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93年，菲律宾红薯高产，还明文规定红薯不准出口，偷渡者会被处死。但那年，我国福建发生了旱灾，在菲律宾经商的陈振龙听闻后焦急万分，他花重金买了一根红薯藤，将它偷偷编入了回国货船的缆绳里。
陈振龙，是福建的书香世家的商人，那时正在菲律宾群岛经商。
他经常在福建和吕宋岛（今菲律宾）之间往返，对两地的风土人情也了如指掌。
在菲律宾，他被一种植物“红薯”吸引。
这种原产于南美洲的植物，被西班牙人引进到菲律宾后，迅速成为当地的“国宝”。
红薯不仅口感佳，而且茎和叶也可食用，更重要的是，它对土壤的要求不高，容易活，产量巨大。
然而在那个时候，陈振龙的家乡福建正遭受严重的旱灾。
家乡的人流离失所，生活苦不堪言。陈振龙虽然身为商人，但对于饱读圣贤书的他，看到家乡的疾苦很是痛心。
一次回乡途中，一个妇人跪在他面前，拉着他的衣角，哭着请求他救救她的孩子。
陈振龙看着奄奄一息的孩子，心中五味杂陈。
那一刻，他下定决心，要将红薯带回福建，拯救家乡的百姓。
1593年，菲律宾的红薯喜获丰收，这种作物在当地被视为珍宝。
然而，当时的菲律宾明文规定红薯不得出口，任何企图偷渡红薯出境的行为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甚至可能被处死。
当时50岁的陈振龙要将红薯从菲律宾带回福建，谈何容易。
他第一次尝试时，他将红薯偷偷藏在行囊的底层。
过海关时，他紧张得心脏砰砰直跳，然而，就在检查人员即将放行之际，一个人慌慌张张地撞倒了他，红薯也滚落了出来，陈振龙无奈地交了罚款。
第二次，陈振龙将红薯藤编入一个藤篮中，试图蒙混过关。
然而，由于他有前科，海关对他进行了更加严格的检查。
这一次，他的计划再次落空，甚至险些引发牢狱之灾。
好在他在菲律宾的朋友出面求情，才使他得以脱身。
尽管两次失败让陈振龙备受打击，但他没有放弃。他知道家乡的百姓正盼着他回去。
于是，他再次花重金购买了一根红薯藤条，并巧妙地将它编入了回国货船的缆绳中。
这一次，他终于成功了！检查人员只注意了他的行李，却忽略了船上的缆绳。
就这样，陈振龙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将红薯带回了福建。
回到福建后，陈振龙第一时间上报官府，大力推广红薯的种植技术。
很快，红薯在福建遍地开花，成为了乡亲们的救命粮。
福建的旱灾危机也得到了缓解，人口也逐渐恢复增长。
到了清朝时期，红薯更是推动了中国人口的增加。
在道光十五年的时候，中国人口已经达到了四万万以上，远超明朝时期的人口数量。
为了纪念陈振龙引进红薯的功德，清道光年间，福州人民在乌石山建造了“先薯祠”和“先薯亭”。
陈振龙也被誉为“红薯之父”，他的名字和事迹被载入史册，流传至今。
如今的红薯在我国已经是非常普通的食物了。
无论是在街头巷尾的小吃摊上，还是在高档餐厅的菜单里，都能见到它的身影。
然而，每当我们品尝到时，都不应忘记那个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将它带回国的商人——陈振龙。
陈振龙带回的不仅是一棵红薯藤，更是一棵救命藤。
陈振龙一家七代不仅积极致力于红薯的引种、推广，还将种薯技术传授亲戚朋友，把红薯推广到更多的地方。
到清乾隆年间，红薯已推广到全国大部分地区。
新中国成立后，红薯种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
从四万万同胞的人口增长到8亿，作为当时经济尚不发达的代粮“重器”红薯扮演了重要角色。
到1978年时，据农科专家测算，“今日的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红薯生产国，产量占全世界的百分之八十三”。
而当时的中国人口，也将突破十亿大关。
1962年冬，郭沫若先生到福州考察，特地去福建省图书馆查阅一本奇书《金薯传习录》。
这本《金薯传习录》专门写红薯的栽种方法、培育过程。
那些已经泛黄的纸页字行，红薯传种中国最明确、具体的记载跃入眼帘。
郭沫若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与诗意，挥毫写下了《满江红——为红苕传入中国370年而作》：
挟入藤篮试密航，
归来闽海勤耕植。
此功勋，
当得比神农，
人谁识?
中华文明有这样的贤者，得以不断发展，冒死引进红薯救了无数华夏百姓。
古代神农“红薯之父”陈振龙应当受后世敬仰。
原来国人爱吃的烤红薯，当真来之不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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