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戴鞍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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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开埠后繁盛的内外贸易所提出的大量资金融通需求,促使晚清上海的金融业勃兴,并较快形成外资银行和中国钱庄、票号互为援手、鼎足而立的基本格局, “ 洋商之事,外国银行任之; 本埠之事,钱庄任之; 埠与埠间之事,票号任之。 ”19 世纪 80 年代,上海已成为占全国对外贸易 “ 货物成交 ” 和 “ 款项调拨 ” 总量 80% 的贸易金融中心。 口岸贸易与金融业之间互为促进的双向关系,在开埠后的上海得到生动有力的展现。

埠际转运与沪上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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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岸贸易与晚清上海金融业之间的互动关系,在和上海有贸易往来而又相距较远的天津和营口,也有生动显示。早在天津开埠前,凭借传统的经济联系,经由上海输入的进口商品就被辗转运至并通过它销往各地。《1856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记录,当进口货销售因长江流域战事滞阻时,有三分之二的销货是通过(沙船)海运卖到辽东的牛庄、锦州和关东的北直河,以及山东的登州府等北方港口,其中大多数是运到后一港口,再由那里转驳浅水船,以便通过白河口的沙洲,运到北方贸易中心——天津。英国驻沪领事据此认为“如果中国人能够成功地利用他们的小船从事于上海到山东和北直隶各口岸的运输业务,那么用我们加装了蒸汽机的船来运的话,就能装得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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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码头旧影

果然,自1860年天津开埠,经由上海输往天津的进口商品大部由外国商轮揽载,天津成为上海港沿海转口贸易的主要口岸。津沪间的这种转运关系是紧密的,1869年华北遭遇旱灾,英国驻沪领事便担心因灾民购买力的下降会影响进口商品的销售,“上海的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该地区的居民的。”这种关系同样存在于出口方面,《1899年天津贸易情形论略》仍称“出口以及复出口土货土产运外洋者,皆须运至上海再转运外洋。”上海雄厚的金融实力,更加固了这种经济联系,“北方通商口岸天津最巨,富商巨贾百货云屯,恒藉上海银钱为招注。”而一有变故,便会波及上海。1900年义和团兴,津沪之间联系阻隔,上海金融恐慌陡起,“计各银号所放之款共有七百三十万,仅汇到七十万,余以音信阻梗,汇划不通,兼之歇业逃亡无从问讯,上海市面为之震动,银根为之紧迫,故洋厘逐日飞涨至八钱有余。”两地因转口贸易建立起来的密切的金融联系清晰体现。

营口是晚清东北地区主要出海港,以往由沙船从这里载运南下的东北豆石数量,远远大于南货北运,以致沙船从上海出发时要雇人挖泥压舱。19世纪50年代后,日见增多的洋货经由上海北运,沙船的运力不再空耗,“它们回航时,不是装载着压舱物或中国货,而是装了大量的外国工业品回到北方港口。”1858年营口开埠和1862年“豆禁”解除后,在沪外国商轮投入东北航线,两地间的货物流通为数更巨,个别年份一些品种甚至超过天津。如1878年上海港外国斜纹布转口贸易统计表显示,是年输往营口359867匹,较之天津的214568匹,多出近60%。1862年英国驻营口领事称:“本埠最大的输出品为大豆、豆饼及大豆榨的豆油,这些货品现在不可能成为运往英国的回头货,但是却给从上海装来洋货的外国轮船提供了回头货。”其运量之大,“甚至还要雇用放空开来的外国轮船,把大豆运往上海、宁波和更南边的口岸。”直至20世纪初叶,即使在不景气时仍有相当数量。1907年的一份商务调查载:“奉天出口货以豆油、豆饼为大宗,进口货以纱、布、纸、面为大宗。而从前装载多用沙船运布而往,贩油而来。三十年前,沙船约有三千余艘,今则仅存五十余艘。豆油自庚子以来每年到沪者约十二三万篓,三十一年减至六万篓,三十二年减至九万篓,其疲败可知矣。其他土布则去年存之营口未销售者约五万包,棉花则日俄战前销数约百万包(指北方言,不仅营口一处),去年减至二分之一。纸类则销数甚巨,去年细纸亦减至四分之三。疲滞如此,实可惊骇,而其影响及于上海之商务,去年年终结算,钱庄亏损四百余万之巨,”两地间通过这种货运贸易建立起来的金融联系可谓密切。

鸦片运销与沪上金融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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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滩旧照,码头上停靠着货轮,船员和搬卸工正忙碌地搬运货物。

口岸贸易与晚清上海金融业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当时颇为兴盛的鸦片运销也得到反映。上海开埠后,相当长时期内,在各类进口货所占份额中,鸦片输入一直占据首位,以致各年度英国驻沪领事关于上海港的贸易报告都有鸦片贸易的记载和统计。鸦片战争前,清朝政府规定广州一口通商,外国对华鸦片贸易多集中在华南海面,再由中国走私烟贩分运各地。上海因其独具的扼江海要道的地缘优势,特别是作为当时苏南中心城市苏州的外港,成为海上鸦片进入运河水系的主要通道,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838年狄听奏折称,“臣籍隶江苏,深知上海县地方滨临海口,向由闽粤奸商雇驾洋船,就广东口外夷船贩买呢羽杂货并鸦片烟土,由海路运至上海县入口,转贩苏州省城并太仓通州各路,而大分则归苏州,由苏州分销全省及邻境之安徽、山东、浙江等处地方。江苏省外州县民间设有信船、带货船各数只,轮日赴苏递送书信并代运货物,凡外县买食鸦片者俱托该船代购,是以各县买烟价银由信、货船汇总,有数可稽。大县每日计银五六百两,小县每日计银三四百两不等,兼之别项兴贩,每年去银不下千万,其波及邻省者尚不在此数。”

上海开埠后,与对外贸易重心由广州向上海转移的同时,鸦片走私主要活动区域也由华南移至上海。在1843年下半年,经吴淞走私进口的鸦片就达8000箱,价值600万元。上海很快成为英、美等国把鸦片大量输入中国的主要口岸。《上海通志馆期刊》载:“上海最初的洋商大都是从广东分设,其最重要的输入品便是鸦片。外洋出入之货,本多定税则,载入条例,独鸦片税则不定不必纳税,于是素来禁止的鸦片,此时反得源源而来,畅销无阻。”1847年经由上海输入的鸦片达16500箱,超过1830年前任何一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总量。此后,经由上海输入的鸦片逐年递增,鸦片贸易日益猖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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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载着鸦片的趸船

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被迫以条约形式承认鸦片贸易合法,鸦片称为“洋药”,每箱在通商口岸交纳30两进口税后,通行无阻。鸦片输入的“合法化”,给上海的鸦片贸易带来新的刺激。1863年1月31日《北华捷报》称:“鸦片虽不属于生活必需品,且不列入制成品名单之内,然而我们对鸦片这项进口贸易,确有予以注意的必要,因为它在我国贸易中具有价值,它可以为我们从中国换回同等价格的土产品。同前一年交易情形相比,1862年的鸦片贸易量确有所增加,并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利润。这项进口的药物不仅在消费量上有所增长,而且它的价格已高达六百三十两一箱,这是多年来没有见过的价格。”与其他进口商品相似,运抵上海的进口鸦片,很大部分是转运别处的,牛庄、天津、烟台、汉口、镇江、宁波、芜湖和九江等地,都是由上海供应进口鸦片的。

清嘉道年间,在边远地区已有鸦片种植,甚至近海一些山区,亦间有鸦片种植。19世纪末,清朝政府的财政危机日趋严重,虽极力搜刮,多方罗掘,仍不敷支放,于是便想通过公开允许和推广种植鸦片,增辟税收来源,于是各地鸦片种植面积扩大,上海附近地区也不例外,1906年江浙皖三省鸦片产量分别达16000担、14000担和6000担。国产鸦片的加入,使上海的鸦片贸易出现一些新的变化。海关报告载,19世纪80年代始“由于土产鸦片供应的增加”,进入上海港的外国鸦片有所减少,到1901年外国鸦片经上海港“进口的数量只有十年前的四分之三左右。”

当时进入上海流通的国产鸦片,主要来自两大区域,一是江苏北部的徐州地区,一是长江上游云贵川等省。实际上来自徐州方向的鸦片并非全出自当地,有的系产于毗邻的豫、鲁两省,地处三省交界处、隶属徐州府的砀山县是这些鸦片转运上海的市场集散地。另一方面,长江轮运航线贯通,上游地区所产鸦片成为上海鸦片贸易的大宗货源。《1868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载,进口鸦片价格下跌,“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使市场未能保持较好价格的主要障碍,是云南和四川两省种植罂粟的面积大为扩大。目前,经常有一定数量的这种中国生产的鸦片从汉口运到上海。”面对“已有大量的中国鸦片从很远的四川、贵州和云南等省自行设法运到上海”,美国驻沪领事麦华陀提议“为了有效地对付中国人的竞争,必须设法使印度鸦片以更低的价格出售给消费者。”尽管这样,内地所产鸦片仍凭借成本低、路途近的优势,源源运抵上海。《1872年度上海港贸易报告》载,外国鸦片在近五年间,“其进口量始终停滞不前,1872年则确见下降。与此同时,中国鸦片的产量却已是原来的四倍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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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钱庄、票号单据

经由上海转运的进口鸦片亦相应减少,据1882年的统计,“在全部或部分由上海供应鸦片的所有港口中,除了一个港口之外,发货量都少于1881年。”从内地输入上海的鸦片则有增无减,1881年由轮船经汉口运抵上海的四川鸦片有2402担,1898年达8800余担,净增近3倍。沪渝两地间的资金融通因此更呈活跃,“上海每年多在夏初鸦片市场最旺时将款项以汇票兑到重庆,由重庆运进内地收购鸦片的生银逐渐又返回重庆投资于购买洋货。”与繁忙的货物流通相辅而行,“银两从陆路和水路涌到四川的这个最重要市场和分配中心——重庆”,其中上海用汇票兑来的款项,数目之大竟使重庆票号感觉现银太多而把汇费提高到12%,促使部分商人采用对远地交易货物划账互相抵销的办法,否则从上海流入重庆的现银“势必更要大增”。1901年1月,中国通商银行派驻重庆的包良基致函盛宣怀称:“渝城街市风气与长江轮船通行各码头迥乎不同。该地僻处万山,道途阻隔,货物银钱出进皆非易易,故市风呆不可言,平时不出用场,街面银钱几于无处屯放,一有用户亦惟在本街搬运,决无外省来源,故宽则奇宽,紧处奇紧。如渝行春初开市,搁款至十余万之多,无处可放;目下丝土出新,用场较巨,汇水拆息皆有可观,而又无款可做。此间生意全在操纵自由,随时权变,始能得利。”沪渝两地间缘于货运网络结成的金融联系,又给贸易发展以新的推动。1891年至1910年,重庆港进出口贸易总值增长11.7倍,平均增长幅度达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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