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在日本大阪学习的中国青岛留学生杨海嘉，偶然在大阪市中心的一座墓园中看到了几座甲午战争中清军战俘的墓。
甲午战争中，随着战事的演进，中国军队的大量人员被俘事件，主要发生在丰岛海战、平壤会战以及旅顺和辽东海城、牛庄之战等重要的战役由。此战争中，总计千余清军成为日军的战俘，被羁押于日本，经常性被日军送上街头，进行侮辱性的游行示众。
1894年7月25日,朝鲜南阳湾丰岛海域，运送中国陆军官兵的商船“高升”号被日舰野蛮击沉，运输舰“操江”无力抵抗，成了日军的战利品。“操江”舰舰长王永发以下72名海军官兵是那场战争中最早一批成建制被俘虏的中国军人。
对待敌方俘虏,当时日军首先采取的是运回本土看押的方式。为了在日本国民面前炫耀战功，“操江”舰的中国俘虏一度几乎成了日军的宣传品。运输战俘的军舰抵达佐世保时，“船近码头即放汽钟、摇铃、吹号筒，使该处居民尽来观看”；尔后日军又强迫中国俘虏在街头游行示众，“使之游行各街，游毕放收入监，以示凌辱”。
1894年9月15日，中日两国陆军在朝鲜北部重镇平壤爆发激烈的大兵团会战。根据日本军史记载，被俘清军中，47人因为试图逃跑被日军斩杀，25人因为伤势过重死去，3名在羁押期间因病死去，其余608人经由海运送去日本。
作为最先到达日本的中国战俘，“操江”舰的70余名官兵被送到日本九州岛最西端的长崎，拘禁在佐世保军港附设的监狱中，按照军官和士兵区分关押，每间囚室安置11—12人。
平壤之战爆发后，数百名中国战俘到达日本，仅仅依靠佐世保海军监狱已经无法容纳，日本政府于是向一些寺庙和民间机构租赁场地当作“俘虏厂舍”,统一用于关押中国战俘,佛音缭绕的清修之地成了秘密的战俘营。
羁押期间，日方不断提审中国战俘，以图获取有关中国国内政治以及各支军队的情报。另外日方还以被俘的中国官兵作为人种范例，经常性地进行各类医学测量活动。 1894年出版的日本战时刊物《日清战争实记》上，就以“日清两国兵体格的比较”为题，刊载过这类测量结果。
1895年春，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告终。两国议及战俘交换问题，经过多次谈判，最终在当年夏季完成交接，但客死日本的中国战俘的名册已消失不见。
2010年7月，经过近一年的筹划，以调查在日本的北洋海军舰船遗物为主要目的，相关人员来到日本，2003年被中国青岛留学生杨海嘉发现的清军战俘墓，也被定为重要的寻访地点。
在大阪被发现的清军战俘墓，位于大阪著名的真田山麓。经过在墓地里对墓碑进行逐块辨识，—一查找，终于在密密麻麻的日本军人墓之间，寻到了6座中国战俘的墓。
作为这些百余年前中国军人的唯一身份证明的小小墓碑，样式和周围的日军完全一样，都是用类似混凝土的材料制成，风化严重的碑体上中国士兵的名字依稀可见，分别是杨永宽、吕文凤、刘起得、刘汉中、西方诊、李金福。中
国战俘墓碑上,姓名之前都有着一处犹如伤疤般的烙印,据说最初刻的是“捕虏”二字，二次世界大战后被日方凿去。
凭着碑体侧面还能依稀看到的被俘地点和当时职务的记载，这6位从中国军队消失了一百多年的军人的身份大致清晰，6人分属于不同的部队，主要在朝鲜和东北战场被俘，在日本期间因疾病等原因去世。据推测，他们当时都被
关押在大阪一座名为难波别院的寺庙里。
这6名葬身异国的中国军人中，名叫吕文凤的被俘时间最早，推测是1894年7月23日日军占领汉城王宫的当天，在日军夺取汉城电报局时被俘虏。6人中官职最高的是在东北战场被俘的五品衔骑兵军官刘汉中，这位中国军官在日本临终之际，要求日方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上详细官职，或许他是想到会有一天凭着这些碑文，能被家人、战友们寻到。
6座难友的墓散落在3处，其中5座根据遗愿，墓碑都面朝着西方，朝着他们永远回不去的家的方向。唯有战俘杨永宽的墓背向而立，仿佛表示自己对临死时身份的羞耻，无颜见江东父老。
萨苏等人依次在这些墓前摆上鲜花，拂去蛛尘，默默祷念。萨苏说，这是百余年来第一次有人专门从中国到这里祭奠他们。在完成了对墓碑的逐一拓印、测量，以及绘制墓地布局等基础调查工作后，已经是正午。过了一个月，萨苏和《国家地理》杂志摄影师娄林伟再度来到这块墓地。娄林伟专门从祖国带了一瓶酒，将家乡的酒祭酒在这些被遗忘了一个多世纪、回不去故乡的中国军人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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