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大约从黑格尔开始,就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哲学。

他断言,除了西方,整个东方古代都没有像样的哲学

凡哲学,一般就包括“认识论”在内。说中国古代没有哲学,自然也就没有成体系的“认知理论”。

可悲的是,国内一些人也随声附和,人云亦云,继而推演,说中国自古就缺乏逻辑思维。

殊不知,黑格尔哲学即便很伟大,但他对中国(包括古代)的了解,却如罗素所讥笑的,关于中国,这个名字就是他所知道的全部。

不得不说,黑格尔关于中国哲学的言论,体现着一种西方白人的傲慢。

在中国古代有没有哲学,有没有认知理论这一点上,只能说黑格尔太浅薄无知了。

从《说文解字》中,即可窥见中国先秦古人已建立了一整套的“认知体系”。

许慎所著《说文解字》中,有《心部》,收入“凡心之属”的先秦小篆263个字。这还不算另外“立部”的“思”“虑”“惢(suo)”等字。

许慎,字叔重,生卒约公元58-147年,一说为30-121年,东汉著名经学家。他为阐发其“古文经学”观点,用21年时间,专门搜集、考证、注释先秦篆体及更早的“古文”字,撰就《说文解字》一书。

《后汉书.许慎传》称,慎“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

马融,为东汉经学之领军人物。“叔重”,是许慎之字。

许慎,亦有重要的经学著作,可惜没能流传下来。反而,“无心插柳柳成荫”,这部《说文解字》,竟名噪千古,成为其后近两千年来人们研读先秦文字、典籍及文化的重磅典籍。

《说文》,收字9353个,重文1163个,共10516字。这些字,被归为五百四十部。《心部》,收字之多,绝对是书中排于前列的大“部”。

这也显示,先秦古人,对于“心”以及相关“思维”“心理”“情感”等等“现象”重视程度之高。自然,也映射出上古先民对“心”及所涉“范围”和“现象”体察研究之深。

这种“体察”和“研究”,无疑是以当时的“解剖学”和“医学”为基础的。显然,古人又一定采用了当时的“社会学”“统计学”“心理学”“伦理学”等等方法,并进行了哲学的充分总结和概括。

《心部》首字,是“心”。

许慎曰:“心,人心。土臧也。在身之中,象形。博士说,以为火臧。凡心之属皆从心。”

这是许叔重对“心”字的解读和定义。

“心,人心”,好理解,不用多说。

“土藏也”,是“古文经学”解《尚书》之观点,认为“心”属于“五行”之“土”;“博士说,以为火藏”,则为“今文经学”观点。

古人认为,“五脏”——心、肝、脾、肺、肾,分别对应“金木水火土”之“五行”。“五行”,则为组成世界的五种最基本元素。“古文经学”以为“人心”从“土”,“今文经学”则以为“人心”从“金”。

此两派曾激烈论争。至晋代,“古文经学”逐渐占据上风,“今文经学”式微了。

这大约有一定道理——因为“古文经学”更能自洽。

古代“五行说”之“五行”,与“东南西北中”之“五位”相匹配——东为木、南为火、西为金、北为水、中为土。就“人心”来说,许慎曰:心“在身之中,象形”——居身之中,所以“土藏也”。

古籍也提供了足够的依据——

《诗序》云:“情动于中。”《正义》:“中谓中心。凡言中央曰心。”

《月令》注:心为中“则心为尊也。”

距今8000年左右,中国先民已经开始有目的地观测天象“以敬人时”,即所谓“观象授时”的科学实验——夜观星象,昼测日影。

古人白天侧日影,最早肯定是受到太阳光下自己身影之变化的启发。因此,最初的观测日影,也一定由人的身体来实现。

古人称此为“以髀测影”。“髀”,即人的腿骨。6500年前的河南濮阳西水坡古墓出土的摆放有人腿骨的遗存,证实了这样的历史阶段的存在。

通过侧日影,6500年前的古人,除去可以准确地测定“东南西北”的“四方”,并由此确定了“二分二至”——“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四时”,形成了统一的时空观。而且,形成了“东南西北中”之“五位”观念,得出了求“地中”“土中”和“居于中”的认知。

求“地中”“土中”和“居于中”,被古人上升为哲学理念和政治观念。

《尚书.召诰》曰:“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孔传》:“言王今来居洛邑,继天为治,躬自服行教化于地势正中。”孙星衍《疏》:“土中谓王城于天下为中也”。

这也是“中国”一称的最早来源和自然科学及哲学根据。

心“在身之中”,与上述认知相契合,确定了古人这样的认知—— “心”在人的庞大综合体系中居于核心关键地位并起决定作用。

《荀子.解蔽篇》曰:“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

《礼记.大学》疏云:“总包万虑谓之心”

《礼记.礼器》孔颖达《疏》:“心谓本也。”

《说文》对此的概括是:“凡心之属皆从心。”——所有以“心”为部首的字,均由人“心”而孳乳、衍生。

实际上,“文为心声”,先秦古人,即“以心为本”,构筑起了人的“生命”“思维”“情感”“心理”“情绪”“疾病”等等包罗万象的庞大体系。

《心部》的第二个字,是“息”。

许慎曰:“息,喘也。从心自。”

段玉裁《注》:“此云息也,浑言之。”“浑言”,是“总而言之”;《口部》所说“喘字“为息之疾者”则为“析言之”——“人之气急曰喘,舒曰息”。段氏接着说:息“引申为休息之称,又引申为生长之称。”他说:“从心自”,“自者,鼻也。心气必从鼻出,故从心自。如‘心思’上凝于囟(xin),故从心囟。皆会意也。”

许慎所言“息,喘也”,是对“人之呼吸”的“浑言之”。“心气必从鼻出,故从心自”,所以,息之“生长之称”,是为“以心为本”而来,因此才有“生息”和“生生不息”等词。

《周礼.地官》:“以保息六养万民。”“息”,即“生息”。

“子嗣”,亦称“子息”,也就是“生生不息”。

但不论个人或是族群的“生息繁衍”,皆来自人之源于“心气”的“鼻息”。

《增韵》曰:“一呼一吸为一息。”

古人的哲学里,“息”源于“土”,故有“息土”和“息壤”之说。这与“心为土藏”之说相合。

同时,古人认为,天地阴阳融合形成“气”。“气”,即“息也”。

《庄子.逍遥游》:“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气相吹也。”《疏》云:“天地之间,生物气息更相吹动。”

万物生长,靠天地阴阳之“气息”鼓动。人亦如此。

《礼记.礼运》:“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

段玉裁说到了“‘心思’上凝于囟,故从心囟”。“思”字,许慎没归入《心部》,而是单设《思部》立于《心部》之前。大约,他觉得“思”字很重要,才如此设置。

许慎说:“思,䜭也。”“䜭(jun)”,通“睿(rui)”,通达之义。

《说文》这个解释,源自《尚书.洪范》“思曰䜭”一语,意思是“思考的关键是通达”。

《韵会》云:“思,自囟至心,如丝相贯不绝也。”

《孟子.告子》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这是说,“心”是“思维”“思想”的器官。

不过,从“思”字来说,“气息”显然是“参与”思考的;并且,“气息”是“思维”“思想”运行的物质基础,而且,其“运行”轨迹是在“心”与“囟(头颅)”二者之间,“如丝相贯不绝也”。

或曰,古人以为“心之官则思”,岂不就是“唯心主义”?其实,谬也。这恰恰是很透彻的朴素唯物主义认知——“思维”“思想”不是先于人这个主体而存在,而是附属于人之“神主”之“心”的功能而已。

《思部》,只收了两个字,一个是“思”,另一个是“虑”。

《说文》曰:“虑,谋思也。”“谋思”,就是“琢磨”,就是“思考”。

关于“思”和“虑”,段玉裁有一大段注说得极好。其云——

《心部》曰:念,常思也。惟,凡思也。怀,念思也。想,觊思也。勰,同思之和也。同一思,而分别如此。《言部》曰:虑难曰谋。……《左传》曰:虑无他。《书》曰:无虑。皆为计画之纤细必周。有不周者,非虑也。

“虑”,表示“思考”之深度和周密,即所谓“深思熟虑”。

可见古人,对于“思”之特点、分类、程度等等,都已经有了相当精确的研究,堪堪令人叹为观止。

回到《心部》。

第三个字是“情”。

许慎说:“情,人之侌(阴)气有欲者。”

段氏《注》:“董仲舒曰:情者,人之欲也。人欲之谓情。情非制度不节。”

这是说,人的欲望就叫“情”,不靠制度,不可能节制人的欲望。

《礼记.礼运》曰:“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

人之情,包含“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这是每个人不用后天学习就具有的。

“弗学而能”,可以理解为此是人的“思维”和“情感”的基本功能和组成。这是后来的“七情六欲”一说之渊薮。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是另一种说法:“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

“六气”,为上天所降之“阴、阳、风、雨、晦、明”, 化入人身,形成“六情”。这应该是许慎说“情,人之侌气有欲者”的根据。

《心部》第四个字是“性”。

《说文》云:“性,人之昜(阳)气性。善者也。”

段玉裁《注》:“《论语》曰:性相近也。《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董仲舒曰:性者,生之质也。质朴之谓性。”

“情”为“阴气”,“性”则为“阳气”。恰如天有日月,地有昼夜,“情”“性”亦为人之“阴阳”两面。

但古人认为,“性”是人之本质,亦是“生命”之本质。所以《周易.乾》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疏》云:“性者天生之质,若刚柔迟速之别;命者人所秉受,若贵贱夭寿之属也。”

对每个人来说,“性命”是“共性”,而“性情”则是表现出来的“个性”。《周易.乾》:“利贞者,性情也。”“性情”亦称“性质”,后世称为“性格”。

《心部》第五个字是“志”,第六个字是“意”。

两个合并一起说。

许慎曰:“志,意也。”又曰:“意,志也。”

这是互训,说“志”和“意”同义。

插上一句,先秦时,“志”与“识”同音亦多假借。现在仍有“标识”一词,其实就是“标志”,而且“识”读为“志”。

这是引申。段玉裁说:“《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志之所之’不能无言,故‘识’从言。”

对于“志”与“识”之关系,这说得非常清楚了。

也可知,“在心为志”,就是心中确定的“志向”、目标。有远大“志向”者,则被称为“志士”。

《孟子.滕文公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

古人,已经对“知行关系”有了清晰的概括,这就是“志行”。

《周易.升.彖》:“南征吉,志行也。”

这是说“志”指导下之“行”。

后来,“志行”又引申为“志向”与“行为”相统一之“操守”。

《国语.越上》:“寡人闻古之贤君,不患其众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耻也。”

问题是,“志”“意”同义,有了一个“志”字,古人何以又多费工夫再造一个“意”字?

段玉裁说,“意”虽然也为“志”,但训为“记”。就是把“志”在心中“固化”。所以,“意,俗作‘憶(忆)’”“如今人云‘记憶(忆)’是也。”

《大学》云:“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段玉裁称此为“心之所识(志)也”——心中“固化”的“标志”“志向”—— “如恶恶臭,如好好色”等等。

你看,古人对于“认知”和“知行”,研究得已何等精细!

古人还深入探讨了“认知”与“道德养成”的关系。《说文》亦一并载入。

“慎”为“谨也”;“忠”为“敬也”;“惇(dun)”为“厚也”;“恭”为“肃也”;“恕”为“仁也”;“慈”为“㤅(爱)也”;“恩”为“惠也”;“忱”为“诚也”;“慰”为“安也”,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心部》,还分别诠释了“快”“愉”“怡”“悦”“怒”“愠”“怨”“恚”“憎”“恨”“悔”“愤”“懑”“愁”“怅”“忧”“惴”“惶”“恐”“恥”等等诸多词义和心理状态。

限于篇幅,实在不能尽言。

这些小篆文字,绝大多数形成于公元前200年之前。

那时的古人,已经有如此精到的认知和总结,由此组成的中国先秦“认知体系”,绝对独步世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