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郢都与中国古都的早期形态（上）|中国古都|吴国|文王|楚国|楚居|楚王|楚郢都|武王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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郢是春秋战国时期楚都之通名，得名于《楚居》中的疆郢。疆郢是楚武王称王建制的结果，建有宗庙，是承担祭祀事务的“圣都”。早期文明时代祭祀是最重要的国家政务，圣都即正都。随着楚国的强大，为适应战争需要，楚王长期居住在核心区外以指挥战事，在外围地区形成俗都，本质上是别都。同时随着国家的发展，国家逐步超越血缘团体向地缘国家转化，国家政务逐渐与宗教事务分离，于是在核心区形成专门处理政务的俗都。春秋中晚期时，行政事务超越祭祀成为主要的国家政务，楚核心区的为郢发展成为楚国的行政首都，超越了疆郢成为楚国正都。

关键词：《楚居》；郢都；圣都；俗都；正都

东周时期的楚都，传世文献中称之为“郢”，但楚“郢都”的实际情形，可能远较我们以前想象的要复杂。出土文献中“郢”不止一个，在鄂君启节、望山简、包山简、天星观简、新蔡简中出现了蓝郢、郢、郢、郢、郢等，清华简《楚居》中更出现了10多个郢，这么多的“郢”，是否全为楚都，令学界产生了极大疑惑。新蔡简出土后，何琳仪结合传统文献认为“凡楚王驻路之地皆可称‘郢’”。清华简发表后，学者发现楚王驻地有称郢和不称郢两种情形，整理者将这些统称为楚王居地，认为“郢”不是一个固定地名，而是武王之后楚国王居的通称，犹西京、东京之京。此论基本为学界所认可，于是在这些称郢地名中寻找郢都，就成为《楚居》和楚都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但学界亦有其他看法，如辛德勇认为，《楚居》特别强调疆郢自建成时起“抵今曰郢”，似乎透露出只有正式的都城才单称“郢”字，其余在“郢”字前冠以地名称“某郢”者则为别都，二者之间有明显区别。

《楚居》地名大多不见于传世文献，这给《楚居》和楚都研究带来极大困难，但也有少量地名在文献中是有记载的，这就为研究《楚居》提供了支点，还可将《楚居》地名与传世文献所载的楚国历史、地理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幸运的是，《楚居》是一篇完整、系统的文本，详述每一代楚君的居是，由于早期文献保留下来的极为有限，几乎是“吉光片羽”，我们据此认知的中国古都的早期形态，与实际情形可能有较大误差。而楚国历史悠久，传说时代为中原核心部族，西周时为诸侯，东周时迅速发展壮大，几乎一统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淮河流域，其历史跨越了传说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楚居》从传说时代的楚先祖到战国中期的楚肃王，涵盖了几乎整个楚国历史，仅有最后一小段楚国历史未包括在内，我们即可以楚都为例，对中国古都早期形态及其演进历程，对早期政治中心的性质、样貌与发展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从而将中国古都研究推进一步。

《楚居》中自武王徙郢之后的释文如下：

至武王酓自宵徙居免，焉始□□□□□福。众不容于免，乃溃疆浧之陂而宇人焉，抵今曰郢。至文王自疆郢徙居湫郢，湫郢徙居樊郢，樊郢徙居为郢，为郢复徙居免郢，焉改名之曰福丘。至庄敖自福丘徙袭鄀郢。至成王自鄀郢徙袭湫郢，湫郢徙□□□□居睽郢。至穆王自睽郢徙袭为郢。至庄王徙袭樊郢，樊郢徙居同宫之北。若敖起祸，焉徙居承之野，承之野□□□,□袭为郢。至共王、康王、嗣子王皆居为郢。至灵王自为郢徙居秦溪之上，以为处于章［华之台］。景平王即位，犹居秦溪之上。至昭王自秦溪之上徙居郢，郢徙居鄂郢，鄂郢徙袭为郢。阖庐入郢，焉复徙居秦溪之上，秦溪之上复徙袭郢。至献惠王自郢徙袭为郢。白公起祸，焉徙袭湫郢，改为之，焉曰肥遗，以为处于澫，澫徙居鄢郢，鄢郢徙居吁。王太子以邦复于郢，王自吁徙蔡，王太子自郢徙居疆郢。王自蔡复鄢。柬大王自疆郢徙居蓝郢，蓝郢徙居郢，郢复于，王太子以邦居郢，以为处于郢。至悼哲王犹居郢。中谢起祸，焉徙袭肥遗。邦大瘠，焉徙居郢。

统计以上释文，东周时期的楚王居地，有称郢地名与非郢地名之分。其中称郢地名有疆郢、免郢、郢、樊郢、为郢、郢、睽郢、郢、鄂郢、鄢郢、蓝郢、郢、郢、鄩郢等，共计14个郢。其时代跨越了春秋和战国，最后一个地名鄩郢，时代为楚肃王，此时已近战国中期，此外在鄂君启节、望山楚简、包山楚简和天星观楚简中还出现有郢，当为楚迁鄩郢之后才出现的一处称郢地名，是目前出土文献中已知年代最晚的一处称郢地名。

一般而言，楚都必在上述称郢地名中，而且楚都与楚国核心区的关系也需重新思考，春秋时期楚国疆域广大，但已形成以楚都为中心的核心区，此核心区即狭义的“楚邦”。我们曾以为楚都必在楚核心区，但细审《楚居》，这些称郢地名未必皆在楚核心区，因此有必要从楚核心区分析楚都进而探讨《楚居》所记诸郢的性质。

一

疆郢、郢都与圣都

疆郢是《楚居》中第一个郢，在《楚居》中有特殊地位。武王即位后自宵徙居免，但因免地狭小，无法容纳众多人口，于是“溃疆浧之陂而宇人焉，抵今曰郢”，是为疆郢。此后“郢”成为楚都之通名，而免亦因此而有郢名，是为免郢，文王时改名为福丘。免、免郢（福丘）、疆郢之关系，整理报告认为：“疆郢，最初可能是泽名，经武王时治理而成居人之地，遂为地名。疆郢是免郢扩建的一部分，浑言之，免郢、疆郢无别，析言之，二者有先后大小之别。‘浧’字见于《玉篇·水部》；‘浧，泥也、澱也。’波，读为‘陂’。《诗·泽陂》毛传：‘陂，泽障也。’宇人，使人居住。《诗·緜》传：‘宇，居也。’”赵平安认为，“免”字应释作“冗”字，因为地方狭小，不能适应人口增长，于是对紧邻水域疆浧地，体例完备，这就为我们全面、系统考察楚都的形态及其演进提供了条件。更为重要的进行改造，扩大居住面积。黄锡全则认为疆郢、免郢、福丘三者同地异名。

从《楚居》所述来看，武王前一代的楚君宵敖酓鹿原居于宵，武王即位后自宵移居于免，这可能是因武王非正常继位，而是“而代立”，故此放弃宵散所居之宵地而徙居于免，但此时尚未有免郢之名。武王继立后楚国国势迅速上升，免地人口当有较大增加，而免地较为狭小，于是将附近的疆之跛开辟为居地，自此称“郢”。由此看来，疆之跛当是免地附近的跛障，因人口增加而被开辟成为居地，武王、文王两代均居于此，后来惠王因经营东方长居淮域时，太子留守后方“以邦”亦居于疆郢。因此免郢（福丘）与疆郢的关系当是二者相邻，疆郢大而免郢（福丘）小，可能免郢地势较高但较狭小，疆郢地势较低但较广阔。

疆郢不仅是第一个“郢”，奠定了此后楚都之通名，而且疆郢颇有可能与熊通称王有关联。据《楚世家》，熊通三十五年伐随，要求随国向周天子请求提升楚国的封爵但被拒绝，于是熊通三十七年自立为武王。武王徙郢的时间，石泉认为在武王统治的最后十年已经都郢，按武王在位五十一年，则武王徙郢的时间与熊通称王的时间高度吻合。由此看来，武王徙疆郢可能并不是一次普通的迁居，而是与熊通称王有关，称王必有相关的建制，因此疆郢当是楚武王称王建制的结果。《楚居》明言自疆郢之后“抵今曰郢”，即此后楚都皆称郢，这应当就是某种建制的产物。由此看来疆郢当是正式的楚都，而非普通的楚王居邑。《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有云：“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聚落在先秦文献中通称为邑，群邑之首为都，都的标志是建有宗庙以祭祀先君，楚武王称王，必按周之模式在居地建立宗庙、社稷，所谓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由此判断疆郢当建有宗庙，是建制后楚国的正式都城，而“郢”也由此成为楚都之通名。

后楚惠王为经营淮域长居东方时，“王太子以邦复于水郢，王自吁徙蔡，王太子自水郢徙居疆郢”。此王太子即简王（柬大王），当国君居于前线，太子在后方居守时，其所居之地亦当为都城所在，至少应位在核心区。从《楚居》所述来看，简王为太子“以邦”时的居地有郢和疆郢两地，居郢可能与惠王避白公之乱居此有关，但惠王四十二年灭蔡后徙居于蔡，此时太子又从郢徙居疆郢，如果这两处中有一处为楚国正都，则只能是疆郢。

可见疆郢作为第一个郢，且为楚武王称王建制之所，应是建有宗庙的楚国正都。但从《楚居》来看，楚王很少居此，这表明，疆郢虽是建有宗庙的楚国正都，但其性质与功能，应当主要是宗教性的。对于早期古都，张光直曾提出：“三代各代都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圣都’，也各有若干迁徙行走的‘俗都’，圣都是先祖宗庙的永恒基地，而俗都虽也是举行日常祭仪所在，却主要是王的政、经、军的领导中心。”以西周而论，周、镐京、成周均为西周之都。其中周为宗庙所在，周王常在此地举行祭祀、册命等重要活动，即圣都。镐京为行政首都，为周王的统治中心，成周则为别都，为西周统治东方的中心，后二者均具有俗都性质。楚都的情形虽不清楚但可以此为参照，辛德勇即指出在《楚居》中疆郢作为楚国根本重地，或许一直保持着核心京城的地位，这一郢都一直以一种特受尊崇、甚至带有某种神圣性的地位处于有效管理之下。可见张、辛二氏均认为上古都城虽然为数众多，但其中某一处应有宗教神圣性，张氏谓之“圣都”，此圣都在早期文明中即正都。

早期都城的这种神圣性当源于早期文明发展过程中，宗教、祭祀的极端重要性，甚至早期文明本身就是以宗教形式体现的。上古时代以神道设教，祭祀天地祖先神灵是天子、诸侯的最重要职责，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何以如此重要？上古时代在颛之前，“夫人作享，家为巫史”，人人皆可通神于天，自颛命重、黎绝天地通之后，只有专业的巫觋才可通神于天，张光直指出：“天地交通断绝之后，只有控制着沟通手段的人，才握有统治的知识，即权力。”国家、政治权威也由此而生——对天地沟通手段的占有，也就意味着对知识和权力的控制。主祭祀者由此成为沟通天地神人的中介，对这种沟通手段的独占就成为政治权力的来源，同时也是政治权力的象征，祭祀对早期文明的极端重要性就在这里。对早期文明而言，宗教与政治是不分家的，在巫政不分、宗教统治一切的情况下，以祭祀为中心的宗教活动就不是单纯的宗教活动，而是头等重要的政治活动。因此在国家初起之时，宗教、祭祀的重要性远超行政，或者说，国家政务都是以宗教的形式体现的，这是早期文明的通例，而建有宗庙、社稷的最初之都，主要职能也是宗教、祭祀性质。刘易斯·芒福德在研究城市发展时亦指出，早期的城市“无异于一位强大神祇的家园。城市中的许多建筑物和雕像都体现了这一事实，他们使城市高高地超越了村庄和乡镇。若没有宫殿和庙宇圣界内所包含的那些神圣权力，古代城市就失去了他存在的目的和意义”。

可见国家初起时的“都”，由于早期文明的特殊性，其性质与功能主要是宗教性的，故张光直谓之“圣都”。而国家初起时一般只有一个都，故圣都也一般就是正都，其标志是建有宗庙，设有先君之主，需经常举行祭祀。后随着国家和文明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复杂，国家的行政、军事事务渐趋重要，于是在圣都之外才兴起专门处理政治、军事事务的临时中心，张光直称为“俗都”。

在《楚居》诸郢之中，疆郢作为武王称王建制之所和第一个始得郢名者，且可单独称郢，无疑应为楚国正都。但武王以后楚王几乎未有居于疆郢者，仅有简王（柬大王）为太子“以邦”时曾居此。可见疆郢虽为正都，建有宗庙，但楚王很少居此，几乎未见其承担行政职能，其实际地位可能类似于周之岐周、晋国后期的曲沃和秦国后期的雍城，是主要承担宗教、祭祀职能的圣都。

二

《楚居》其他称郢地名性质

《楚居》中除疆郢外还有13个郢。这些称郢地名的性质，是楚都还是楚王的临时居地？需要深入讨论。

从文字学上考辨，郢之本义，《越绝书·吴内传》云：“郢者何？楚王治处也。”《楚居》则云：“众不容于免，乃溃疆浧之陂而宇人焉，抵今曰郢。”自疆郢得名后，楚都皆称“郢”，综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完全可以证明“郢”自武王以后为楚都之通名。另通览《楚居》得知，楚王居地也不是都称郢，楚王所居为离宫、游宫者固不得称郢，如同宫之北、秦溪之上、章［华之台］等，此外庄王所居的承之野，惠王所居的澫、吁、蔡等地，均无郢名。在这些无郢地名中，蔡是一处确切的居邑，然蔡无郢名，表明楚王居地即使是较大的城邑，也不是都可称郢的。同类还有简王晚年所复之,据整理者意见当是简王早年之封邑，简王晚年居此养老而将国政交付于太子。这足以证明，楚王居邑若无“郢”称，与有“郢”地名在性质上是有差别的（福丘与肥遗例外）。由此而论《楚居》中称郢地名均应为楚都，同时期的非郢地名才仅是楚王之居邑或游宫。

《楚居》中这么多的“郢”，仍可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来解释。前文已证疆郢是楚之圣都，承担“祀”这一方面职能，而《楚居》中疆郢以外的诸郢，承担的就是“戎”这一方面职能，是实际的楚国领导中心，即张光直所称“俗都”，虽然也有日常祭祀功能，但主要是政治、军事中心。

上古都邑既有圣都与俗都之分，圣都建有宗庙社稷，必然较为稳定，且必在核心区，不可轻移。而俗都则可以因人因事而移动，可见《楚居》中的“郢”如此之多并非不能想象。如果将俗都理解为别都，是因政治军事形势而设，则更易理解。商都有“前八后五”之说，周之俗都也并非固定在镐京，周自文王作丰、武王作镐后，还有穆王以下都于西郑，懿王徙于犬丘。张光直主张圣俗分都，俗都围绕圣都迁徙不定，主要是基于商代的情形提出，楚文化中有较强的商文化因素，因此楚人受商人影响，俗都众多是可以理解的。

从楚国的实际政治军事形势来考察，楚国崛起后灭国最多，疆域迅猛扩展，这导致楚国的军事交通线过于漫长。而且楚国为争夺霸权，征战极为频繁。赵鼎新统计春秋时期楚国主动发动的战争达111次之多，超过晋国的90次，齐国的70次，秦国的44次。春秋早中期楚国战场主要在中原，春秋晚期主要在淮域，而楚核心区却在江汉沮漳之地，去中原及淮域均较远。为克服这一难题，楚王往往靠近前线，就近指挥，由此形成各种承担政治军事职能的俗都。国君及其领导中心可以随政治军事形势而移动，宗庙、社稷则不可轻易移动，于是出现宗教中心与行政中心的分离，即圣都与俗都的分离，这一点在楚国表现得特别明显。

楚国自武王时崛起于江汉，即令中原诸侯感到巨大压力。前710年（楚武王三十一年）“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杜预注：“楚武王始僭号称王，欲害中国。蔡、郑姬姓，近楚，故惧而会谋。”可见武王时楚即开始图谋北方。前706年（楚武王三十五年）随国季梁称楚国崛起为“天方授楚”。楚武王一统江汉后，文王北上南阳盆地，并进入方城外的沙、流域，《左传》哀公十七年回顾文王时的情形说：“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实县申、息，朝陈、蔡，封畛于汝。”杜预注：“楚文王灭申、息以为县。”“开封畛北至汝水。”清高士奇总结说：“自邓亡，而楚之兵申、息受之；申、息亡，而楚之兵江、黄受之；江、黄亡，而楚之兵陈、蔡受之；陈、蔡不支，而楚兵且交于上国矣。”于是楚与中原大国齐、晋争夺霸权成为春秋历史的主轴。春秋晚期，吴楚矛盾上升，前584年（楚共王七年），“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马陵之会，吴入州来。子重自郑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可见自楚核心区前往淮域路途甚远，如此才有楚将子重、子反“一岁七奔命”。楚灵王亦曾言“诸侯远我而畏晋”，已明确指出楚核心区距中原过远，导致楚国在晋楚争霸中处于不利地位，于是楚灵王“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可见楚国面对核心区距主要战场过于遥远这一难题，解决方案一是楚君在征战时尽量靠近前线以就近指挥，如春秋晚期为便于与吴国作战，灵王长期居于淮域的乾谿，另据《楚居》可知，不仅是灵王居乾谿，在吴国成为楚国主要威胁的形势下，灵、平、昭三代为便于对吴作战均居于乾谿，这是春秋晚期楚吴激烈争夺淮域的结果。另一方案是在边境设立重镇，就近威慑中原诸侯，楚国在春秋早期以申、息二县为北方重镇，楚灵王又大城陈、蔡、不羹，都是在前线设立重镇作为前线基地。

可见对楚国来说，核心区距战场过远是楚国与齐、晋、吴作战的主要阻碍。因此在频繁征战的情形之下，楚王居地须靠近前线，与政治军事形势高度相关，难以稳定。春秋早中期楚王居地应在靠近中原之处，以便与齐、宋、晋争霸，春秋晚期应在淮域，以便与吴国作战，这种迁徙不定的楚王居地，若有郢名即楚都，由此形成了众多的称“郢”之地。按楚国自疆郢以后之通则，凡称“郢”者皆得为楚都，这种迁徙不定的楚都，颇符合张光直所言之“俗都”，为日常祭仪之所及楚王的政、军领导中心，也是楚国临时性的政治军事中心。

此外，楚都迁徙如此频繁，也与中国古代都城形态的发展演进有关，我们所熟悉的、后世那种稳定的都城形态，是中国古都长期演变的结果，而在早期可能并非如此。

三

福丘与肥遗

福丘与肥遗，是《楚居》中称郢地名的两个特例，福丘是文王将免郢改名，肥遗是惠王将郢改名，这两处皆有郢名，应是俗都，但在楚国俗都中享有某种特殊地位。

免本为熊通第一个居地，此时尚未称王，徙免之初亦无郢名，在疆郢成立之后，免亦得称郢，是为免郢，但文王时改名为福丘，为文王最后一个居地。证之《左传》，前676年冬，巴人伐楚，次年“楚子御之，大败于津。还，鬻拳弗纳。遂伐黄。败黄师于踖陵。还，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诸夕室，亦自杀也，而葬于绖皇”。结合《左传》与《楚居》，可知文王是以败师伐黄后回师至湫患病，其后应是回到免郢，并将免郢改名为福丘后病死。福丘之名的含义，我们不得而知，但文王徙居免郢时当已病重，将免郢改名为福丘，可能有为文王祈福的原因。可见免在武王称王建制之前，虽是楚都但未有郢称，不得称郢都，疆郢建制后郢为楚都通名，于是免地亦有郢名，但非楚之正都。文王改名为福丘后属于称郢地名中的特例，且从《楚居》及史籍所载楚国史事来看，福丘在楚国地位特殊，政治地位高于一般的俗都。

肥遗的情形与福丘类似，由郢改称而来，亦与文王有关，《楚居》谓“文王自疆郢徙居郢”，《左传》则记文王伐黄后至湫有疾，因此学界普遍认为郢即《左传》中的湫。郢为文王、成王、惠王、悼王四代所居。文王之后，《楚居》言“至庄敖自福丘徙袭郢。至成王自郢徙袭郢”。庄敖，《左传》称堵敖，《楚世家》称庄敖三年欲杀其弟熊恽（熊），熊恽奔随，在随国的帮助下袭杀庄敖代之，是为成王。但庄敖与熊恽均系息妫所生，楚文王虏息妫在文王十年，此时庄敖与成王两人均很年幼，故《史记》所记“堵敖欲杀其弟熊恽”当非事实，而是楚国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

成王即位后因年幼，国政初由令尹子元执掌，子元欲盅文夫人，又起兵攻郑，无功而返，前664年（鲁庄公三十年、楚成王八年）“楚公子元归自伐郑而处王宫，斗射师谏，则执而梏之。秋，申公斗班杀子元。斗谷于莬为令尹，自毁其家，以纾楚国之难”。以此与《楚居》印证，可知庄敖继位时当在文王病死之福丘，即位后徙居郢，而成王即位时亦当在郢，即位后自郢徙居郢。则子元盅文夫人时应在郢，从《左传》所载来看，此时的郢应有王宫。后楚简王为太子时亦曾居此，白公之乱后楚惠王徙居于此时改名肥遗，悼王亦曾因“中谢起祸”而徙居于此。楚王两度因内乱徙居于此，表明郢（肥遗）在楚国政治上具有特殊重要性。惠王因经营东方长居淮域，太子（简王）在国内居守时“以邦复于郢”，赵思木认为“复”有重建统治之意，当理解为王太子在郢建立统治，实际就是代替长居于淮河流域楚之北疆的惠王执政。按肥遗又见于新蔡葛陵简甲三：240“王自肥遗郢徙于鄩郢之岁”。“遗”字整理者原释为“還”，读为“自肥还郢”，宋华强改释为“遗”，连读为“肥遗郢”，为楚国别都，其地待考，《楚居》发表后可知宋释正确无误。可见虽然郢已改名为肥遗，但仍可称郢，从郢历经文王、成王、惠王及惠王太子来看，郢当为楚都，其性质属楚之俗都，其地则当在楚核心区。

综上，我们似可得出结论，福丘、肥遗均由称郢地名改名而来，其中免郢原为武王所居，郢原为文王所居，两地在楚国政治生活中有特殊地位，因此福丘与肥遗应为《楚居》中称郢地名的特例，其性质仍为楚之俗都，虽改名但政治地位应高于《楚居》中的普通称郢地名，亦即高于一般的俗都。

作者：尹弘兵

来源：《江西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

选稿：黎淑琪

编辑：杜佳玲

校对：杨琪

审订：欧阳莉艳

责编：黎淑琪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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