，最终三人取得共同意见：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不能错过最后的时机！

1960年5月24日夜里，点点星光与雪光交相辉映在珠峰上，三人开始向珠峰的顶峰发起最后的冲刺，贡布在前，屈银华在中，王富洲最后，他们在缺氧、严寒、饥饿、干渴、黑暗中艰难前行。

在超越人体极限负荷状态下的三位登山队员，凭借对祖国的热爱，以顽强的毅力一步步走向世界上最高的珠穆朗玛峰。

他们就这么一步步往前走，一直走到半夜。

北京时间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攀登了将近一昼夜的贡布、屈银华、王富洲终于成功站在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峰顶。

屈银华用冰镐插进冰面作固定保护，贡布从背包里拿出国旗和毛主席像，王富洲将写好的纪念条折好，一起放进空罐头盒子里，他们放到顶峰下方约七八米处避风的碎石堆里，王富洲采集了9块岩石标本和雪样标本，做好这一切之后三个人开始下山。

由于登顶时是半夜，四周一片漆黑，没有光线拍摄，因此当时留下的影像资料是下到海拔8700米时拍摄的，当时天渐渐发白，屈银华取出随身携带的摄影机，回头将珠峰峰顶拍了下来，这成了中国首次征服珠峰最珍贵的画面。

再往下走时，三个人看见了刘连满，他正向他们招手示意。三人在顶峰不曾落泪，看到队友时却激动地哭了。

这是在极限条件下建立起来的革命友情，只有同生共死的人之间才能感受这种情感的珍贵，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人很难体会到的生死之交与伟大信仰。

因为三人在下山时，最后一点氧气已经吸完了，而刘连满把上山时队友留下的氧气保存了下来。他以为自己活不下去，于是准备将珍贵的氧气罐留给了他们三人，并用铅笔在日记本上写下一份诀别信。

“王富洲同志，这次我未能完成党和祖国交给我的任务，由你们去完成吧，氧气瓶里还有些氧气，对你们下山会有帮助，告别了，你们的同志刘连满。”

刘连满昏睡过去之后，竟然挺过来寒冷的一夜，珠穆朗玛峰没有留下这位英雄的生命。

王富洲、屈银华、贡布和刘连满四人聚在相拥而泣，他们分享了刘连满留下来的氧气，靠18块水果糖补充体力，然后继续下山。

5月26日，珠峰天气突变，降水量急增，印度的登山队正从南坡上来，但遭遇大风雪后只能铩羽而归，就在这一天，贡布和刘连满在26日赶到了7000米北坳营地，通过那里的通讯设备将胜利的消息传到了大本营并转告北京。

5月2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将中国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的消息，这是人类首次从北坡登顶世界第一高峰，完成了人类登山历史上的壮举。

5月30日，王富洲、贡布、屈银华、刘连满等所有参与第四次行军的队员，全部安全返回5120米大本营。

1961年10月5日，中国和尼泊尔在北京签订了《中尼边界条约》。

然而，对于1960年的珠峰登顶，国外媒体并不承认，因为当时登顶时是凌晨4点，四周一片漆黑，没有光亮无法拍摄影像资料，因此国外媒体以此作为证据提出了质疑，认为我们的登山队没有影像资料证明登顶了珠穆朗玛峰。

随后，国外敌对势力开始大肆污蔑，在一些国际会议上当面提出珠穆朗玛峰从未被人从北坡成功登顶，甚至还提出要协助中国人一起攀登珠穆朗玛峰并重新测量珠峰高度，攀登珠穆朗玛峰和高度测量再次牵涉到了国家主权。

1974年3月5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召开了珠穆朗玛峰高程测量专题会议，对重新攀登珠峰进行分析准备再次攀登珠峰。

1975年4月24日，队长邬宗岳带领突击队17名登山队员在珠穆朗玛峰大本营宣誓。

5月4日，当突击队17名队员来到8200米的高度时，邬宗岳为了拍摄登山队冲刺珠穆朗玛峰的镜头，冒险解开了和队友连在一起的安全结绳，之后逐渐感觉体力不支。

5月7日，副队长大平措带领队员先行前进，邬宗岳最终倒在了冰雪之中。

5月7日晚，大平措带领16名登山队员到达了珠穆朗玛峰8600米高度，王洪宝被任命为新的突击队队长，重新组织登顶。

珠峰海拔8600米高度的天气极端恶劣，让登山队寸步难移，为了稳扎稳打，队伍决定下撤。

但是在下撤过程中，次仁多吉不慎遗失睡袋，绰号“火神爷”的夏伯渝主动将自己唯一的睡袋让给了队友。然而一觉过后，夏伯渝双脚被严重冻伤，只能被牦牛驮着下山，最终两只小腿被截肢，43年后夏伯渝登上珠峰顶峰，成为中国第一个依靠双腿假肢登上珠峰的人。

5月12日，气象组传来消息，预报在5月25至29日会有好天气出现，于是登山队立刻做了充分准备，迎接最后的攀登冲刺。

1975年5月27日下午2点30分，员潘多、罗则、索南罗布、候生福、桑珠、大平措、贡噶巴桑、次仁多吉、阿布钦等9人从北坡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其中36岁的潘多成为我国第一位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女登山队员。

此次登顶我们不仅留下了许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影像资料，还有对后续登山人员价值非凡的金属梯。这架金属梯，位于被称为“不可逾越”的“第二台阶”，给后续登山人员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被国内外登山者叫作“中国梯”。

“中华人民共和国登山队”的红色旗标竖立在珠穆朗玛峰之巅，3.52米的“觇标”被放置在了峰顶，成为中国登山队从北坡成功登顶的铁证。

之后我们正式向世界宣布了珠穆朗玛峰海拔8848.13米的高度，联合国和世界各国认可了这一测量数据，并标注在了世界各国地图集和教科书上。

第一次登顶珠峰时，我们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在苏联背信弃义，印度又蠢蠢欲动的情况下，我们的登山队员凭借爱国之心，依靠顽强的毅力，在缺氧、严寒、饥饿、干渴、黑暗中登顶，这种精神是我们今天匮乏的。

写下这些文字时，我们一直在流泪，想到今天毒小说毒教材横行，而那些共和国的英雄却无人知，不禁悲从中来。

我们都会离开这个世界，写下这些文字，只是希望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不至于湮灭。但未来将会怎样，我们无法预知，我们只知道我们的文化正在被侵蚀，我们的价值观正在被扭曲。

如果你想了解过去那个时代的真相，请关注下一章《除四害：粮食问题》。

参考文献：

1、中国登山精神研究．陈晨．中国地质大学．2023-05-01

2、中国登山史研究．姚路嘉．曲阜师范大学．2020-10-15

3、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逄先知．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