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算正当防卫吗”？辽宁营口，八旬老太山药丢失后，怀疑是楼下邻居所为，于是在邻居家门口张贴“谁偷山药吃谁得癌”，双方发生冲突后老太受伤住院，花去治疗费571元，老太要求邻居赔偿，一审判决邻居负主要责任，邻居不服上诉：她主动上门挑衅，我是正当防卫！二审会如何判决？
（案例来源：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于利和孙军结婚近40年，两人有个37岁的儿子于丹，患有轻微精神病，一家三口住在营口市站前区，80岁老太鄂贤则住在于家楼上。
一日，鄂贤家的山药丢失，怀疑是于利所为，于是来到一楼，在于利家楼梯拐角墙体上张贴，“谁偷山药吃谁得癌”的文字。
于利发现鄂贤张贴时将文字撕下，鄂贤称在此过程中于利将她推倒，当日19时许，鄂贤儿子田峰到于家找于利讨说法，于丹听到敲门声后开门。
交谈中双方发生口角直至厮打，后在二楼鄂贤家门口，鄂贤与于丹又发生肢体冲突，事件致田峰面部受伤，鄂贤儿媳陈丽报警，当地派出所出警。
鄂贤于纠纷后到医院检查，发生医疗费（检查费、交通费）共计571元，于丹也去营口市第四人民医院住院，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
因此案涉及到故意伤害，且一方为80岁老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 殴打60周岁以上的人，处10-15日拘留，并处500-1000元罚款，故警方对此案立为治安案件。
调查期间，于丹主张自己有精神类疾病，要求免予处罚，警方当即委托辽宁省精神卫生中心，对于丹有无精神疾病及作案时责任能力进行鉴定。
该中心出具鉴定意见：1.诊断于丹为其他或待分类精神性障碍；2.作案当时有限制责任能力。随后警方给予于丹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
行政处罚结束后，鄂贤以健康权受侵害为由，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于丹一家三口，赔偿自己的医药费及救护车费571元。
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是楼上楼下邻居关系，本应和睦相处，鄂贤在于丹住房入户门附近，张贴具有攻击谩骂性质的文字，导致发生冲突。
此后，田峰再次主动登门找于家责问，继而导致于丹与鄂贤及田峰发生肢体冲突，造成鄂贤身体受伤，产生经济损失，鄂贤对此具有一定过错，应负次要责任，于丹应负主要责任。
因于丹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于利、孙军作为其监护人，应与于丹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判决于丹、于利、孙军给付鄂贤赔偿款400元（571元*70%）。
一审判决作出后，于家三口不服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并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改判驳回鄂贤的全部诉讼请求或发回重审，并提出如下事实和理由：
1.就打架事件而言，鄂贤具有主要过错。
因鄂贤在于家住宅入户门附近张贴具有攻击、谩骂性质的纸条，且鄂贤又主动登门找到于丹问责，进而双方发生冲突，因此鄂贤具有绝对的主要过错。
一审判决已经认定该节事实，但却认为鄂贤只具有次要过错不客观，就一般侵权责任而言，鄂贤的前述行为完全可以被认定为具有主要过错，一审判决认定明显有失公平。
2.于丹是精神病人。
于丹已经鉴定为确系不能完全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当时鄂贤主动登门问责，且一再刺激和挑衅患有精神类疾病的于丹，甚至先用木棒动手殴打于丹。
一个精神病患者，在不知道前情的情况下，被别人主动登门、无端问责，在受到严重刺激和挑衅，甚至被殴打的情况下，无奈被迫进行防御性反击，却要对此承担主要责任并不恰当。
3.一审判决依据的重要核心证据已被发回重审。
一审的重要证据是警方的行政处罚决定，于丹已就该处罚决定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已经裁定撤销，并就该行政诉讼发回重审。
且本案一审时，关联案件即田峰就本次打架事件诉于丹的民事诉讼，与本案在同一天开庭，该案尚未判决，本案却提前判决，让人十分费解。
在本案关键证据效力尚未确定，鄂贤的损害与于丹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也未确定的情况下，武断判定于丹对鄂贤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明显错误。
鄂贤辩称：
1.上诉人主观认识有偏差。
事发以后去了解情况合情合理，这是人之常情，如果事情发生后不询不问，怎样才能解决问题？但却被于丹说成是去他家问责，这是于丹为推卸殴打他人的责任找借口。
2.上诉人编造事实。
于丹称被自己用木棍殴打并造成受伤，但在询问笔录中没有提及此事经过，属扭曲事实真相，请于丹出示受伤证明及医疗诊断证明。
另外，于丹诊断为“其他精神性障碍，作案时有限制责任能力”，从询问笔录中可以断定，于丹当时承认殴打鄂贤，且当时表现思维正常，故警方对其作出罚款500元的从轻处理。
那么，二审会如何判决？
于丹主张自己在该起事件中受伤，受到鄂贤及家人的殴打，属于正当防卫，不应承担责任，但询问笔录和照片均无法证实此事，也不能出示诊断证明，属于举证不能。
二审法院认为，根据在案证据可知，鄂贤是在田峰与于丹肢体冲突期间受伤，故于丹的行为与鄂贤的损伤之间具有一定因果关系。
综上，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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