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新中国开国大将粟裕遭遇了人生的重大挫折，本是解放军总参谋长的他，此后就退居二线，再也没有负责过军事指挥。
当初对粟裕的批判，主要以彭、聂两位元帅为主，彭老总是因为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分工不明，产生了较大的不满。
那聂帅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对粟裕有意见呢？其实也是工作上的事，只不过要追溯到建国初的那几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大力平反冤假错案，可粟裕的事情却迟迟推动不下去。这时彭老总已经去世，粟裕就去找了聂帅帮忙。
过去这么多年，聂帅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已经改变，他感慨地说当初是自己太过了，但事情比较复杂，让粟裕做好心理准备。
这段长达数十年的纠葛，也是让人唏嘘。
新中国成立时百废待兴，时任总参谋长的徐向前由于身体不适，长期在休养，因此毛主席就让聂帅代为处理总参事务。
1951年末，粟裕调到总参担任副总长，开始跟聂帅共事。毛主席非常欣赏粟裕，特别叮嘱他每半个月要单独汇报一次。
这时聂帅和粟裕配合得不错，也没什么矛盾。不过，在聂帅被毛主席严厉批评了一次以后，情况就不同。
说起来聂帅也是好心，他每次去见毛主席，都发现桌案上的各部门文件堆成了一件小山，想着这样主席太辛苦，就特别召集了总参的工作人员说：
以后你们的文件先送到我这里，我筛选一遍，觉得重要的再呈报给毛主席，不重要的文件就不要去增加主席的工作量了。
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样一来，很多文件就被扣在了总参，没有呈上去。
有些聂帅认为不太重要的文件，可能恰恰是主席需要了解的，等主席想找却找不到时，就会觉得是总参的纰漏。
不仅仅是文件数量，聂帅为减轻主席的负担，汇报的次数也变少了，所以时间一长主席就察觉出不对劲，误以为这是要对自己搞“封锁”。
1952年7月，毛主席在军委会议上严厉批评聂帅：你这个代总长想干什么？为什么总参的文件只上报一小部分？剩下的呢？
聂帅毕竟是军中高级干部，当着这么多人面，说是关心领导的身体才违背了领导的意愿，着实有些难以开口。他担心这样说了会成为别人的溜须拍马之辈，所以干脆低头保持沉默。
这个态度加深了主席的误会，怒道：这是你的失职，要是你不讲，我就要做组织调整，你这个代总长别当了！
此话一出，众人皆惊，朱老总等人出来打圆场，让聂帅写个检讨把事情从头到尾说清楚，才让事情暂且过去。
本来这里面没有涉及到粟裕，但粟裕也是在场听完全程的，他当初见到聂帅的贴心之举，就也没有再如往常那样每半月一次汇报。
因此主席训斥的这些问题，他认为也在说自己。
于是，在没有上级要求的情况下，粟裕写了一封非常深刻的检讨，不但诚恳地说明自己工作的不足，还讲述了接下来准备改进的一些方面。
该检讨送上去时，毛主席有些意外，看完后特别满意，还送给刘少奇、周总理等人检阅。
没多久，聂帅的检讨也呈上来了，但只是简单说明自己汇报次数和数量减少的原因，没有太多认为自身不对的意思。
如果没有粟裕的检讨在前，主席可能也会感觉这位老部下是为自己好，事情也就过去了。
但，两封检讨一对比，差距非常明显，主席怒火又起，把聂帅叫到身边狠狠批评了一顿，并拿着粟裕所写检讨让他学习。
上面明明没有要求，你为什么写？你写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让我有个准备？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你想干什么？
聂帅由此粟裕产生误会，后来批粟时指责其很阴、是“大盗”。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聂帅和粟裕都没有什么交集。
1979年8月，粟裕接到叶剑英元帅的电话，邀请他一起去烟台疗养，并研究一下1958年错误批判的相关事宜。
此事一直是粟裕的心病，他立马飞往烟台。见面后，叶帅又说了一个喜讯：
现在国内形势好了很多，你1958年留下的问题也该解决啦，我跟小平同志提过，他也同意了，你回去后写个材料报上去吧。
粟裕特别兴奋，回到北京就迫不及待地写了一个申诉报告。10月6日，叶帅批示：
栗裕同志送来了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批判他的申诉报告......在我看来，58年军委扩大会议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是必要的，但至于那次会议的错误，我建议总政能够组织力量，认真落实研究，向军委提出一份实事求是的报告，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妥善处理。
随即这份材料送给了华国锋、邓公、陈云等领导人，都得到很好的结果。
粟裕得知后，以为事情很快就能落实下来，然而，他左等右等，始终没等到一个准确的答复。
此时的他年事已高，只希望能看到自己恢复清白的那一天，所以他决定去找军中的重量级人物说情。
当年还健在的老帅还有四位，叶帅已帮忙；剩下的刘帅身体非常不好，粟裕不忍心去打扰他；徐帅1958年未发一言，不会有什么阻力；
想来想去，粟裕就于1980年元旦刚过时，去拜访了聂帅，希望能解开当年的误会。
毕竟已过了这么多年，有什么恩怨也早已烟消云散，聂帅对粟裕说：
当年我说的话是有些过于上纲上线，这件事情也应该尽快解决。但我还未收到总政送过来的报告，等报告过来后，我会为你说话的。只是这件事有些复杂，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往事得到澄清后，粟裕松了口气，又多等一个月，可还是没进展。
紧接着他就去拜访徐帅，那年很多重要岗位都是由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担任，作为昔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帅的话分量很重。他也认为粟裕的事情应该尽早解决，答应会去说说。
然而，这么多重要领导伸手相助，报告还卡在总政，直到1984年粟裕去世，都没看到自己平反的那一天，非常令人难过。
1993年，事情终于出现转机。
曾在粟裕麾下战斗过的金治、谭肇之、秦叔瑾、黄亦凡、黄野松五位离休干部联名向中央递交《建议召开粟裕同志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或座谈会的报告》。
这五位老干部1958年人微言轻，但到了1993年也有一定影响力。
军委对此特别重视，经过仔细研究和谈论后，1944年军委副主席张震、刘华清联名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刊登了一则文章。
该文对粟裕做了全面的评价，直言1958年的错误批判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算是位粟裕恢复了名誉。能有这个结果，太不容易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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