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是黄埔同学中的一个传奇。黄埔毕业生中在军政界赫赫有名者不胜枚举，然而成为世界级史学大咖的，却似乎惟黄先生一人。他的求学、抗战和史学界经历，比他书中的历史故事，还要曲折、精彩……
南开or从军：这是个问题
莎士比亚经典之作《哈姆雷特》中有句名言：“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1937年，对于未及弱冠的黄仁宇来说，念南开还是去从军，似乎也是个问题。
就在前一年，黄仁宇考入南开大学机电工程系，并获得奖学金。这正是他父亲所希望的：“子女专心学业，上大学，当工程师，或是靠着建设性的工作体面赚钱，不要当政客或军人。”然而，卢沟桥的枪声划破天际，黄仁宇“小时候读书，很受太史公司马迁的影响，满头脑充满着传奇性的希望和想法”，在这时自然而然地演变为从军报国。对此，父亲无疑是反对的。于是，在南开或从军的选项中，黄仁宇犹豫思考了半年之久。至1938年初，当母校已被迫南迁，偌大的华北再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之时，他终于下定决心，选择后者。
意外的是，父亲这次竟没有坚持己见，反而建议他报考军校，以取得正式的军官职位，极为简单的理由“大规模战争将是延长的战事，必须想到远期的后果”，其中却蕴含着对中日战事准确的基本判断。能有如此见识的当非等闲之辈。父亲黄震白，号种苏，出身于湖南一个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青年时期加入同盟会。后为策动新军，于而立之年考入福建讲武堂一期，并成功地将时任总教习的实力派将领许崇智带入同盟会。武昌首义后，许崇智在福建积极响应，指挥新军分别攻占总督府和旗兵营，立下首功。辛亥革命成功后，许崇智被南京政府委任为第14师师长，黄震白则担任参谋长。后来，黄震白还作为福建省代表晋见过孙中山。倒袁之役后他立室成家，淡出军政界。父亲青年时期的经历，使黄仁宇“在接受书本知识之前，先已和历史的实际行动接触”。他矢志从军，想必也有父亲的隐约影响。
此时的黄仁宇才19岁，父亲告诉儿子，必须等到1938年夏，满20周岁时才可以付诸于行动。父子两人都不曾料到的是，这寥寥数月居然成为黄仁宇生命中非常特殊的一段时光。
《抗战日报》：廖沫沙与范长江
在等待的日子里，黄仁宇发现长沙新出版一份名为《抗战日报》的爱国报纸，便毛遂自荐去报社，得到接纳。《抗战日报》是“半开大小的画报形式，所有的报道都刊在一张纸上”，二、三版刊登抗战宣传文章，第四版是国际新闻。著名剧作家田汉担任报社社长，但主要精力在武汉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的抗战文艺救亡工作方面，报社的编辑工作实际由廖沫沙负责。
在黄仁宇的回忆里，有一段时间报社仅有他和廖沫沙是全职，床就放在办公桌旁边。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时，还延请廖沫沙题笺。
在《抗战日报》工作期间，黄仁宇结识了当时已是知名记者的范长江。对于这位比他大9岁的前辈，黄仁宇很是敬仰。抗战之初，范长江有一个宏大的理想，即将所有新闻从业人员团结起来，用报纸的力量为抗战做贡献。他创建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并担任会长。长沙分会成立时，身处新闻界且与范长江相熟的黄仁宇顺理成章地参与进来，负责整理成员名单。整理工作完毕时已近年中，心里记挂着军校的黄仁宇便向范长江告别。
范长江试图说服这位得力助手放弃军事生涯。数十年后，黄仁宇回忆当年的情形时写道：“他替我分析局势：战争的短程结果很明白，日军会继续挺进，汉口会沦陷。西安和长沙将成为自由中国的两大‘基地’，一在中国西北，一在中国内陆的南方，两大战略中心的命运对战争未来的进展将产生重大影响。……留在长沙，做出一番成果。”尽管范长江的判断确有过人之处，但却无法抵消黄埔军校对黄仁宇的吸引力。
成都本校：看见过校长五次
1938年夏，黄仁宇从汉口顺利考入黄埔军校。不久编入第16期第1总队，1939年元旦于成都正式开学。在日后多部作品中，黄仁宇多次提到在军校的日子。这些文字生动地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多面的黄埔。
训练是军校首要的任务，亦是学员的主业。那么学了什么呢？黄仁宇写道：
“军校想要锻炼我们的心智，是透过不断地操练来实现的。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操场上，演练如何立正。我们的军官解释，当一个人确实在立正时，他的观察力也跟着凝结……我们的立正练到差强人意后，就学习如何敬礼及转弯。训练的目的在专心一致，不受外界干扰……这个步骤完成之后，接下来就练习踢正步。踢正步的优美之处，不在于踢得有多高，而在于踢得有多慢……有一连可以做到一分钟九十步，简直美得令人屏息。
凡阅兵的时候军乐铿锵……步兵队则‘走正步’。通常为每分钟一百七十步，走起正步来只有每分钟一百一十四步，真是‘一脚踢上半天云里’。然后几百双带铁钉的皮鞋从天而降，在水泥道上发出响亮的‘刷刷’之声，绝对的整齐划一。”
这些队列科目只能算是小插曲，实战化的训练才是重点。
“我们的组织与训练，尽量地模仿日本与德国体制。分科后我入步兵队，有绝对充分的时间使自己娴习步兵基本技术，如射击与劈刺，又将轻重机关枪拆为零件再凑集成枪，用圆锹十字镐掘成散兵坑，等等。
我对劈刺一科特别有兴趣。因为在高中的时候，看过雷马克所著《西线无战事》……劈刺课目时头戴面具，有针缝极紧凑上具皮质的护肩与护胸，木质长枪则代步枪上加刺刀。原来对敌时仍能引用各种技巧，例如以自己身体的侧面对当敌人的正面，先把握住自己所立脚的三角据点，看破敌兵的弱点才乘隙而入，突击开始又要做到‘气刀体一致’，一来全来……我毕业之后虽然从来没有遇到和听到白刃战的真情实事。可是成都的劈刺训练确也给我壮了胆，我想即有敌兵拖枪持刀杀来，虽说体力不胜，我还有几分招架之方，不致立即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黄仁宇民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七期第二十六总队学生证章、毕业纪念章
军官指挥能力则是更高一级的培训，这种训练显然更复杂一些：“为了要攻陷有壕沟保护的位置，步兵营必须给自己三个小时的时间：步兵班必须克服敌军轻型武器的有效射程，也就是两千码的距离，而意外的情况可能随时发生，拖延是无法避免的，从敌军抢来的地点必须重新安排以利我方守卫，军队要休息和补充装备。如果上述种种作业无法在白天内完成，情况将令人不安。”
至于军校的日常生活，尽管黄仁宇当时对每况愈下的伙食相当不满意，但在后来经历了基层部队的艰辛后，又不由感叹，“成都军校吃白米饭的生活属特殊待遇”。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数月。黄仁宇就读于天津南开大学，充满着快乐与自信的神情。这是他最喜欢的照片之一，常悬挂于卧室之中
在黄仁宇关于黄埔的回忆中，校长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几十年之后，他竟能够清楚地记得，在军校一共“看见过校长五次”。大约是第一次的情形更令他记忆犹新：“当日蒋委员长主持抗战，日理万机，但仍不时抽空向军校学生训话……我们的队长最怕我们在校长面前‘失仪’，一再训饬。可是等到队伍集合，校长登台致辞之际，仍有好多学生将步枪移在身后，撑着捆绑在身后的背包，使脚尖能提高一两吋，一定要一睹校长的风采。”想必只有作为这“垫脚伸脖”大军中的一员，才能对细节复述得如此清晰。
毕业时的一场风波也和校长多少有些关系：“军校学生毕业的时候，照例每人领有德国式短刀一把，刀柄上镌有‘校长蒋中正授’字样。到我们16期1总队快毕业的时候，学校决定今后不用校长名义颁发了，只称毕业纪念。消息传来，我们全总队的学生大为不满，于是推选代表到校本部请愿，一定要收回成命，到后来颁发的军刀仍有‘校长蒋中正授’字样，才众心欢悦。”
1940年底，黄仁宇毕业，受训时间整整两年。
黄仁宇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命令 民国三十四年、三十五年（1945年、1946年）汤恩伯签发日日命令
滇南戍守：36个兵的长官
1941年初，黄仁宇被分配到他心向往之的国民革命军第14师（与其父任参谋长的第14师并非同一部队）。这当然不是巧合，而是田汉之功。原来，黄仁宇与田汉之子田海男是军校同班好友，毕业前的某日，黄仁宇看到田汉写给田海男的家信里提及第14师师长阙汉骞（黄埔4期）乃是国军中“一员猛将”，便怂恿田海男请其父将他们设法分配到该师。于是田汉便写了一封推荐函给阙汉骞，后者转而向军校提出要求。为保险起见，田汉又写信给在淞沪会战时结交的孙元良（黄埔1期），孙此时任成都本校教务主任。
就这样，黄仁宇、田海男如愿加入第54军所辖第14师。第54军原驻广西柳州，在黄仁宇等报到之际，因日军进占越南北部，严重威胁滇越边境，该军奉命转隶第9集团军，改驻云南富宁，防御可能北犯之敌。第14师原系国军翘楚，配备德械，官兵均佩戴“还我河山”橘色袖章，在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粤北之役中屡立战功。
然而，黄仁宇所见之第14师却已非昔日模样：部队补给奇缺，官兵缺医少药，逃亡病死频繁，兵员不及正常编制的一半。就黄仁宇先任排长后代理连长的一连而言，全连只有一名少尉和36名士兵。36的数字，几次出现在黄仁宇对滇南戍守的记载中，想来是印象太深，当不会有误。
连队驻地云南马关的原始状态亦令黄仁宇深深震撼：“我们从县之西境，徒步走到县之东端，看不到一条公路、一辆脚踏车、一具民用电话、一个医疗所、一张报纸、甚至一张广告牌。因为哀牢山的村民，一片赤贫。”
此种环境下，部队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士兵每人只有棉布军装一套，每次濯洗军装后，全体人员只能在河里洗大澡，直到树枝上的衣服晒干。各种伤病更是家常便饭，“经常与痢疾和疟疾结不解缘，脚上的皮肤，一被所穿的草鞋上的鞋带擦破，在淫雨和泥泞之中，两三日即流脓汁，几星期不得痊愈”。而一旦有军需物资需要转运时，没有任何运输工具的黄仁宇，必须拿枪逼着保长，才能要来几头“四肢像牙签的驴子”。用黄仁宇后来的话来说，这几乎是“在明朝的生活条件下过活”。
然而，“这些苦状都不必说，而更难于忍受的，则是精神的苦闷……唯一的报纸是师里政治部用油印机印的一张纸，消息来源是收听广播，重申我军在前线表现有多优异”。
黄仁宇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国民政府任职令
除此之外，作为军官，黄仁宇还要应付一个特殊的“挑战”。当地附近山头上的土匪以每支枪7000元及保证来者安全的优厚条件，引诱士兵携枪潜逃，而当时士兵每月薪饷仅12元，这意味着卖掉一支枪相当于一次性获得48年的薪饷。诱惑实在太大，第14师已有先例，对于黄仁宇来说，每天晚上紧张地看管好武器，也就成了一项旷日持久的任务。
第14师抵达滇南后，预计中的越北日军入侵始终没有出现。这导致黄仁宇也对自己服役的意义感到怀疑，但难能可贵的是，他并没有消沉下去混日子，他“胸中仍带着一种希望”，那就是“此战区战斗一展开，我们很有冲出国界，放远征军之可能”。
抗战结束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签赠黄仁宇个人肖像照片和朱世明会见盟军代表照片
于是，黄仁宇说服师长阙汉骞同意其率全师的同期黄埔同学，前往河口对面的老街探查敌情和兵要地志。他以斥候长的身份，本着“斥候长本人务必行走于最危险的方面”之原则，与战友朱世吉向老街进发，其他人员分作三组亦各有任务。在老街敌军营区外小巷里，黄仁宇平生第一次亲眼见到日军：一个日本士兵“穿着有缠腿带的裤子，却未扎绑腿，足登日本式的拖鞋哼吟着而来”。面对陌生人瞪着眼睛的注视，对方也全不在意，神态相当惬意。而在红河南岸，黄仁宇观察到，此处并无军用船只和作为渡口的准备。返回之后，他和战友凭借记忆补画了详细的老街地图，并向上级报告了对日军态势的初步判断，这些都是战时很有意义的工作。
黄仁宇的滇南戍守生涯，因为父亲的病重和去世戛然而止。1942年初，他请假探家，获得师长阙汉骞批准。
黄仁宇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民国政府任职令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国防部第五厅训令
缅甸战场：业余新闻记者
在将父亲安葬于湖南并将母亲和妹妹送往重庆后，黄仁宇再未返回原部队，改在重庆首都卫戍司令部任职。但旁人看来安稳的生活，黄仁宇却感到“无聊的要命，就像水手辛巴达一样，心痒难挠，一心等着上战场”。
在田汉的再次协助下，1943年2月，黄仁宇上尉和17位同僚经“驼峰航线”来到印度蓝姆伽，在中国驻印军新1军军长郑洞国（黄埔1期）麾下任参谋。
南亚次大陆的美景让黄仁宇赞叹不已，不过好心情仅维持了数天。由于中国战区参谋长、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与蒋介石在指挥权问题上争夺激烈，郑洞国的到来被视为完全多余，新1军军部没有被赋予任何指挥权。在黄仁宇的回忆里，郑洞国本人只负责维持监察军纪，其可指挥的部队仅一个卫兵排（此状况直至密支那战役时方略有改善）。尽管这些都令黄仁宇极度不满，但在此期间，他仍发挥特长写出12篇通讯，生动而细致地记录了这场战争中诸多的人和事。
大部分通讯发表在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大公报》上，影响广泛。1945年3月，这批文稿由上海大东书局结集出版，成为黄仁宇的第一本著作《缅北之战》，后来又在海峡两岸多次刊行，读者甚众；加上原就在《抗战日报》从事过新闻工作，以至于不少人以为，黄仁宇是以战地记者身份参加滇缅之役的。其实，步兵专业科班出身的他，完全是一个真正的战斗员，不过顺兼“业余新闻记者”罢了。
黄仁宇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国防部情报军官训练班教官聘书
可是，新1军总司令部既无直属作战部队，又只分管军纪，黄仁宇如何能成为战斗员呢？当时，重庆方面希望掌握中国驻印军的战情信息，而史迪威并不配合，驻印军总部直接发令给各作战部队，也不知会郑洞国。这种情况下，黄仁宇在申请担任前线部队助理情报官的请求遭美军情报负责人小史迪威中校拒绝后，干脆绕过美方，携带密码径直赶赴前线，成为一名没有正式任命的观察员。当然，这一切都得到了郑洞国的默许。
为了掌握到更真实的情况，黄仁宇尽可能远离师、团级机关，深入到一线。这个明显会导致更大危险的行动，并非源自上级指示，而只是出于他尽忠职守的军人本色。频繁时两三天一次的军情报告，从前线源源不断地发往重庆，有些部分还编入月报由蒋介石亲自过目。当部队人手不足时，这位黄埔同学便放下笔拿起枪，和战友们一起冲上去。
1944年5月26日，这是黄仁宇毕生难忘的一天。中国军队反攻缅北重镇密支那之役中，黄仁宇随新编第30师（师长胡素，黄埔1期）前线单位出击，在为第65团传递命令回途中，被日军近距击伤。
黄仁宇驻日代表团职员离职证明书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年国防部训令 ；朱世明签发上尉退役证明
黄仁宇用相当平和的口气把这件事写进了战地报道：
“我们出了村庄，或许这时候我们比较要大意一点，但是我记得清楚，一路上我还叫士兵们：‘距离放大，姿势低一点，快跑过去！’……当我快跑完第一个林空的时候！
‘噗哧！拍！’
好像谁在我们后面放爆竹，我已经被推到在地上了，三八式的步枪弹击中我右边大腿。我爬到一撮芦苇下面，裤子上的血突涌出来。当时的印象是很清楚的，一点也不痛，但是感觉得伤口有一道灼热，而且渐渐麻木……一个士兵已经跑来帮着我绷扎止血……
这位士兵把我的冲锋枪接了过去，扶着我在丛草里跑了两步，我的腿又麻木了。于是再度躺下来。敌人在我们侧方最多不过二三十码，并且他能够看到我们，我们看不到他，我们还相当地危险，刘连长上来了，他扶着我的右臂，另一位弟兄扶着我的左臂，让我右脚不着地，很迅速地通过第二个林空。这时候敌人潜伏在附近，我们的目标很大，有被二颗敌弹全部贯穿的危险：但是这几位同事们不顾本身的安危扶助我，这种勇义，将令我永志不忘。”
只有真正体验过战争中生死的军人，才能真正感受到战友间最真挚的情义！
另类名作：《万历十五年》
1952年，退出军界的黄仁宇负笈美国，以34岁“高龄”求学于密西根大学，直至12年后，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这期间，他半工半读，在餐店当打杂小弟，在夜总会当洗碗工，在仓库当收货员，在建筑公司当绘图员，饱尝了底层生活的艰辛。
抗日战争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过分。曾经深深扎根于抗战“历史现场”的黄仁宇，在从事专门的历史研究工作后，体现出一种特别明显的问题意识：“我所置身的这个中国，为什么100多年来如此动荡多难？”他觉得要理解现代中国，就要往回看，注重综合，这样才能看清中国的来路和去向。为此，他主张“必须将基线往后延伸，到鸦片战争前两百多年”的明朝去。这种将忧患意识与历史研究融为一体的学术作风，在美国汉学界中是绝对的“异类”。
黄仁宇致胡适明信片
试图从中国历史上这看起来无关紧要的年头出发，解释一个重大问题：即中国在历史上何以落后于西方的《万历十五年》的出版，更将黄仁宇不同于美国学者的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自1982年中文版出版至今，该书畅销300多万册。《万历十五年》的名字，在汉语文化圈可以说是赫赫有名。
然而在1976年，年逾58岁的黄仁宇充满信心地将一本名为《无关紧要的1587年：明王朝的衰落》的书寄给出版社的时候，等待他的并不是“世界史学界的一场巨大震动”，而是美国多家出版社一次又一次地无情退稿。
面对这本始于谣传万历皇帝要举行午朝大典最后却查无此事，而以一位不随流俗的文人在狱中自杀做结的书，美国商业性质的书局说，文章提及宫廷生活、妃嫔恩怨虽然动人，海瑞、李贽却牵涉财政思想，该是学术著作；美国大学出版社则认为，这书既非断代又非专论，不伦不类。
苦等数年出版无望，黄仁宇只得自己动手把这部书稿译成中文，并改名《万历十五年》，托人带到国内碰碰运气。中间又是几番曲折，最终，在著名漫画家黄苗子（黄仁宇与黄苗子夫人之弟相识）的促成下，中华书局于1982年出版了这部书，黄仁宇的老友廖沫沙题笺。
该书甫一问世，便在读书界引起很大轰动。朱学勤说“初读《万历十五年》，如受电击”；许纪霖模仿着《万历十五年》写自己的处女作；江晓原说《万历十五年》像指路明灯，让他看到“学术文本其实还可以这样写”；杨念群说《万历十五年》是“中国做得最好的‘心态史’”，展现了一个时代、一个情景下一群人的气质群像。一位普通文友的评论则是：有深度又不学究，文字活泼。
《万历十五年》迅速成为最畅销的历史著作，现象级的出版物。嗅觉敏锐的台湾出版商立刻推出台湾版，同样引发巨大轰动。从此，黄仁宇的作品在两岸一部接一部地出版：《中国大历史》《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放宽历史的视界》《地北天南叙古今》《关系千万重》《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大历史不会萎缩》等等，几乎每本都受到热烈追捧。在20世纪最后十余年间，黄仁宇成了中国海峡两岸普通读者心目中影响最大、名声最著的历史学家。
《万历十五年》英文版也在屡屡碰壁之后，终于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1982年、1983年该书连续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历史类好书提名。后来又以法、德、日等多种版本刊行，并被美国一些高校选作教科书。
《万历十五年》充分地展示了黄仁宇的“大历史观”（macro-history）。不难发现，其英文原词与macroeconomics（宏观经济学）一词有密切关系。在黄仁宇看来，《万历十五年》虽然只叙述明末一个短时间的事迹，但却属于大历史的范畴。“大历史”与“小历史”（micro-history）不同，不斤斤计较人物短时片面的贤愚得失，也不是只抓住一言一事，借题发挥，而是要勾画当日社会的整体面貌。简单地说，就是从小事件看大道理；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观察历史的脉动；从中西的比较提示中国历史的特殊问题；注重人物与时势的交互作用、理念与制度的差异、行政技术与经济组织的冲突，以及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的分合。
在历史研究日益碎片化的今日，这一观点仍具有深刻意义。这也是黄仁宇留给史界的重要遗产之一。
2000年1月的一个周末，黄仁宇坐着夫人格尔开的车子去看电影。汽车沿赫逊河岸曲折行驶，他笑着对格尔说：“老年人身上有这么多的病痛，最好是抛弃驱壳，离开尘世。”一到电影院，黄仁宇说身体不舒服，在进门的厅堂上一坐下就晕倒了，叫救护车送到医院后，人已悄然走了。
老兵永不逝，只是暂凋零。
人物小传：
黄仁宇（1918—2000），湖南长沙人。1936年考入南开大学。全面抗战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战日报》工作，1938年考入黄埔军校16期，毕业分配至国民革命军第14师。1943年改任中国驻印军新1军总司令部参谋。抗战胜利后被推荐就读美国陆军参谋大学。1949年春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团员。1952年退伍赴美攻读历史，后获博士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纽约州立大学New Paltz分校教授。曾协助李约瑟搜集整理研究有关《中国科学与文明》的材料，参与《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共出版《万历十五年》等历史著作十余部。
来源：《黄埔》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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