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栋
观察西方媒体的涉印报道，可以发现，它们有时会吹捧印度，称它是“民主奇迹”“印度世纪就此开始”；有时则会打压印度，称它“经济开放度低”“对少数族群的宽容度低”等。这些不同调门的论调仿佛是矛盾的，但它们既是印度复杂多元碎片现实的一种体现，也是西方媒体对印度认知多元、碎片状况的一种反映。
表面看，这主要源于两个因素：一是随着国际能见度的迅速提升，印度在国际社会遭遇的反作用力也随之增加。冷战结束以后，印度曾长期抱怨国际社会过于关注中国，忽视了自己。现在国际社会对印度的关注度确实提升了，但相关的负面报道和评论也就多了起来。二是，报道主体的动机差异。批评印度往往源于这些西方媒体的经济需要。它们需要吸引读者眼球，那就只能尽量报道坏消息了。吹捧印度，则往往源于西方国家拉拢印度的政治和战略需要。这两个群体经常会同时说话，西方媒体中的涉印报道也就自然混杂了。
从深层次看，这些涉印报道差异的背后，体现出西方国家对印度的复杂心态。
一方面，西方看中印度的战略价值和政治意义。一是，西方看中印度的地缘政治价值。印度是一个大国，地理位置优越，还是中国的邻国，与中国有边界争端和历史恩怨。冷战时期，印度的这一特性让其居于地缘政治的边缘地带。但当下，印度的这一特性让它拥有很大程度的战略自由。西方试图利用印度来牵制中国，发挥它战略棋子的功能。二是，印度的“民主样板”功能。印度号称“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并且是在不适宜民主政治制度的土壤中生成的民主制度。这让西方可以援引印度，来论证西式民主政治的普世性。这两个方面，都让西方媒体经常可以在印度身上找到“舆论金矿”。
另一方面，西方媒体对印度的关注点则更多。
一是，印度教民族主义兴起被西方广泛视为一种政治倒退。西方普遍认为，印度在少数群体保护方面的记录恶劣。现在，印度还要把印度教民族主义引入民主政治领域，从强调印度民主与西方民主的共性，到后来强调民主政治的印度特色。近年来，印度政要还在进一步发掘出民主政治的印度根源。印度不愿在民主政治方面充当西方的学生，还要反过来当西方的政治老师。这让西方很多人非常不满。
二是，印度的战略自主传统让西方普遍不满。这导致西方与印度的战略合作，往往是议题型的，具有机会主义特征。印度目前虽然重视发展与西方的合作关系，但有自己的大国梦想，并不愿意充当西方的战略追随者。印度愿意搭西方的便车，但又不愿意与西方深度捆绑，以便能够随时跳下车、自成一极。在俄乌冲突等重大国际议题中，印度并没有完全跟随西方的步伐，而是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保持相对中立，不断摇摆。在巴以冲突中，印度领导人虽然曾一度表态站队以色列，但很快又默默收回，再次回到中间位置。这让西方非常不满。很显然，印度与西方之间是一种相互利用关系：西方想借助印度来平衡中国，印度则试图把自己的战略价值转化为政治经济实利。基于利益的战略合作关系是非常不稳定的，因为利益本身及其对利益的认知，是经常发生变化的。
三是，西方对印度的前景存在一个心理上限。西方对印度的战略假定，是一个制衡中国的战略平衡手。这一设定主要是基于印度的国力，而不是基于印度的价值观特征。在不少西方国家的战略认知中，中国是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印度是最接近中国的世界大国。在国际战略序列中，西方和印度都成了中国的近邻。根据相隔为友的基本逻辑，西方与印度就有了战略共性。但是，这一战略假定的前提是：印度接近中国，但又不能成为第二个中国，更不能超过中国，否则印度就将成为西方新的战略竞争对手。这意味着，西方虽然会支持印度发展，也希望印度发展出可以有效制衡中国的力量，但这个意愿是有限度的。印度是知道这一点的。印度领导人曾多次强调，印度不愿意充当战略平衡手，而是要当下棋人。所以，印度近年来提出自力更生倡议，这既是经济考虑，也是一种国际战略考虑。
印度与西方的关系目前尚处于蜜月期，西方媒体的涉印报道中，负面、消极的声音总体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但如果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印度与西方的关系也可能出现较大的动荡。后发国家的发展没有神话，都需要努力挖掘自己的潜力，不能完全依赖外力。而且，大国关系也没有温情，规则体系和价值观认同可以让自身利益的实现更加顺畅、更加高效，但并不能代替利益交换本身。随着印度的发展，印度与西方的关系也将更加复杂。（作者是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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