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智中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邓之诚和聂崇岐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学者。他们既是燕京大学同事，又是蒋家胡同同舍，双方保持了长达二十五年之久的深厚友谊。邓之诚为聂崇岐的近代史资料编纂提供图书文献，有力地推动了《捻军》《锡良遗稿奏稿》等资料的问世。聂崇岐也积极帮助邓之诚修改校订《中华二千年史》，为邓氏学术志业的实现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这些资料或著作时至今日仍具有强劲的学术生命力和持久的学术影响力。两人于近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实有筚路蓝缕之功。而邓之诚和聂崇岐之间的交往亦书写了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关键词：邓之诚 聂崇岐 燕京大学 《中华二千年史》
邓之诚（1887～1960），字文如，祖籍江苏江宁，生于四川成都，著名史学家。他幼入私塾，酷爱读书，曾先后就读于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云南两级师范学堂，后任《滇报》编辑。1921年前后，邓之诚开始在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高校任教或兼职。他一生笔耕不辍，著有《中华二千年史》《滇语》《骨董琐记全编》《东京梦华录注》等史学名作。聂崇岐（1903～1962），字筱珊，河北蓟县人，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古籍版本学家。192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学系，后在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主持引得编纂。1952年因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邓之诚和聂崇岐在燕京大学相识、相知、相交，并在频繁的交往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回顾他们之间的交往，不仅可以看到前辈学者之间令人动容的情谊，更可以给予后人以深刻启迪。
一 从燕京大学同事到蒋家胡同同舍
曾经坐落于北平西郊海淀镇的燕京大学是一所闻名遐迩的高等学府。邓之诚与聂崇岐即相识于此，或缘起于洪业。
1930年9月，北大史学系教授邓之诚兼任燕大历史学系讲师，开设课程“魏晋南北朝史”。次年7月10日，经过慎重考虑的邓氏决定出城，“电复洪业语以接受燕大聘书”，专任历史学系副教授。邓之诚正式移席燕大后，除继续在历史学系开设“中国通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课程外，还担任了“中文书籍审购委员会”委员。“中文书籍审购委员会”隶属燕大图书馆委员会，负责为图书馆购置中文图书时提供“咨询及审查”。1931年9月15日，燕大图书馆委员会举行该学期首次会议，“派定”各委员会委员。会议商定“中文书籍审购委员会”由马季明、田洪都、顾颉刚、容庚（容希白）、邓之诚组成。入职燕大仅两个月的邓之诚得以出任委员，或是洪业提议的结果。洪业和邓之诚早在1928年就已经相识，且正是因为洪业的多方努力，邓之诚才最终赴燕大之聘。尽管各委员会委员“每年由大学图书馆委员会聘任之”，但主任提议实具有较大影响力。而时任燕大图书馆主任和图书委员会主席的正是洪业。洪业主政图书馆，自然需要得力之人协助，与自己关系匪浅的邓之诚当然是不二人选。此外，由“熟悉掌故，有‘活史料’之称”的邓之诚担任委员也能更好地发挥其所长为图书馆服务。
在邓之诚兼任燕大讲师的同时，聂崇岐也于1930年秋季应洪业之邀进入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担任编辑。成立于1930年的引得编纂处旨在把“中国最主要的经书史籍有系统地重新校刊，用现代眼光加以诂评，并编以引得（索引）”。这项工作不仅满足了国内学者的需要，也满足了域外学人寻检中华典籍的要求。为了就近利用燕大图书馆的资源，引得编纂处将工作地点设在图书馆内。引得编纂处“着重于十三经、二十四史和先秦诸子”，需要大量的古籍文献，而具体负责编辑工作的聂氏自然要同洪业及“中文书籍审购委员会”的成员就图书采购事宜进行商议。因此，同在燕大工作，或还有业务往来的二人极有可能因洪业而相识。
1935年5月，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华，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热烈欢迎。6月1日，燕大校务长司徒雷登为伯希和举办了欢迎茶会。参加当天茶会的人有“魏楷、Mecloud、志韦、雷登、煨莲、子通、洪都、文如、亮丞、季明、崇岐、洪太太、起潜、博晨光、嗣禹、容媛、海松芬、书春、独健、严群”。由此可知，邓之诚和聂崇岐至迟在1935年6月就已相识。过了一段时间，也就是7月7日，聂崇岐与顾廷龙等共同设宴款待友人，而宾客之中就有邓之诚。据顾颉刚日记载：
今日同席（借吾家设宴）：齐思和（归国）、翁独健（将去国）、邓文如、容希白夫妇、邓嗣禹、田洪都夫妇、容女士、闻在宥、世五、丕绳、予（以上客），崇岐、书春、起潜叔、朱士嘉夫妇（以上主）。
此后，聂崇岐亦曾邀请邓之诚饮宴。1936年5月30日，聂崇岐和朱士嘉在东兴楼请客，“今午同席：洪煨莲、邓文如、毕乃德、田洪都、邓嗣禹、张星烺、李瑞德”。他们两人还经常参加同一活动。如1937年4月20日，参加顾颉刚和顾廷龙举办的午宴，“今午同席：桥川时雄、本多龙成、小竹武夫、平冈武夫、煨莲、文如、希圣、钱稻孙、于思泊、于式玉、希白、八爰、筱珊、鸿舜、洪都、佩韦、张孟劬、士嘉”。5月30日，同到玉华台赴陈鸿舜宴，“今午同席：煨莲、文如、筱珊、裘开明、伯平、马锡用、起潜叔、朱士嘉、田洪都、薛瀛伯”。他们在燕园的交往中进一步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和信任。或正因为如此，邓之诚才将聂崇岐“呼为洪门二大弟子之一，燕京史系少壮派中坚份子”。然而宛平城外的枪声使和平的生活成为泡影，中国陷入战争的苦难中。尽管神州板荡，但二人在燕园建立起来的情谊，反而因战争而越发弥坚。
日军在卢沟桥事变后占领了北平，燕京大学以其教会背景得以继续办学。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打破了燕园的宁静，日军迅速占领燕大，并开始逮捕燕京学人。邓之诚、洪业、陆志韦、赵紫宸、张东荪等先后被捕入狱。聂崇岐和邓之诚在燕大相识相交，如今，昔日的好友同事遭逢厄运，他更加急切地关注他们的情况。1942年5月，身陷囹圄达半年之久的邓之诚被释放出狱，“友人来慰者众，已不复能悉记，就所忆及者，则有……聂崇岐……”邓氏甫一出狱，友人聂崇岐立即前往慰问，关切之情跃然纸上。日渐康复的邓之诚失业在家，聂崇岐在燕校封闭后，也“尚居旧寓”，并和附近的朋友下棋娱乐以遣时光。于是，邓之诚“携长生（邓珂）访聂小山”，偕聂崇岐到原燕大校长吴雷川家中畅谈。这也再次证明二人关系颇深。
邓之诚一生很喜欢记日记，每天读书的心得体会、师友往还、时局看法，以及家庭琐事都加以记载。1942年8月15日，他当天的日记写道：“聂小山来，以《四库书目提要索隐》见示，未收崔华之集，流行不广，犹可言也。尤侗《西堂杂俎》及《栖怀阁集》俱未收，实不解其故。”聂崇岐之所以到邓之诚家中，是为了和他谈论《四库书目提要索隐》收录书籍之事。邓之诚不仅精通史学，还擅长版本目录之学，在古籍方面具有较高的造诣。而聂崇岐也雅好购书藏书，对版本目录之学亦是深有研究。共同的兴趣爱好，让两人的来往变得密切起来。在邓氏日记中，有不少关于他们书籍往来的记录。如邓之诚“以《劳玉初全集》赠聂”等。在两人的交往中，书籍也成为连接彼此的桥梁和纽带。
抗战胜利后，聂崇岐得以重回燕大工作；而邓之诚也继续在燕大任教，双方依旧保持着较为紧密的联系。在燕京大学，1946年10月27日，聂崇岐借邓之诚“所藏书有题识者十余册，将录以登报”。次日，“聂崇岐来还书，又借十余册去”。不久之后，聂崇岐又“借书衣题识，还前所借者，又借十余册，与之。久谈，留晚饭始去”。在哈佛燕京学社，邓之诚应陈观胜之邀，到学社“看铜器数件，皆可以不必买者，共索美金五百。聂崇岐主张还价三百，予遂和之，此所谓‘和光同尘’也”。聂崇岐“依照邓文如先生提示”草成《书院和学术的关系》一文，探讨书院历史和书院制度在学术上的重要性，后发表在《现代知识》上。燕园的这些活动为他们未来友谊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邓之诚和聂崇岐相互帮衬、彼此守护。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燕大被拆分合并，“燕京成为历史名词矣”。自己服务长达二十余年的燕大就此消逝，邓之诚心中的不舍可以想见。不仅如此，合并后的学校“燕京旧人任教者寥寥”，邓氏更显落寞。因此，新环境下的他更加思恋过往。1952年12月8日，聂崇岐移居成府路蒋家胡同二号的西屋和南屋，与邓之诚比邻而居。欣喜的邓氏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德不孤，必有邻’耶！从此过吾门者，必更趦趄不前矣。”邓之诚以“德不孤，必有邻”之句为喻，这表明他已经将聂崇岐视为志同道合的知己。此后，邓之诚在日记中多将聂崇岐呼为“同舍”。他们既是前燕大同事，现在又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同舍，原本感情深厚的二人往来更加频繁，无话不谈。如邓之诚“晚邀同舍谈昔年燕校洪、刘旧事”，“招同舍闲谈，知陈垣已出医院，回家静养，会客有限制，由刘乃和安排”，“晚，招同舍来谈，微箴予宜谨言，此良规也”等。而聂崇岐也经常在闲谈中将自己的近况告诉邓之诚。1954年，毛泽东委托吴晗等标点《资治通鉴》，聂崇岐在顾颉刚的点名邀请下，参加了标点小组。11月17日，邓之诚“招同舍来谈，言：标点《通鉴》，凡十一人，由顾总其成，是史研第三所发起者”。1957年，中国科学院对历史研究所的组织结构进行调整，聂崇岐夜告邓之诚“历史三所改组，彼得任近代史料丛书组长”。不管是学人动态、时局看法，还是近来工作、治学情况，乃至北京建筑物的变化等，均在他们的谈论之列。聂崇岐陪邓之诚秉烛夜谈，消遣时光，这给老年的邓之诚带来了不少安慰。
于邓之诚而言，在翁独健、齐思和、王钟翰、容媛、顾颉刚、谭其骧等燕京旧人中，聂崇岐无疑与他的关系最为亲切。如1955年4月15日，邓之诚的妻子病逝，“邀同舍及陈仲夫、许大龄、夏自强来，商后事。同舍暂假五百元”。晚年丧妻的邓之诚独自在卧房流涕，“同舍日来共语，为予排遣悲怀”。此种交往，已非寻常学人之间的情谊，而是知音老友间才可见到的情景。他们在生活上彼此守护的同时，在工作和学术上也相互帮衬。
二 近代史资料编纂与邓之诚的鼎力相助
1949年7月，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在北京成立。为推进近代史研究，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于不久之后成立了由翦伯赞、陈垣、胡绳、邵循正、白寿彝等11位著名学者组成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下简称“丛刊”）总编辑委员会，计划整理出版《义和团》《太平天国》《捻军》等专题资料。聂崇岐即应翦伯赞之邀，负责编纂《捻军》资料。捻军是太平天国时期北方部分地区的农民反清武装力量，主要活跃在江苏、山东、河南和安徽北部等地区。所以，在这些地区的地方志以及清军将领的著作中，保留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1952年7月27日，邓之诚在日记中说：
聂崇岐遣其子持书来，借《山东军兴纪略》去。
聂崇岐自受命以来，广泛汲取史料，尽最大可能搜集材料。资料编纂建立在大量参考书籍的基础之上。在编纂资料专题的过程中，若所需书籍不齐或不全，聂崇岐自然要设法寻找。而好友邓之诚购书颇多，藏书丰富，且不乏数量可观的近代史资料，这些都为聂氏所深知。于是，忙碌的聂崇岐让儿子带上书信向邓氏借阅《山东军兴纪略》。抄阅完毕后，聂氏于第二天亲自登门送还。《山东军兴纪略》，二十二卷，清张曜撰。是书编撰于同治年间，详细记述了咸同时期清军在山东镇压太平军、捻军和山东各地农民起义反清等史实。而《捻军》第4册辑录的就是《山东军兴纪略》的相关内容。《捻军》出版后，聂崇岐即赠送同舍邓之诚一套，以示感谢。
1952年，失业在家的聂崇岐在范文澜的亲自邀请下进入近代史所，并与孙瑞芹、张雁深（张天护）等原燕京同人组成资料编辑室，负责编纂“丛刊”。除《捻军》资料外，由聂崇岐主编或参编的资料还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等。《中法战争》资料除“清光绪朝中法越南交涉资料”的选录校对工作是由他人完成外，“其删减、标点工作则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同志代作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即之前由聂崇岐具体主持的近代史所资料编辑室。因此，资料是由聂崇岐“与孙瑞芹、张天护共纂”。书前的“中法战争资料叙例”亦是由聂氏亲自撰写。他在叙例中提到：“这部资料编纂过程中……邓之诚教授，都帮了很多的忙，我们在此敬致谢意。”《北洋军阀》专题作为“丛刊”的最后一种资料，亦曾由聂崇岐主持编辑。为了编辑资料，聂崇岐从邓之诚处借阅雷飚所撰《蔡松坡事略》（《蔡松坡先生生平事略》），计划将书中七、八两段编入《北洋军阀》史料丛刊。由此可知，邓之诚在聂崇岐编纂“丛刊”的过程中提供了不少帮助。聂崇岐除主持编纂“丛刊”外，还负责整理其他近代史资料。锡良（1853～1917），字清弼，晚清重臣。曾先后在山西、河南、热河、四川等地任职，为官清正廉洁，卓有时评，逝后追谥“文诚”。锡良历同光宣三朝，留下了不少的往来电稿和奏议，对研究近代史有一定的价值。因此，历史三所决定将锡良遗稿标点付印。
锡良留存的公私函牍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任知县以后的札牍；二是任按察使，主要是任巡抚以后的奏稿；三是任巡抚以后的电稿。锡良之子斌循曾将第二、三类整理过两次，第一类整理过一次。新中国成立后，锡良后人将第一次整理的三类清稿和残存的原件全部赠送给了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但令人遗憾的是，斌循在第一次整理时，将奏稿删汰约有一半，电稿删存的不及四分之一；在第二次整理时又有些增删。幸运的是，斌循第二次整理的奏稿和电稿在早些年就为邓之诚所收藏。获悉情况后，聂崇岐随即拜访同舍邓之诚。1958年7月28日，邓氏日记中的文字是：
同舍来，言：将借印《锡文诚电稿》，有稿费。允其借印而辞稿费，以此书非我所有也。
为了编纂资料，聂崇岐主动上门向邓之诚借印电稿，并表示“有稿费”。邓之诚晚年的经济情况并不乐观，常要借钱度日。而聂崇岐主动提及“有稿费”，当有改善邓氏生活状况之意。可见，聂崇岐一直心系老友邓之诚。但邓氏“允其借印而辞稿费，以此书非我所有也”。借到稿件的聂崇岐随即着手编辑。8月17日，邓之诚在日记中写道：
同舍来，言：《锡文诚奏议》编竣，删去十分之二，约留八十万言。将于后跋中，述我所说东三省清乡局事，笑允之，此书遂有印行之日，予得稍偿宿诺，何快如之？
因历史三所接收的锡良公私函牍删汰较多，影响了全书的完整性和史料价值。所以，这次整理，奏稿和电稿是以借自邓之诚所藏第二次整理的清本为准。依日记可知，聂崇岐告诉邓之诚《锡文诚奏议》即将“编竣”，且将在后跋中加上他所说的“东三省清乡局事”，邓氏“笑允之”。
刘知幾有言：“每篇有序，敷畅厥义。”序言既是对全书的介绍，更是对作者思想的凝练总结，不了解作者生平者不能作。邓之诚在对古代史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在近代史方面也有不少撰述。其日记中更是不乏他阅读明清史料的相关记录。博览群书的邓之诚对近代史实了然于胸，对明清史事、人物的臧否更是独到。如他阅读完《翁同龢日记》后说：“戊戌去官，代之者不荣而王。荣（禄）为帝（光绪）所恶也。以协办予孙，亦帝师也。知孝钦纯弄机智，世人仅目为凶狠，失之远矣！”这是较为通达的见解。不仅如此，邓之诚还撰写过《锡良与东三省》，叙述了锡良在东三省的作为。因此，聂崇岐力邀熟稔锡良史事的邓之诚为《锡文诚奏议》作序。1959年4月，《锡良遗稿奏稿》由中华书局出版。5月17日，邓之诚收到了聂崇岐赠送的“新印《锡良遗稿》二册”。
正是在邓之诚等友人的帮助下，《捻军》《中法战争》《锡良遗稿奏稿》等资料才先后问世。这些资料时至今日仍是研究相关史事最基本的材料。聂崇岐殚精竭虑，经营擘画之功自不可没，但好友邓之诚等也为近代史资料的编纂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当然，聂崇岐也经常帮助邓之诚。
三 共同校改《中华二千年史》
清代学者章学诚曾以“通史家风”喻指中国史学具有通史著述的传统。这一传统在“在民国时期得到继承和发扬，形成了中国通史编撰的热潮”，并产生了“众多有影响的中国通史著作”。《中华二千年史》就是其中之一。
《中华二千年史》原名《中国通史讲义》，是邓之诚在北京各大学讲授中国通史时为“供诸生参考”而“纠集史材”所编写的课程讲义。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时将书名由《中国通史讲义》更改为《中华二千年史》，并分上、中册依次出版秦汉至宋元部分，下册明清部分尚未编写。《中华二千年史》自问世以来即备受学界称赞。如顾颉刚在评论近代通史撰述时，将其视为“较近理想”的通史著作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计划重印久已绝版的《中华二千年史》以飨读者。接受约稿的邓之诚当即着手校对原稿，更正错误。邓氏自云：“老病侵寻，精力日减。”虽是自谦之词，不可信以为真，但仍可反映出老年的邓氏精力似有所未逮。思量再三，邓之诚委托聂崇岐校改《中华二千年史》。从邓之诚日记中可以看到聂崇岐工作的情形：
1954年2月28日，招同舍托其改订《二千年史》语不中程者。
1954年3月3日，同舍来，商改《二千年史》错处。
1954年3月5日，同舍为改订《二千年史》四册，与时抵触者，四日而毕。
新中国成立后，处在过渡时期的知识分子难免有所忐忑，邓之诚亦是如此。于是，他托聂崇岐改订《中华二千年史》中如“夷狄、寇盗，及属于帝王专用名辞，如：征讨、巡狩、诏诰、崩弑、叛服之类，以及地理所注今名”等与之相类的“语不中程者”。接受邓之诚嘱托的聂崇岐仅用四天时间就将“《二千年史》四册，与时抵触者”改订完毕，并及时交还给了邓氏。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下，这些举动更显难能可贵。《中华二千年史》出版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就连邓之诚本人也觉得“此书尚能卖，亦出意外”。不久后，中华书局的王剑英即来信说：“《中华二千年史》再印一千部，须全部修改。”收到信件的邓氏于次日清晨即开始“改《二千年史》提纲”，并仍托好友聂崇岐审看改稿。主持资料编纂的聂崇岐虽然工作繁忙，但还是抽出时间帮助邓氏改订著作，并于四天后“举以见还”，二人情谊可见一斑。
在修订旧稿的同时，中华书局和邓之诚商定将《中华二千年史》明清部分纂修出版。为此，邓氏还特地邀请远居上海的史学家陈懋恒进京协助。
陈懋恒（1901～1969），陈宝琛侄女，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学系，主要著作有《明代倭寇考略》《中国上古史演义》等。1956年6月1日，邓之诚得“陈懋恒复书，允即北来”。但陈氏在京并无居室，住在邓家亦不妥当，而居住过远则可能会影响书籍编纂，经济也恐成问题。于是，邓之诚邀请聂崇岐前来商议，准备借其所住南屋。为了老友的学术事业，聂氏慨然应允，这更显他们友情真挚。6月6日，陈懋恒平安抵京，邓之诚设宴为其接风洗尘，并邀聂崇岐作陪。
《中华二千年史》清史部分止于辛亥革命清亡之时，包括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战争等近代史事。编纂清史最理想的史料莫过于内阁大库档案，但新中国成立后，这些明清旧档归故宫博物院收藏保存，一般人无缘得见。而当时的聂崇岐正负责编纂“丛刊”，与故宫博物院时有工作往来，抄阅起来或比较方便。于是，邓之诚招“同舍来，托其暇日陪陈懋恒往故宫博物院钞档案”。几天后，再“邀同舍来谈，托其陪陈懋恒往故宫博物院商量钞档案事”。不仅如此，聂崇岐还主动提供相关资料给邓之诚，如“晚饭后，同舍来，赠我《辛亥年搢绅》”，“同舍借来《蒙古大观》，所列蒙古条约及参考书籍，极有用”等。正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陈懋恒仅用两个月的时间就编成了清史部分书稿。书稿虽已编成，但尚需删削处理。邓之诚本人亲自改订的同时，也邀请他人帮助编稿。1956年8月13日，邓之诚日记中的文字是：“（王）钟翰来，同舍两来，皆为编稿删改事。”1956年8月14日，“同舍来商稿”。
邓之诚原计划《中华二千年史》清史部分编纂三十万言即可，但经陈懋恒整理的成稿“约十九册，六十万字”，不仅体量庞大，而且略显冗杂。此外，尽管陈氏在编稿过程中仔细认真，但书稿中仍有不少错误。由日记可知，邓之诚邀请聂崇岐、王钟翰等友人帮助“编稿删改”，而聂崇岐也就所遇问题同邓氏往来商议，力求精益求精。经众人之手改定后，邓之诚才让中华书局来取编稿。1958年，《中华二千年史》清史部分出版，这标志着《中华二千年史》全部编写完成。此书几经辗转，在聂崇岐、王钟翰等人的帮助下，“荏苒二十余年终得行世”。收到新书的第二天，邓氏即“以一部赠同舍”，略表心意。
《中华二千年史》是邓之诚“中国通史教学与研究的结晶”，更被其视为得意之作。而邓之诚多次邀请聂崇岐帮忙改订自己的得意之作，足证两人情谊深厚。除了校订《中华二千年史》，聂崇岐还帮助邓氏勘校《滇语》、修改《梦粱录》句读、覆核《太平御览》标点等。暮年的邓之诚之所以能在学术上取得较多成果，除了自身的勤奋努力外，还得益于友人的帮助。好友聂崇岐主动提供帮助，为邓氏的工作和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
四 结语
邓之诚和聂崇岐都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学者。就年龄而言，邓之诚长聂崇岐16岁，是前辈学者；就声望而言，邓之诚执教京华，誉满学界时，聂崇岐还在燕京默默求学。年纪、身份的差异并不影响他们结下深厚的学术友谊。作为学界前辈的邓之诚奖掖支持聂崇岐，作为后学的聂崇岐也关心帮助邓之诚。正是在频繁的交往过程中，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聂崇岐的近代史资料等学术成果才日臻完善。这些著作或开拓学术之区宇，或补前修所未逮，真正做到了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两人于近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实有前驱先路之功。
从燕京大学的同事到蒋家胡同的同舍，邓之诚和聂崇岐保持了长达二十五年的密切交往，并因此成为忘年之交。新中国成立后，两人的情谊也因环境变动而臻于佳境。他们相互关怀、相互依赖，给彼此精神以慰藉，书写了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1960年1月6日，邓之诚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病逝于北京五石斋。两年后，聂崇岐也因身体原因悄然离世。《诗经》有“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之语，用以形容邓之诚和聂崇岐之间的交谊最为合适。
本文原载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23年下卷，注释从略。如需引用，请核原文。
采编：金建峰
排版：刘嘉诚
统筹：许洪冲
审核：朱露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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