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称他：“中国博学鸿儒，当代文化昆仑”；世人赞他：“大师风华绝代，天才卓尔不群”，他是——钱钟书。
1910年11月21日，钱钟书诞生。他乃是20世纪初叶暨中国人文传统转型之初所产生的那一代学人中硕果仅存的代表，既谙熟中国古典文化，又通晓西方文化，并能在其学术与创作中同时凸显古典精神与“全球意识”的学者。
先生博学多能，学贯中西，精熟于英、法、德、意、西、拉丁等国文字与艺术，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均做出了卓越成绩。他在翻译理论方面颇有建树，对译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适值先生诞辰105周年，让我们回顾其翻译方面的成就，以此还原一个不可复制的钱钟书。
风华绝代的幽默才子
1
传播文化的“赫尔墨斯”
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位专司向人传递诸神信息的信使，名为赫尔墨斯（Hermes），他不仅向人们宣布神的信息，而且还担任了一个解释者的角色，对神谕加一番注解和阐发，使诸神的意旨变得可知而有意义。在西方哲学流派中，“解释学”（hermeneutics）是深受钱钟书关注的一个分支，其英文名称的词根即是“Hermes”。笔者以为，钱钟书在其文学研究或对传统文化典籍的考释中力图“会通”中西的作法，从东西方文明互识、互观的角度来看，比较类似于赫尔墨斯所承担的工作。因为，撇开人/神等级关系不论，赫尔墨斯的职责实际上就是把一个群体（或一种文明）的信息传递给另一个使用不同语言的群体（或另一种文明），从而起到沟通两个不同类别的群体（或不同文明）的作用。显然，钱钟书在学术领域所从事的“会通”工作的实质，也正是沟通使用不同语言的不同群体（东方人/西方人）或不同文明（东方文明/西方文明），并且，当钱钟书在将西方文明的信息介绍到中国学界时，也同样需要担任“解释者”的角色，对外来的信息加一番注解和阐发。因此，钱钟书这类以会通中西为尚的学者便可以说是东西方文明的文化信使，或称：文化赫尔墨斯。钱钟书曾将他在沟通中西文学方面所作的尝试定性为“非作调人，稍通骑驿”。所谓“稍通骑驿”云云，正可以看作是文化信使本色当行的角色定位。
在钱钟书的英文论文中，时时可见其对中国古代典籍如《论语》、《老子》、《庄子》、《列子》、《淮南子》及佛经如《莲华经》、《华严经》、《楞严经》等的片段译文，下面录一首他所翻译的古诗：
All day long I look edvainly for asign of Spring
My grass shoes raising clouds from the dust of all fields
Returning home,I Smilingly pick aplum-blossom and sniffit
Andlo!here on the sprigis Spring in its fullness
尽日寻春不见春，
芒鞋踏遍陇头云；
归来笑拈梅花嗅，
春在枝头已十分。
（《鹤林玉露》卷六梅花尼子悟道诗，译文出自钱钟书
《还乡隐喻与哲性乡愁》，见附录二）
除了译艺颇受推崇外，钱钟书的翻译理论在翻译界也深受重视。其“化境”论（“文艺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见钱钟书《七缀集（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更被视为对翻译实践具有“深远意义“的译学思想。倘若以上举译文与“化境”论相对观，不难看到，钱钟书在避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的方面，几近完美，在精确传达原意方面，也无可挑剔。但钱钟书的译文是否达到了“完全保存原作风味”的目标，则见仁见智，颇难定论。平心而论，翻译的“化境”作为“文艺翻译的最高理想”，几乎是高不可攀的审美境界，让人向往，却不易企及。以英国文学汉译而论，朱生豪先生倾尽毕生心血所译之莎士比亚戏剧，庶几近之。
前文曾提到明徐光启的如下观点：“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这无疑提示着“翻译”（以及与之相应的对原著的注解和阐发）作为引进外来文明的手段，在发挥沟通中外文化的功能之外，还有着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意义，即，通过引进外来文明以改造本土文化，从而达到超越自身传统（“旧学新变”）乃至超越外来文明的目的。对于这一点，“缘起”部分已有论述，兹不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钱钟书作为一名在会通中西的实践中隐含着改造旧学的深层意图的人文学者，并非乌托邦式的“世界公民”，而是有着深切民族关怀的文化赫尔墨斯。
2
“诱”、“讹”、“化”的深刻内涵
钱钟书用“诱”、“讹”、“化”三字对翻译的性质、功用、易犯的毛病和理想的最高境界作了独特的概括。
所谓“诱”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媒”。钱钟书认为，‘媒’和‘诱’所指的是翻译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也就是说翻译是个“居间者”和“联络人”，诱使我们去了解外国作品，去阅读外国作品，好像“做媒婆”似的，促使各国文化结下‘文学姻缘’，使国与国之间和平友好相处。钱钟书在《谈艺录》“序”中指出“译”作为“媒”介，其作用主要表现在“取资异国，岂徒手乐器用”，也就是说各国之间的交流不仅是物质上的，而且更应是在语言、思想和文化层面上，即在于“诱”。通过翻译，使两种语言结缔“姻缘”，建立文化的“可接近性”。在此，语言的作用就是工具，然而，同时语言也是一种障碍。当人们没有掌握该种语言体系时，这种语言所传达的思想和文化对于我们就是“隔壁之烛”，朦朦胧胧，无法理解。
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写到：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被文学界公认。同时，也影响了广大读者，引导读者直接去阅读原作。据说钱钟书就是读了《林纾的翻译》之后增加了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可以说带领他进入一个新天地（有别于《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的另一世界）。也就是说他开始走进外国文学领域。据说阅读林译之后，他才知道外国小说的魅力所在，而后他又阅读了林译的哈葛德，欧文，司各特，狄更斯的作品，乐此不疲。曾经陈衍先生问钱钟书：“文学有何必向外国去学呢！咱们中国文学不就很好么？”，钱没有胆量与其理论，只是把林纾的译文拿出来，问题迎刃而解。也就是说林译激发了他对外国文学的厚爱。这就是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另一方面，随着阅读量的增加，他也渐渐对林译产生了质疑，所以开始想阅读原作了。这就是钱钟书关于翻译中“讹”的思想。
所谓“讹”，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说：“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一样，而且译者的理解和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不尽相同。”所以，译文和原作之间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理解或语气上也和原文的风格不符。也就是说，翻译中，劣等的译文不是“居间而是离间”，如果所阅读的译文质量不高，就不能吸引读者去阅读原作，同时，也破坏了原作的名誉。相反，“好的译本能达到“消灭自己”的效果。吸引广大读者去研读原作，译文的“媒”的作用显现。拜读原作后，有些读者马上把译本搁一边。因为译文有时“失真”，这就是译文所起的“讹”的作用。有些自负的译者翻译出“失手自杀”的译本，他们自己认为读了译本就没有必要再去跟踪原作。然而，通常读者在欣赏原作之后，对译者“制造的代用品”毫无兴趣，置之不理。所以，质量不高的翻译会对原作产生负面影响。拙劣晦涩的译文好似给读者泼冷水；读者都不想阅读译文，更不用说去追踪原作了。好译本“消灭自己”，吸引读者进入另一个语言文化世界；坏译本“消灭原作”，打击读者对另一语言文化研究的兴趣，他们认为另一语言文化竟“有无天日”“黑暗不堪”。其实，不仅文学作品的翻译如此，经济、哲学、政治乃至社会体制等作品的翻译也是这样。
“讹”也表明：翻译既是“发现之杖”又是“发现之障”。译文是引领读者进入另一语言文化的助手，然而，也可成为认识另一种语言文化的障碍。之所以会使“杖”而成“障”，首先是因为不能“直凑真景” （《管锥编》587页），即和原作有出入。在翻译不同国家和语言的作品时，道理是一样的。其次，还在于有些译者在翻译时把对另一语言中的一、两个“词语”的把握当着是对该语言文化的整体把握。
钱钟书认为“化”是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是出神 ‘化境’”。这种译文被称为是原作的“投胎转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换了一种语言，而文章的“精魂”没有改变。换句话说，译文应该忠于原文，保存原作的风格。然而，他又指出：“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是不可避免的毛病”，这样“媒”或“诱”产生了新的意义。
“化”是“翻译”追求的最高境界。《随园诗记》所说：“读书如吃饭，善吃者长精神，不善吃者生痰瘤。” 精通了原作，才能在翻译时达到“化”的境界。钱钟书所说的“化”，指出了翻译艺术的极致；然而，似乎不能将此“化”字作为翻译的标准或原则。
3
对“信、达、雅”三字的评论
“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是首先由中国近代翻译史上主将之一—严复提出的，它对我国近代、现代以至当代的翻译活动都是有深远的影响。还如冯明之先生在《中国文学史话》一书中所说：“他（严复）在不断地进行翻译工作的中间，总结了自身的经验，曾经提出翻译工作的三大标准，即就是所谓“信、达、雅”。这三个标准大受学术界的重视，直到现在仍然成为中国翻译界所崇奉的原则。
钱钟书对“信、达、雅”三字作了精湛的评论。在《管锥编》第三册读支谦〈法句经序〉的笔记（〈译事三难〉）中，他指出严复所说的这三个标准均早已见于此序文。他更深刻的指出：
“译事之信，达雅；达正以尽信，而雅非为饰达。依义旨以传，而能如风格以出，斯之谓信。支，严于此，尚未推究。雅之非润色加藻，识者就多；信之必得意忘言，则解人难索。译文达而不信者有之矣，未有不达而能信者也”。
在这段话里他深入探讨了“信、达、雅”三者的辨证关系。“信”是最重要的，其中也包含“达”与“雅”。达是“信”的必要条件，译文没达到“达”就不可能忠于原作；而“雅”则并不是我们所说的“美化”的意思。
语言是认识世界的工具，却又给认识世界的制造了最大的障碍；我们常常把语言上的障碍转化为观念上与行为上的障碍。因此，“翻译”是对文化的“沟通”、文化的“对话”便有了特殊的意义。钱钟书用“诱”、“讹”、“化”三字高度概括了翻译的性质，功用，易犯的毛病和理想的最高境界，并以次指导翻译工作者“正确认识翻译的性质，严格执行翻译的任务（〈林纾的翻译〉）。其评论在当代中国译学界独树一帜。
同时，从钱钟书对翻译思想的论述中我们也可以深知他的动态、多元、开放的文化观，这种思想为当今全球化语境下进行跨文化传通和文化转型提供了颇具借鉴价值的思路。译文是语言文化灵魂的传递，好的译文是“发现之杖”，而差的译文却是“发现之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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