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13日,俄罗斯官方发布消息称,爱沙尼亚总理卡娅·卡拉斯因拆除苏联时期的纪念碑被列入通缉名单。
在自己的国家拆除过气的纪念碑,另一个国家便要抓人家的领导人,这有多么蛮横和霸道!
在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土上,曾经竖立着数不清的纪念碑。这些用石头、青铜及其它材质塑造的偶像,捆绑和辖制着人们的生活,在人们的心灵里投下种种阴影。
在千千万万座塑像中,有许多是13岁少年帕夫利克的。有人说,帕夫利克在各地的纪念碑,甚至比斯大林的也不少。那么,这个帕夫利克是一个什么人呢?
苏俄文学翻译家蓝英年说,在俄国和现已独立的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包括波罗的海三国中,五十岁以上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因为这些国家五十岁以上的人都参加过少先队,戴过红领巾。他们入队的时候,必须在莫罗佐夫的铜像、水泥像或石膏像前宣誓。
昨天翻阅英国作家奥兰多.费吉斯的名著《耳语者》,发现其对帕夫利克案件进行了较详细介绍。
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生活的乌拉尔格拉西莫夫卡村是一个偏远的森林村庄,当苏联推行集体农庄的时候,这个村子没有一户农民愿意加入,让上层非常恼火。
帕夫利克的父亲特罗菲姆.莫罗佐夫在村里威望很高,连续三届担任村苏维埃主席,但由于不愿带头加入集体农庄,成为上层的眼中钉。
有一天,特罗菲姆忽然被人举报,称他给流放者偷开证件。在格拉西莫夫卡,生活着不少来自乌克兰、库班等地的流放富农。在当地推行集体化的时候,他们被赶出家门,流放到格拉西莫夫卡。然而,由于这里天气太冷,让他们苦不堪言,就想离开这里。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没有村苏维埃开的证件,他们寸步难行。这个时候,特罗菲姆给他们提供了便利。
上层正要除掉特罗菲姆的时候,没想他的把柄送上门来。而告密者就是他的儿子帕夫利克。
1931年11月,对特罗菲姆的审判在村里的学校进行。帕夫利克当众谴责父亲的罪行,特罗菲姆愤怒地喊道:“我是你父亲!”帕夫利克转身告诉审判者:“他曾是我的父亲,但我已不再认他为父亲。我这样做,不是作为谁的儿子,而是作为一名少先队员。”
就这样,特罗菲姆被送去远北的劳改营,后来遭到枪决。
帕夫利克举报父亲的行为受到表扬,他从此更加卖力地举报隐藏粮食或反对集体农庄的村民,他9岁的弟弟也参与了他的行动。
对于兄弟俩的行为,村里的人非常愤怒,兄弟俩的祖父谢尔盖禁止他们上门。
1932年9月3日,13岁的帕夫利克和弟弟被发现死于村外的森林里。这个案件迅速被上升为重大政治事件。侦办案件的人员以《斯大林有关农村阶级斗争日益加剧的讲话》作为指导思想,很快找出5名“富农家庭”的成员。帕夫利克的伯父和教父被指控策划谋杀;帕夫利克的祖父和堂弟被控是谋杀执行人;而他的祖母则被控将两名男孩骗去森林。
但帕夫利克的祖父和堂兄都否认杀死兄弟俩,祖母根本没到过树林。尽管如此,5个人中的4人很快被枪决。
究竟谁是杀死帕夫利克兄弟的凶手,至今仍然是一个谜。俄国学者德卢尼科夫研究帕夫利克十四年,断定凶手不是被处决的那几个人。他提出凶手是“执行者”,即为了造成一种声势浩大的社会舆论,必须把帕夫利克杀死,然后把他变成英雄,所以必须有个执行者。这人是谁并不重要。
在斯大林的指示下,帕夫利克被推为全国学习的楷模。报纸称,帕夫利克举报自己父亲的无私勇气,应该成为苏维埃全体学生学习的榜样。高尔基则呼吁为这位年轻的烈士建造纪念碑。在帕夫利克遇难地建立的纪念碑上,高尔基写道:“对他的怀念不应消失”。
在学习帕夫利克的热潮中,许许多多父母遭到孩子举报。一个叫索罗金的少先队员看到父亲偷集体农庄的粮食,报警把父亲给抓了起来;小学生谢廖扎告诉校长,父亲悄悄囤积了大量土豆;13岁男孩普罗尼亚举报母亲偷窃集体农庄的粮食后,被奖励去克里米亚度假,而他的母亲则被送去劳改营;富农季莫费在儿子面前,对集体化发了几句牢骚,马上被儿子举报,遭到抓捕。
在随笔《向帕夫利克看齐》中,蓝英年先生有一段深刻的评论----
把帕夫利克制造成告密英雄完全是斯大林的计谋。告密行为从儿童培养起,他们长大成人后,告密便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为个人利益诬告他人是一种卑鄙的行为,在哪个社会都为正派人所不齿。人应当保持独立人格,有正义感、荣誉感、同情心。懂得尊重隐私权。但在斯大林执政时期,这些道德观连一点影儿都没有。布尔什维克政权把人类这些高尚品德统统归入资产阶级道德或封建社会道德的范畴,认为人道主义、平等和博爱都是资本主义虚假的宣传。苏联不需要这些骗人的把戏。斯大林要建立苏联的新道德。
与亲人之爱相比,对国家的忠诚是更为高尚的美德----这就是斯大林要建立的新道德。如今,帕夫利克的纪念碑大多数已经被推倒,这种为了国家利益而肆意践踏亲情的道德观也早已土崩瓦解。然而在苏联时期,千千万万人却被这种扭曲的价值观所操控,陷于迷雾而不知。
不仅仅是前苏联时期,在世界各地,在一代代人所处的文化环境中,人们总爱让自己的思想观念跟随时代潮流,把某个时期的主流思想和观念当成毋庸置疑的真理。就像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所说的那样:“人们很容易把今天主流观念的流行性,看作是它们合理存在的证据。”
英国学者阿利斯特.麦格拉斯说,主流观念的流行性不应作为这种观念真理性的可靠证据,与之相反,我们应该透过主流观念的流行,看到思想、文化形态的易变性。那些今天被视为永恒普世的真理,常常在明天被看作过时货而遭人抛弃。
真正的道德,不是建立在某个流行观念或是某个领导人的指示上,而是建立在那自古至今永不动摇的磐石上。真正的道德不是盲从,而是建基于真理基础上的独立思考和真诚生活。一个不认识真理、不会独立思考的人,不会知道什么是善恶对错,不会明白真正的道德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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