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王天德时，他身着棉麻衣裤，聊天时点一根线香、泡一壶茶，喜欢在创作前抽雪茄。他的代表作香烫水墨画的灵感，正是来源于掉落画稿上的烟灰。
他的工作室坐落在一栋仓库改造的小楼。进入室内拾级而上，像是一个集创作、收藏、展陈、生活于一体的空间。
这种多元同样体现在房屋主人的身上。
艺术家
复旦大学教授
作品被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大英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海内外机构收藏
徘徊于东西方文化中，面对当代和传统的割裂，亲临历史与现实交替，64岁的王天德兼具艺术家与教授的身份。他是一个入世的学者，也是一个有野心的创作者，作为当代水墨的领军人物，王天德对水墨艺术有着更加立体的理解。
“我现在的年龄处在承上启下的阶段。怎样让当代水墨有更大的突破，真的是一件有难度的事情。”接触水墨艺术将近40年。对王天德来说，传承与创新一直是不变的命题。
“中国当代水墨实验肯定会出现两个问题。一是借鉴西方文本，采用西方的意识形式，通过水墨冲击达到一定的视觉效果，从85思潮到现在都是如此；二是回归固有的传统，用中国元素来转换，但这一点实际操作起来非常困难。”王天德说。
王天德毕业于浙美（现中国美术学院），“那是一个大师云集的年代。”王天德回忆。有趣的是，他的家和工作室都在上海松江，董其昌、陈继儒等大家皆出于此。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最能代表中国的就是水墨。但水墨有着经验主义的背景，不断在肯定过去的同时否定现代。这对当代人来说是很痛苦的。”王天德没有对此讳莫如深，他说“创作本身就是痛苦的过程”。
他曾尝试过各种艺术创作，包括绘画、装置、摄影、小说等。1993年，王天德以他的《圆系列》引起了艺术界的关注。在随后的《水墨菜单》和《数码系列》作品中，他的创作一直在寻找新的可能性。
“一些海派的老艺术家，50、60年代的，他们表现的题材大多是盆花和古代人物。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他们画的花都是很小的，是放在自家院子或窗台上的一盆小花。这些老艺术家滞留在窗前，这是一个时代的遗憾。到了80年代，大量西方的人文哲学涌入国内，在全国各个地方形成文化气候，纯水墨的抽象表现、实验水墨成为当时的主流，这同样是时代演绎下艺术家的创作状态。”
这位196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水墨对他的意义也在时代变迁中发生变化。时代跨越，曾几何时，水墨艺术是尘封的残余，是开放的文化象征，也是市场里的物质资本。
从2012年起，王天德做的最多的就是古今作品的拼接，他将拍卖会买来的古代碑拓、书法墨迹与自己的烫山水作品对裱，让传统与当代跨越时空进行对话，找到弥合文化断裂，古今对话的可能。
王天德用流动的水墨，用“至软至柔”打破横亘在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之间的坚硬高墙，在毁灭与创造，永恒不变与稍纵即逝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与本源。“我们需要在自己的文化里挖掘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语言，再去打破传统的边界。”
王天德，平山读碑图，221.5×121cm，宣纸、墨、火焰、拓片，2019.
“水墨入门简单，但怎样才能让它和我们的生活产生联系？”在王天德看来，笔墨是行而下的技术问题，每个艺术家都会给出自己的解决方法。水墨作为一个单一元素，如果仅仅遵循中国传统的路径，那么未来几十年的路会走得比较艰苦。“水墨和当代艺术、新的技术互动，能显示出其魅力与潜力。”
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渗透。王天德以AI技术为例，“虽然我不太了解AI，但它能改变中国水墨传播的可能性，每个人都能相对容易地认知互动，转而成为自己的艺术欣赏能力。”传统建构并非建立在反对现代性上。“未来，中国、东亚之外的年轻人都能了解一些水墨，更多的人从事其中，中国水墨的生命力因此得到延续。”
“一流的厨师总在追求食物的原味，我想艺术和文化也是如此。”在王天德看来，创作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内心中对某一个阶段生活的真实反映。他珍惜灵光乍现的时刻，而灵感带来的远不止创作本身。
“就像你在下午6点的西湖边散步，你走过湖边，所听所见都在真实发生。第二天，有人沿着这条小路再次经过，你们的感受不尽相同，真正的回味都是带着情感的。”王天德说。现代人无法将徐志摩、胡适见过的西湖景色重现，但能通过他们的文字将不同时空的回忆重新拼贴。
“时代变化是一个既迅速又缓慢的过程。经济、技术日新月异，但文化艺术的转化永远是徐徐渐行的。怎样才能找到文化上的共识？我们一直在追寻这样一条‘湖边小路’。”王天德说。这也许是在被商品化、数字化、虚拟化、表层化的世界里沉淀下来的东西。
这是艺术家对时间缓释的注解。就像王天德所回忆的那样，“看陆俨少先生画水，每根线条都画得非常慢，但是画完之后水就哗哗地流淌起来”。水墨是东方人共同记忆的承载，当它像水一般流动、奔涌，带着古老的东方文化汇聚入海，或许正是王天德所说的“承上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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