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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事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们可以在沉默和话语两种文化中选择。

我个人经历过很多选择的机会,比方说,插队的时候,有些插友就选择了说点什么,到“积代会”上去“讲用”,然后就会有些好处。

有些话年轻的朋友不熟悉,我只能简单地解释道:积代会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讲用是指讲自己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

参加了积代会,就是积极分子。而积极分子是个好意思。

另一种机会是当学生时,假如在会上积极发言,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就可能当学生干部,学生干部又是个好意思。

这些机会我都自愿地放弃了。

选择了说话的朋友可能不相信我是自愿放弃的,他们会认为,我不会说话或者不够档次,不配说话。

因为话语即权力,权力又是个好意思,所以的确有不少人挖空心思要打进话语的圈子,甚至在争夺“话语权”。

我说我是自愿放弃的,有人会不信——好在还有不少人会相信。

主要的原因是进了那个圈子就要说那种话,甚至要以那种话来思索,我觉得不够有意思。

据我所知,那个圈子里常常犯着贫乏症。

二十多年前,我在云南当知青。

除了穿着比较干净、皮肤比较白皙之外,当地人怎么看待我们,是个很费猜的问题。

我觉得,他们以为我们都是台面上的人,必须用台面上的语言和我们交谈——最起码在我们刚去时,他们是这样想的。

这当然是一个误会,但并不讨厌。

还有个讨厌的误会是:他们以为我们很有钱,在集市上死命地朝我们要高价,以致我们买点东西,总要比当地人多花一两倍的钱。

后来我们就用一种独特的方法买东西:不还价,甩下一叠毛票让你慢慢数,同时把货物抱走。

等你数清了毛票,连人带货都找不到了。

起初我们给的是公道价,后来有人就越给越少,甚至在毛票里杂有些分票。

假如我说自己洁身自好,没干过这种事,你一定不相信,所以我决定不争辩。

终于有一天,有个学生在这样买东西时被老乡扯住了——但这个人决不是我。

那位老乡决定要说该同学一顿,期期艾艾地憋了好半天,才说出:哇!不行啦!思想啦!斗私批修啦!

后来我们回家去,为该老乡的话语笑得打滚。

可想而知,在今天,那老乡就会说:哇!不行啦!“五讲”啦!“四美”啦!“三热爱”啦!

同样也会使我们笑得要死。

从当时的情形和该老乡的情绪来看,他想说的只是一句很简单的话,那一句话的头一个字发音和洗澡的澡有些相似。

我举这个例子,绝不是讨了便宜又要卖乖,只是想说明一下话语的贫乏。

用它来说话都相当困难,更不要说用它来思想了。

话语圈子里的朋友会说,我举了一个很恶劣的例子——我记住这种事,只是为了丑化生活;但我自己觉得不是的。

我在沉默中过了很多年:插队,当工人,当大学生,后来又在大学里任过教。

当教师的人保持沉默似不可能,但我教的是技术性的课程,在讲台上只讲技术性的话,下了课我就走人。

照我看,不管干什么都可以保持沉默。

当然,我还有一个终生爱好,就是写小说。

但是写好了不拿去发表,同样也保持了沉默。

至于沉默的理由,很是简单。那就是信不过话语圈。

从我短短的人生经历来看,它是一座声名狼藉的疯人院。

当时我怀疑的不仅是说过亩产三十万斤粮、炸过精神原子弹的那个话语圈,而是一切话语圈子。

假如在今天能证明我当时犯了一个以偏概全的错误,我会感到无限的幸福。

我说自己多年以来保持了沉默,你可能会不信;这说明你是个过来人。

你不信我从未在会议上“表过态”,也没写过批判稿。

这种怀疑是对的:因为我既不能证明自己是哑巴,也不能证明自己不会写字,所以这两件事我都是干过的。

但是照我的标准,那不叫说话,而是上着一种话语的捐税。

我们听说,在过去的年代里,连一些伟大的人物都“讲过一些违心的话”,这说明征税面非常的宽。

因为有征话语捐的事,不管我们讲过什么,都可以不必自责:话是上面让说的嘛。

但假如一切话语都是征来的捐税,事情就不很妙。

拿这些东西可以干什么?

它是话,不是钱,既不能用来修水坝,也不能拿来修电站;

只能搁在那里臭掉,供后人耻笑。

当然,拿征募来的话语干什么,不是我该考虑的事;

也许它还有别的用处我没有想到。

我要说的是:征收话语捐的事是古已有之。

说话的人往往有种输捐纳税的意识,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在口头上。

在这方面有个例子,是古典名著《红楼梦》。

在那本书里,有两个姑娘在大观园里联句,联着联着,冒出了颂圣的词句。

这件事让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两个十几岁的小姑娘,躲在后花园里,半夜三更作几句诗,都忘不了颂圣,这叫什么事?

仔细推敲起来,毛病当然出在写书人的身上,是他有这种毛病。

这种毛病就是:在使用话语时总想交税的强迫症。

我认为,可以在话语的世界里分出两极。

一极是圣贤的话语,这些话是自愿的捐献;

另一极是沉默者的话语,这些话是强征来的税金。

在这两极之间的话,全都暧昧难明:既是捐献,又是税金。

在那些说话的人心里都有一个税吏。

中国的读书人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就是缴纳税金,做一个好的纳税人——这是难听的说法。

好听的说法就是以天下为己任。

我曾经是个沉默的人,这就是说,我不喜欢在各种会议上发言,也不喜欢写稿子。

这一点最近已经发生了改变,参加会议时也会发言,有时也写点稿。

对这种改变我有种强烈的感受,有如丧失了童贞。

这就意味着我违背了多年以来的积习,不再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了。

我还不至为此感到痛苦,但也有一点轻微的失落感。

开口说话并不意味着恢复了缴纳税金的责任感,假设我真是这么想,大家就会见到一个最大的废话篓子。

我有的是另一种责任感。

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些社会学研究,因此接触了一些“弱势群体”,其中最特别的就是同性恋者。

做过了这些研究之后,我忽然猛省到: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

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不存在或者很遥远。

在中国,人们以为同性恋者不存在。

在外国,人们知道同性恋者存在,但不知他们是谁。

有两位人类学家给同性恋者写了一本书,题目就叫做Word is out。

然后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属于古往今来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就是沉默的大多数

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人没能力,或者没有机会说话;

还有人有些隐情不便说话;

还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

我就属于这最后一种。

作为最后这种人,也有义务谈谈自己的所见所闻。

我现在写的东西大体属于文学的范畴。

所谓文学,在我看来就是:先把文章写好看了再说,别的就管他妈的。

除了文学,我想不到有什么地方可以接受我这些古怪想法。

赖在文学上,可以给自己在圈子中找到一个立脚点。

有这样一个立脚点,就可以攻击这个圈子,攻击整个阳的世界。

几年前,我在美国读书。

有个洋鬼子这样问我们:你们中国那个阴阳学说,怎么一切好的东西都属阳,一点不给阴剩下?

当然,她这样发问,是因为她正是一个五体不全之阴人。

但是这话也有些道理。

话语权属于阳的一方,它当然不会说阴的一方任何好话。

就是夫子也未能免俗,他把妇女和小人攻击了一通。

这句话几千年来总被人引用,但我就没听到受攻击一方有任何回应。

人们只是小心提防着不要做小人,至于怎样不做妇人,这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就是到了现代,女变男的变性手术也是一个难题,而且也不宜推广——这世界上假男人太多,真男人就会找不到老婆。

简言之,话语圈里总是在说些不会遇到反驳的话。

往好听里说,这叫做自说自话;往难听里说,就让人想起了一个形容缺德行为的顺口溜:打聋子骂哑巴扒绝户坟。

仔细考较起来,恐怕聋子、哑巴、绝户都属阴的一类,所以遇到种种不幸也是活该——笔者的国学不够精深,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

但我知道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任何人说话都会有毛病,圣贤说话也有毛病,这种毛病还相当严重。

假如一般人犯了这种病,就会被说成精神分裂症。

在现实生活里,我们就是这样看待自说自话的人。

如今我也挤进了话语圈子。

这只能说明一件事:这个圈子已经分崩离析。

基于这种不幸的现实,可以听到各种要求振奋的话语:让我们来重建中国的精神结构,等等。

作为从另一个圈子里来的人,我对新圈子里的朋友有个建议:让我们来检查一下自己,看看傻不傻,疯不疯?

有各种各样的镜子可供检查自己之用:中国的传统是一面镜子,外国文化是另一面镜子。

还有一面更大的镜子,就在我们身边,那就是沉默的大多数。

这些议论当然是有感而发的。

几年前,我刚刚走出沉默,写了一本书,送给长者看。

他不喜欢这本书,认为书不能这样来写。

照他看来,写书应该能教育人民,提升人的灵魂。

这真是金玉良言。

但是在这世界上的一切人之中,我最希望予以提升的一个,就是我自己。

这话很卑鄙,很自私,也很诚实。

(全文完)

(源自电子书《沉默的大多数》,作者王小波。转载仅供分享与交流,如涉侵权,烦请联系晓崇删除。如有需要《沉默的大多数》电子书的朋友,可以在文后留言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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