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有一件国家一级文物,通常称为“刘永福‘两广督标管带福军后营刘’军旗”,这个定名容易引起误解。笔者发现,这是刘永福部下刘明光的营旗,在中法战争结束后制备,与刘永福本人的抗法活动缺乏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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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福“两广督标管带福军后营刘”军旗,钦州刘永福纪念馆复制品

“两广督标福军后营”是什么?

刘永福黑旗军在中法战争后期被清廷官员叫做“福军”。张之洞收编黑旗军,也沿用“福军”称谓。当时的军队“兵为将有”,用将领名字号中的一字命名营队十分普遍,如冯子材号“萃亭”,他组建的军队就叫“萃军”,唐景崧组建的营队直接叫作“景军”。

中法战争结束时,冯子材无限风光,刘永福却十分落寞。云南总督岑毓英、护理广西巡抚李秉衡都不想收编福军,一方面是两省财力有限,更重要的是刘永福有过反清经历,与越南“游勇”关系过密,怕引起麻烦。张之洞为君分忧,答应做好黑棋军的善后工作。正如他给朝廷的电奏所言:“刘永福法必不容,然万不可不庇。”对如何安置黑旗军与刘永福,他伤透了脑筋。开始时候,张之洞的想法是让刘永福衣锦还乡,计划把福军安置在上思、钦州一带,这个方案已得到朝廷批准。但幕僚警告他,此地离越南太近,不免生事,若越南“游勇”过来投靠,刘永福加以庇护,会引起法国方面的反弹,外交上非常被动。张之洞第二个方案是将福军放在海南岛,被朝廷否决了。不得已,张之洞只好把福军调到广州,列入“两广督标”即总督直接指挥的部队。

黑旗军在开到广州前进行了缩编,编为五个“底营”。所谓保留“底营”,是遣散普通兵勇,保存骨干,即一旦发生战事可以快速扩充为完整营队。晚清勇营营制,一个营500人,但一个“底营”只有200人,福军保留5底营1000人,放在“两广督标”之下。为彻底控制福军,张之洞让年事已高的碣石镇总兵李扬陞退休,腾出位置给刘永福。有了总兵职位,进入“提镇大员”行列,刘永福才不会重新“造反”。

福军编入两广督标之后,5底营按照习惯,分别叫做前营、后营、中营、左营、右营,刘明光任其中的后营管带(营长),每个营有自己的营旗,这就是“两广督标后营管带刘”营旗的来历。中法战争早在1885年春结束,这面营旗的制作时间在1885年底或1886年初,与刘永福本人、黑旗军抗法并没有很直接紧密的关系。当然,刘明光在此前的抗法战争中曾经有所表现,两广督标福军可以说是黑旗军的延续,从这个意义来说,福军后营营旗仍有一定文物价值。

据唐景崧《请缨日记》记载,刘永福有三宣提督军务旗、篆书刘字旗、七星旗、八卦旗。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广西博物馆所藏的,不是黑旗军军旗。黑旗军主要军旗是北斗七星三角黑旗,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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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七星旗及八卦旗

营旗来历

这面旗帜有来历,但目前公开发布的资料尚不清晰。1951年,《历史教学》杂志第3期封面刊登了这面旗帜照片,另页说明:“系刘永福黑旗军旗帜的照片。该旗系黑旗军在越南抗法时之物。中法议和后,刘永福偕部将刘明光同返博白原籍,旗遂留置明光家,嗣后明光后裔将该旗转送广西博物馆陈列。旗底系黑布制,白布字,高八尺一寸,宽九尺。”这份权威杂志认定该旗为刘永福黑旗军旗帜,在越南抗法时所用,由其部将刘明光捐赠出来。该杂志的文物定名是错误的,但提供了捐赠线索。

笔者检索《申报》数据库,发现一篇《刘永福之军旗》的报道,证实该旗是刘明光后人于1935年捐赠。《申报》报道原文如下:

南宁博物馆范围虽不大,陈列物品亦不多,但布置井然,选材方面及各项简单说明,咸能引起民众兴趣,于社会教育多有裨益。……左侧壁间,悬一长约七八尺正方之刘永福大军旗,为黑布制,白布字,小字书“两广督标管带后营”字样,正中一大“刘”字。据馆中人言,此旗于前星期始由博白中学校校长刘运禧赠来陈列此间。刘君祖父刘明光,曾任福军营长职,一八八三年参加中法之战,一八八五年中法议和,刘永福偕刘明光等返博白原籍,此旗遂在刘君家保藏,尚遗有福军印信等,不日亦拟赠馆陈列云云。(1935年8月21日《申报》)

误会从1935年业已开始。捐赠者刘明光嫡孙刘运禧口头介绍,该旗由刘永福携带到博白。名人后代夸大其辞是常有的事,学术界需要加以辨别。《历史教学》杂志沿用了这个错误说法。当时两广督标福军有5面营旗,分别绣出“两广督标福军某营”及管带姓氏。1886年1月,刘永福率领福军抵达广州,《循环日报》称:“兹闻刘军门所部已于二十、二十一等日,由三水西南海口到禅山,星夜分坐拖船及河头船到省,其军兵俱穿天青羽绫及黑色号裙,内有‘两广督标福字’‘前后左右营’各字样”。(1886年1月27日《循环日报》)这篇报道证实,确实存在过“两广督标福军后营”。

刘明光在任时,这面营旗随军使用,交卸管带职务后才能把营旗带回家。刘明光是秀才(生员)出身,按照晚清惯例,文人带兵,职务按文官系列铨次。中法战争后期,黑旗军归云贵总督岑毓英指挥调度。岑毓英上奏折为“福军各营出力人员”请奖,建议给刘明光“免补本班以通判分省前先补用,加同知衔并换花翎”,被吏部驳回,不得已奏请改奖,变为“免选本班以知县归部遇缺即选”。(1889年1月2日《申报》)当时官员候选名目繁多,简单来说,刘明光得到“即选知县”职衔,遇到真正的知县时可以平行身份行礼,这是刘明光的名义“官衔”,但实际差事则是福军后营管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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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刘氏家庙

刘明光与刘运禧

刘永福祖籍广西博白县,出生于上思县,回国后在钦州安家,上思县后划归防城港市管辖,更增加了复杂性。笔者注意到,经常有网友为刘永福是哪里人吵闹不休,甚无谓也。刘永福是博白人,也是上思人,最后变成了钦州人,这些陈述并不互相排斥,可以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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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福

刘明光,号荧楼,广西博白县人,秀才出身,投笔从戎,曾招募数百名乡人加入黑旗军。1886年,刘明光随刘永福回到博白,倡议建立刘氏宗祠,1890年落成。从他修宗祠的举动来看,刘永福认同祖籍地博白,也是人之常情。

广西学者李旭利用博白《刘氏家谱》,对刘氏族人加入黑旗军的情况作了研究。李旭写道:“如中法战争时期,刘姓有一个庠生刘明光(号荧楼)曾率族小子弟数百人,跟随黑旗将军刘永福抗法卫边。刘明光及刘明英、刘明都、刘明亮、刘文琅、孙芳廷等都立下了战功。”(李旭《简谈族谱的史料价值》,载《广西地方志协会1987年学术年会论文集》,第192-193页)

刘永福部下将领名气较大的是黄守忠、吴凤典、杨著恩、李唐等,刘明光不算特别出色的勇将。本着“打虎亲兄弟”的原则,黑旗军有大量的刘氏族人。岑毓英奏折中,可见到刘肇棠、刘肇经、刘肇谟、刘肇章等人,这些人不是亲兄弟也是堂兄弟。在罗香林《刘永福历史草》里面,刘明光形象多少有些负面。甲午战争前后,刘永福帮办台湾军务,刘明光也随营赴台。乙未抗日保台时,刘明光先行内渡,他对别人解释逃跑的原因说:“我们不回,尔听从他死吗?我们回去,有官做的,何必跟他同归于尽耶!”(罗香林《刘永福历史草》,正中书局,第213页)

据《博白县志》记载,博白刘氏宗祠“位于县城北面的县采茶剧团院内,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抗法民族英雄刘永福回博白省亲与其部将刘荧楼等倡建,光绪十五年命刘史魁带资回县城兴建,翌年落成。此建筑为砖木结构,三进九室,门联为‘青田世泽,白水家声’,厅堂墙壁上饰有飞禽走兽的壁画,室梁上雕有各种花纹图案,古朴精致。40年代,曾为中共博白县特支所在地”。这个记载显示,刘永福比较信任刘明光这个刘氏族人,两人曾共同筹建博白刘氏宗祠。

捐赠营旗的刘运禧为刘明光嫡孙,1929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1933年毕业回桂,1934年就出任博白中学校长,显示他们家族在博白势力很大。在北平期间,刘运禧表现活跃,曾负责广西全省留平学会的会计股,组织同学前往河北定县考察乡村建设。1934年,博白县筹办第一次博览会,刘运禧参加征集股工作,1935年任博白县抗日分会执行委员,1936年被推选为博白县抗日救国会干事。虽然刘运禧捐赠的仅是福军后营营旗,从1935年《申报》报道判断,他们家族当日还收藏着一些与黑旗军有关的其他文物,是否尚在天壤间,有心人可再作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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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运禧

1935年,相关人士已将福军营旗跟黑旗军军旗混淆,由此推断,可能博物馆的早期记录就已出错,沿用多年。写作本文的目的不在追究责任,而是希望唤起文物界、博物馆界注意,早年一些文物定名、定级或有疏漏之处,需要重新核定,避免继续以讹传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