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很早就意识到中日必有一战，这也是他发起洋务运动的一个初衷，但是从一开始，他的避战心理就非常严重。

李鸿章之所以有严重的避战心理，一半的原因在自身，一半的理由在政敌。

李鸿章不糊涂，他非常清楚，洋务运动从开始那一天起，就受制于中国庞大体制的弊病，而他本人以及身后的军政集团，也都不是什么“好人”，中国封建官僚几千年来养成的那些“臭毛病”，他们一样不少，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将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贪图富贵，腐败不堪。

办实业是这样，搞北洋海军也是如此。

李鸿章搞洋务运动，办实业，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总局、开平矿务局是基本盘，操控这些基本盘的都是李鸿章的私人，个个屁股都不干净。

举个例子，当时主持轮船招商局的是一度与盛宣怀齐名的徐润，这厮在任上投机取巧，动用公款疯狂炒作上海房地产，结果崩盘，造成巨大损失。盛宣怀就更别提了，他的暴富，就是从跟随李鸿章办实业开始的。

再说更为关键的北洋海军。

李鸿章为了将北洋海军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任人唯亲、用人不善，丁汝昌根本不懂海军，而且私德也不行，但因为他是淮系出身，李鸿章就把他摆在了北洋海军提督这一关键位置上，结果弄得军中乌烟瘴气，拉帮结派、党同伐异、克扣军饷、吃喝嫖赌，统统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

1886年，北洋舰队造访长崎，因水兵到妓院嫖妓而与日本警察和市民发生流血冲突。日方趁机做了调查，发现北洋军舰甲板上供奉着关羽的神像，军械缺乏保养，到处是吃剩的食物，晾晒的衣服，一片狼藉。

这样的一支军队，怎么可能打大仗、打硬仗。

北洋海军初建的时候，实力其实是远超日本海军的。

但是，朝廷内的顽固派、清流乃至权贵，要么见不得它好，要么看它碍眼。

正因为遭遇了这些掣肘，北洋海军在与日本竞争的关键六年，竟然没有添置战舰和更新火炮。不仅如此，由翁同龢掌管的户部，更是在1891年要求停购舰上大炮，并裁减海军人员，此后更是连正常维修也无法得到保证。

李鸿章看着着急，在甲午海战爆发前两年曾强烈要求储备弹药，但因为翁同龢从中作梗，始终未能办成。海战爆发时，“经远”、“来远”两舰主炮仅有三门可用，“靖远”、“致远”两舰的阀门因年久破烂，以致中炮之后迅速沉没。

翁同龢为了整治李鸿章，不惜搭上国家的前途命运，他后来被罢黜，一点也不冤。

基于种种不能示人的现实，对于这样一支北洋海军，李鸿章心中始终存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他希望将之养成“猛虎在山之势”，借此来吓唬人，主要是吓唬日本人。

如果必须一战，李鸿章想的不是在海战决战，而是将日本人引进来打。

李鸿章曾跟亲信幕僚周馥说，如果中日宣战，首先要迁都，等老佛爷和皇上迁到西安，然后他到北京，让开一块地盘让日本人打到山海关。只要拖过冬天，日本人的补给就不行了，这时候我再跟它谈判，逼迫它撤兵，让它进退两难。

对这个战略，李鸿章曾寄予厚望，因为刘铭传在台湾用过这个办法，将日本人成功拖在了基隆。

然而，面对日本人侵略的野心，李鸿章的这个想法不过是自我麻痹。

况且，当时的政治体制，也很难配合他实现这种战略构想。

骂李鸿章卖国，除了甲午战败，他去签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外，他还有重大失误以及卖国嫌疑。

搞外交，李鸿章很长时间非常迷信“以夷制夷”这一套，因为1876年签《烟台条约》时，英国要撤使宣战，其他国家都支持了他。

他的这个想法，需要在力量相对均衡的时候，才有可能奏效，一旦有一个强势的力量介入进来，借“借力打力”的可能立刻就没有了。

甲午战争，就是个例子。

因为在甲午战争中败得太惨，李鸿章签了卖国条约回来，因为外交战略误判，他又干了一件误国甚至卖国的蠢事。

面对咄咄逼人的日本，他认为只有“结强援”，才能有效对抗日本，于是他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策略，非常不理智地跟俄国人签订了《中俄密约》，结果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落入了更可怕的陷阱之中。

关于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以及后续事件，一直以来流传着一种说法，李鸿章干这事，就是受贿卖国。

《中俄密约》签订之后，清廷本想依靠俄国抵御日本的侵略，谁知竟先遭到了俄国的算计。

1897年11月，德国强行以武力占领胶州湾，俄国非但没有援华，反而借机侵占了旅顺和大连，并且逼迫清廷进一步签订《旅大租地条约》。

慈禧起初是不同意与俄国签这个条约的，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便打电报给俄国财政部驻北京代表，让他去见李鸿章和张荫桓。

维特授意他的驻京代表：“以我的名义劝告他们施加影响，使我们提出的协定被中方接受，同时我答应给他们各一份厚礼——给李鸿章五十万卢布；给张荫桓二十五万卢布。”

维特后来披露：“这是我在同中国人的谈判中唯一的一次对他们行贿。”

如果此事千真万确，李鸿章被骂卖国贼就一点不冤了。

他后来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也就一文不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