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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当阳找矿
晚晴末年，盛宣怀怀揣着对国家工业发展的深切期望，亲自前往湖北进行矿产资源的实地考察与探寻。他不仅亲力亲为，跋山涉水，还积极向远在福建的张鸿禄求助，委托其寻找斯米德所翻译的珍贵矿业著作《五金矿论》。
当盛宣怀终于获得此书的第一卷时，他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仿佛找到了指引矿业开发的明灯，兴奋之余，他立即着手邀请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以及中国驻外使节推荐优秀的矿业工程师，共同参与到这项艰巨而意义重大的任务中来。
经过一系列细致入微的调查研究，盛宣怀坚信湖北地区的煤矿与铁矿蕴含着丰富的开采价值。于是，在1876年1月，他与当地道员李墀明联名撰写了一份详尽的报告，呈递给时任朝廷重臣的李鸿章。这份《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试办开采章程六条》主要内容是：地势宜择要审定；开采宜逐渐扩充；用人宜各专其责；官本宜核定支用；售款宜缴还资本；官煤宜广开销路。李鸿章是办事果断之人，当年就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李瀚章，札委盛宣怀作为督办开采湖北煤铁事宜，拨出官款，立即上马。
涵盖了从地势选择、开采策略、人员配置、资金管理、销售收益到市场推广等多个方面，为湖北煤铁资源的开发提供了一套全面而周密的规划。
李鸿章以其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迅速联合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李瀚章，正式委任盛宣怀为督办，负责湖北煤铁开采事宜，并划拨官款，项目即刻启动。
盛宣怀不辞辛劳，亲自乘坐小船，穿越激流险滩，深入偏远山区，力求获取最真实、最准确的第一手资料。然而，在发现广济一带的煤质并不如预期般优质后，他又毅然带领矿师团队溯江而上，前往荆州和当阳地区继续探寻。在给李鸿章的信中，他详细记录了这一路的艰辛与探索：“（光绪三年）九月十九日，我自宜昌启程，二十日抵达荆州府属的沙市。我即刻舍舟登陆，先前往当阳县的观音寺，与地方官员一同考察产煤山区，并向当地士绅民众宣讲解释，以免引发不必要的疑虑和阻挠。安排妥当后，我返回沙市，于十月初七日亲自率领矿师乘船，逆沙江而上，进入漳河。由于当时水流枯竭，滩涂众多，每日只能行进二三十里，直至十三日才抵达观音寺。随后数日，我督率矿师郭师敦等人，对荆州、当阳所属的各矿进行了实地考察……计划随后率领矿师前往大冶，再次勘探铁矿。”
原文如下：“(光绪三年)九月十九日，自宜昌启程，二十日行抵荆州府属之沙市。职道(即盛宣怀本人)即舍舟登陆，先赴当阳县属之观音寺，会同地方官查明产煤各山，并晓谕绅民……免疑阻生事端。部署既定，职道仍遗归沙市。于十月初七日亲率矿师乘舟，溯沙江、入漳河，时水竭滩多，日行二三十里，至十三日始获行抵观音寺。逐日督率矿师郭师敦等履勘荆、当所属各矿……拟即率该矿师前赴大冶复勘铁矿。”
尽管盛宣怀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初次尝试并未能如愿以偿，反而遭遇了重大的挫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位所谓“好心人”向他推荐了一位名叫马立斯的洋矿师，此人自称勘矿技艺高超，实则是个徒有其表的“山寨版”专家。他对矿区的储藏量、分布、走向以及煤质的评估均基于粗略的估计，错误地将劣质煤判断为优质煤，导致盛宣怀遭受了重大的损失。等到后来聘请到真正有实力的矿师郭师敦时，已经浪费了大量的资金。
幸运的是，新来的矿师郭师敦不仅勤奋、扎实、吃苦耐劳，而且精通矿务，对采矿机械原理、化学、绘图等领域也颇有见地。在他的专业指导下，团队终于发现湖北大冶的铁矿“铁层平厚，一如煤层”，且“邻境俱属富有铁矿”，不仅储量大，而且品质上乘。同时在荆门和当阳一带也找到了与美国白煤品质相当的优质煤。这一发现无疑是天大的喜讯，终于在1878年成功炼出了铁样，但此时距离最初的找矿行动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年。
然而，新的挑战又接踵而至——广济的煤无法满足大冶炼铁的需求，而新发现的荆门、当阳之煤又因距离大冶铁矿过远，加上高昂的运输成本，使得炼铁的总成本远超预期，甚至高于进口铁的价格。面对这一困境，盛宣怀开始考虑放弃湖北，另寻他处。但他的老上司李鸿章坚决反对，担心此举会影响士气，动摇人心。
李鸿章对盛宣怀说，如果湖北煤铁项目“规画难成，不得已而改图北来，议其后者将谓不克取效于南，亦必不能取效于北”，他坚持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也不允许转移阵地，必须在湖北将煤铁事业进行到底。
于是，经过无数艰难险阻，汉冶萍公司最终在1909年正式挂牌成立。编制上改督办为总理，盛宣怀出任第一任总理，李维格担任协理。
正如盛宣怀所预料的那样，汉冶萍公司的情况逐渐好转：汉阳铁厂的年产量从原来的二三万吨提升至十万吨以上，钢产量也从一万吨左右增加到六万吨；大冶矿石的产量从十几万吨增长到四十万吨；萍乡煤矿的产量从二十万吨提升至六十万吨，焦炭的产量也随之提高。由于钢铁材料质量的显著提升，1909年，汉冶萍公司接到的订单激增，铁路、桥梁、轨件等纷纷前来订货，业务繁忙，应接不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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