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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派对“政治”的狭义定义发起了攻击，并试图用“扩大的政治概念”来代替它。如果它没有走到“个人就是政治”这一女权主义原则的地步，它肯定会打开自己的大门，进入“私人麻烦”与“公共问题”之间的批判辩证法，从而将传统的政治观念搞得四分五裂，这一分析方式给之后的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打破传统政治空间，远离阶级分析

新左派的观点所隐含的逻辑是，这些'隐藏的维度’必须在'政治’的话语中表现出来，而普通人可以并且应该围绕着当下的经验问题，组织他们所在的地方进行实践。

普通人开始用一种存在主义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满足’，并从那一点开始制造一种骚动。这是新左派争论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根源。

新左派的政治活动是后来女权主义运动的源头之一。新左派的独特性在于他们对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动员，为不断涌现的激进政治运动积累的经验和分析。

20 世纪60年代，朱丽叶·米切尔后来成为英国和美国女权主义精神分析运动的基石，她是英国文学讲师，其政治参与主要集中在《英国新左派杂志》、《新左派评论》。

在创造英国文化政治学的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新左派团体创造文化政治性的理论为女权主义做出了某种示范作用。新左派也许可被视为预示了女权主义的某种努力，即打破个人与公共领域之间的隔阂，

对理查德·霍加特来说，对家庭的依恋特别强烈。在《识字的用途》的第一部分中，他将自己对工人阶级“旧秩序”的感觉映射到一个家庭的版本上，在这个版本中，“没有像家一样的地方”，母亲、父亲和邻居都有一个稳固的位置。

霍加特从“个人经历”中追踪和评估工人阶级的家庭生活，严格意义上说，霍加特没有他所描述的以母亲为中心的模式，换句话说，接受道德良好的家庭已经塑造了他的经历。

这在许多方面都是一种美好的生活，一种建立在关心、友爱、一种小群体意识。它精雕细琢，杂乱无章，却又清醒，它不是华而不实的、幼稚的、异想天开的或“女性化的”。父亲是家庭内部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数英里外挣钱维持机构运转的人。

母亲是工作中心，总是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她的思想几乎完全围绕着这个家庭的生活。正如她所说，她的“唯一的希望”是，她的女儿和儿子“很快就会找到一个好孩子或小姑娘，自己安家”。

霍加特对家庭的特别关注将父亲与工作场所分离，从而拒绝承认家庭的经济关系，并将母亲与工作混为一谈，就好像她是一台机器而不是一名工人一样--这有助于使阶级脱离任何经济和工业斗争，并使阶级历史个性化。

在家庭中，霍家特发现“一个小群体的意义，而不是个人的意义”，价值观通过“家庭的过去”赋予这个小群体，以及那里的每个人。

因此，霍加特所寻求的，他竭力从一个重建的“旧秩序”中恢复的“政治意识”就是家庭的“政治意识”，即在家庭中，人们可以“承认自己最深的情感”并尽可能多地发现“真相”。

作为个体“生活经验”的一个共鸣板，它为工薪阶层的男孩产生自我意识，对他的阶级背景感到焦虑，但似乎与中产阶级的男性同龄人在普通家庭价值观上是一致的。而女性却没有足够的群体认同，她们在寻找一个位置，一种身份，一种威廉姆斯所说的共同的文化。

新左派还为妇女解放运动阐述观点提供平台，米切尔的《妇女:最长的革命》于 1966 年首次发表在《新左派评论》上，通过对妇女社会关系的全面阐述，将妇女重新纳入社会主义理论。

家庭是米切尔发现女性进入人们视野的地方，但简单地援引家庭作为争论的一个阶段，最终聚焦于男性工作场所，却淹没了女性，而不是将她们包括在内。威廉姆斯在早期的工作中就发现，对于工人阶级的人来说，文化中存在着不平等感，这种不平等感被认为是一种排斥。

霍加特、威廉姆斯在他们的作品中通过自己的经历，开创出在阶级对立之外的关注点。当我们用更广泛的概念，即物质世界中的一种人际关系形式，取代社会作为生产的概念时，就可能发生的变化；在完全意义上，是则一种生活方式。

新左派的工作的确促进了重新定位左派的主体性行动概念，远离以阶级为基础的分析，以及对复杂的、差异性的社会身份的承认。

在新左派的影响下，女权主义从家庭生活入手，寻求群体的认同。在表达群体意识的同时，常常把主题锁定在自我、欲望、个人生活等主题上，女性的个人经验成为女性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激进的文化政治:勇于抗争

无论是汤普森还是罗博瑟姆，都认为女性不仅是社会历史结构的文化形象载体，而且是历史变革的创造者与参加者。

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受到早期新左派尤其是汤普森的影响，汤普森坚信英国的制度发展和文化发展模式自成一体，汤普森问心无愧地大声赞美那些曾经孕育了普通民众的经验和抵抗的传统习俗。

如艾伦道利的评论，《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完全与一代激进学者的希望产生了共鸣，这种希望是，普通人能够创造的历史学家能够写出这种历史，他们自己的历史。

与汤普森一样，女权主义的主要人物之一的希拉·罗博瑟姆认为女性是自己历史的创造者，而不是谁的附属品，女性能够自发反抗对其不公的行为，罗博瑟姆在对20世纪早期女工生活进行描述的时候使体现了她的这一观点。

希拉·罗博瑟姆是反正统文化与新左派的最后阶段的产物。置身于六七十年代新左派知识分子参与激进女性主义政治的社会环境，罗博瑟姆始终能聚焦揭示社会本质问题的研究。

在她的作品《隐匿于历史》中，试图描述男性压迫和资本主义对于女工生活的复杂影响。她引用了1906年的研究，描述了女性如何将她们低等的性别地位内在化，例如女性接受了男性应该获得较高工资这一点。

她们不能按照相同的条件出售劳动力，并且在家庭服务和车间工作中，她们受制于决定她们精神和道德幸福的家长式雇主。即使女性工作者接受了她们相对于男性的附属地位这一点，但她们并没有被动接受她们的工作条件。

罗博瑟姆把她们的反应与资本主义早期工人的反应相比，女性工作者具有劳动力的所有长处和短处，这种劳动力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并没有被打断。

女性工作者在对联盟的忠诚上是不稳定的，但她们一旦开始行动，她们就能具有有感染力的激进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快速传播，超越了经济问题的范围。当女性抵抗时，她们把罢工变成节日。

罗博瑟姆对女性工作者的描述反映了某种研究传统，这种研究传统包含了霍布斯鲍姆对“原始反叛”和“劳动者”的研究，也包含了汤普森研究18世纪群众和早期工人阶级的相关著作。

20世纪70年代英国女权主义历史学家认为，她们自己深化了由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开辟的人民历史传统。

从这一点出发，或许可以认为罗博瑟姆对女性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的历史研究，是要努力为女性争取一些东西，这也是汤普森和他的追随者们为工人阶级所争取的。

她们感兴趣于将女性从她们受男性奴役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正如感兴趣于，将工人阶级从他的资本主义主人的经济压迫中解放出来一样。

尽管新左派提出很多与其政治对手的性别歧视观念并无二致的新形象，女性在新左派中的机会仍然很少，因为公开演讲、编辑工作以及政治决策等都是男人的事。

不过，如果对性别政治只做简单的谴责，那么这必将遮蔽在 70年代女性运动中崭露头角的一批女性投身新左派运动的实际情况，并且会漠视这场运动给这些激进分子留下的大量政治与理论遗产。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女性间接地将新左派内容广泛的政治观念与后来的女性主义政治学联系了起来。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