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镇江段是运河史上最早开凿的地段之一，2200年前，秦始皇改造“徒阳运河”，成为江南运河北端通江河道的雏形，让镇江一开始处于“江河交汇”的原点。
我们试图从古籍中还原镇江作为“漕运咽喉”“南北要冲”的忙碌景象，描摹出镇江“因漕而兴”的城市形态，回望这座行走在“诗词”中的江南水乡。
改造后的丹徒水道，是江南运河北段雏形
大运河镇江段，最早出现在文字记载中的是丹徒水道，据《南齐书》记载，“丹徒水道入通吴会，孙权初镇之。”
镇江市图书馆馆藏的光绪《丹徒县志》（清光绪五年刻本）中提及了“秦使赭衣三千凿丹徒”的传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游，观地势云：此有天子气，使赭衣徒三千人凿此三湖间长岗，使断，因改名丹徒，令水北注江也。”
[光绪]丹徒县志六十四卷首四卷 清光绪五年（1879）刻本
“徒阳运河南起云阳（今丹阳），向北通过丹徒入江。”镇江市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礼刚认为，“斩断王气”传说色彩太重，秦始皇改造丹徒水道是大一统后治理国家必然选择，“秦始皇第五次东巡时，看到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意识到开凿漕渠有助于加强对吴地的治理，便在镇江和丹阳之间开凿了丹徒水道。”
光绪《丹徒县志》还记载了丹徒水道改造的过程：向北“秦始皇凿处在故县西北六里，丹徒京岘山东南”，把濒江河口“徒儿浦”西移18里，开凿新的入江口——丹徒口；向南“凿北冈”，将丹徒水道“截直道使曲”，减缓水势，以利舟行。
王礼刚说，因为丹徒地区是丘陵地带，开凿非常艰辛，秦朝工程人员在实地考察后，借鉴邗沟的方法，连接丹徒镇至月湖大大小小湖泊，将其开凿成弯曲的河道。至此，在长江南岸丹徒段，江阔水深，岸线平直，适合船只通行。而新开的丹徒口，缩短了与邗沟的距离，减少了船舶在江海中航行的风险，这也是江河交汇口的第一次迁移。历经2200多年，如今丹徒口作为江河交汇口仍然存在，2006年，丹徒口与小京口、谏壁口并称“江河交汇处”，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秦始皇的改造使得丹徒水道成为江南大运河北段的雏形，后来，丹徒水道渐趋完善，在清朝更是成为连接长江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
《建康实录》（清光绪二十八年金陵甘氏刻本）
镇江地面高起伏较大，丹徒水道经常淤浅干涸，为保证徒阳运河水位正常，利于航运，镇江首创了最原始的助航设施——“埭”。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埭”始建于镇江，据镇江图书馆馆藏的唐代许嵩撰写的《建康实录》（清光绪二十八年金陵甘氏刻本）记载：公元245年，孙权凿句容中道，号破冈渎。破冈渎翻山越岭，沿途筑埭。镇江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特约研究员霍义平说，“所谓的埭是今日船闸的前身，船只通过丘陵地带，在河道水丰时船可自主航行，水浅时岸边须纤夫牲畜或绞关相助。破冈渎上的‘埭’是中国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埭，充分展示了当时镇江河工技术的巨大成就。”
“江河交汇”，漕运枢纽空前繁荣
真正奠定镇江交通枢纽的地位，要从隋炀帝开凿大运河说起，据《资治通鉴》卷一八一记载，“大业六年冬十二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此后，镇江贯通长江南北，漕运转输的功能大大增强。据《新唐书·齐浣传》记载，唐代开元年间，“州北距瓜步沙尾，纡汇六十里，舟多败溺”，为了避免船只迂回和风浪之险，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年），齐澣主持开通了伊娄河，缩短了镇江与长江北岸的航运距离，进一步确立了镇江江河要津的地位。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教授张永刚说，从古籍上看，在唐宋时期，京口以漕运为主体的水运已比较发达，明清时期漕运到达了顶峰。光绪《丹徒县志》记载，唐宋期间，大批漕米经丹徒入江口北运。两宋时期，镇江转运全国七成漕粮。宋代吕祖谦在《漕运制度·详说》中充分肯定京口的漕运价值：“唐时漕运大率三节：江淮是一节，河南是一节，陕西到长安是一节。此三节最重者京口。”
西津渡 [光绪]丹徒县志六十四卷首四卷 清光绪五年（1879）刻本
当时，西津渡作为镇江通往江北的唯一渡口，有“七省粮道”“漕挽咽喉”之称，元《至顺镇江志》（1923年如皋冒氏刻本）中，评价西津渡“乃南北冲要之地，江浙闽海物货悉由此以达京师，使命客旅，络绎往回，日不暇给”，道出了西津渡人来舟往的繁忙景观。
镇江宋元粮仓漕河遗迹则从考古角度佐证了镇江漕运的发达，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高逸凡说，根据同遗址区域内石拱桥和仓基遗迹的发现，并结合方志史料的记载推断，此河道在宋元时期应系镇江府转股仓、大军仓前的漕河水道。该遗迹的河床堆积部分由宋代延续至清代，出土有宋元青瓷、铠甲片、明清青花瓷、紫砂陶器等物。
“元代以后，运河全线贯通，镇江承载了更多漕运功能，贸易的繁荣使镇江形成了‘因漕而兴’的城市形态。”张永刚说，据元《至顺镇江志》记载，元代镇江出现了“马市、米市、菜市”等繁华街市，还形成了“玻璃巷、木场巷、石灰巷”等众多专门市场。
[至顺]镇江志二十一卷首一卷 1923年如皋冒氏刻本
在清代，镇江成了以商业为主的商品转运城市，有“银码头”之称。清代张九征、陈焯等人撰写的《康熙江南通志》中的“四方商贾，群萃而错处，转移通物，以通有无”，这正是漕运给镇江带来空前繁荣的生动写照。张永刚说：“明清时期，出于商品转运需要，朝廷还在京口设立常平仓，来存储商货和调节市场，还设置了榷货务、江口税务、都商税务等众多机构征收贸易税。”清咸丰十一年，镇江开埠通商，北方漕船大量在镇江集中，随之而来的客商在镇江形成了“北五省会馆”，“其中河南帮和山西帮在淮河、运河沿线，设立了保泰昌、丰冶通、锦丰焕等十余户贩运北货的商号”。
明清以后，漕运的繁荣促成了江南庙会的日臻成熟。“清代康雍年间，都天会成了镇江本地最盛大的庙会之一，在现在镇江的宝塔山公园，塔前的牌匾对都天会有所记载。”张永刚介绍，在庙会期间，各路客商云集而来，本地商人借机交易，仅木材、京广杂货、洋货、五金、五洋等几个行业的洽谈贸易总额，便可达五六百万两。
北固山和西津渡，承载了丰富诗词底蕴
江苏大学文学院教授吴晓峰检索镇江图书馆馆藏的梁《昭明文选》（清乾隆四十九年刻本）发现，在先秦至南朝齐梁时期鲜有以镇江为主题的诗文，但在唐宋元明清的文学作品中，镇江的诗文表现尤为突出。
吴晓峰说，镇江作为交通枢纽，吸引了南来北往的文人墨客，比如李白曾两次游历镇江，辛弃疾晚年任镇江知府，陆游曾任镇江通判，婉约派词人柳永死后长眠于北固山下。他们都将深沉的情怀化作诗词中的低吟浅唱。
北固山 [光绪]丹徒县志六十四卷首四卷 清光绪五年（1879）刻本
纵览镇江诗文，特有的山林奇观很受文人青睐，尤其是北固山，北固山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险要，登上镇江北固山顶，脚下就是滚滚长江水，向北依靠浩瀚的长江天险，向南雄视横亘的宁镇山脉。辛弃疾“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表现了北固山的奇伟壮观；王湾“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展现江面的壮阔图景。
吴晓峰说，在大运河相关诗词中描写较多的还有瓜洲和西津渡。“粮艘次第出西津，一片旗帆照水滨”，写出了瓜洲漕运粮船的盛景。宋代名相王安石变法失败后，路过瓜洲时想起了他的金陵，写下“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作为“江南第一渡”，西津渡则见证了很多送别之作，如“爱树满西津，津亭堕泪频”，表达了送别友人时的离愁别绪。宋代贺铸的“西津海鹘舟，径度沧江雨”，以泼墨式的手法大笔挥洒，刻画出了一幅烟雨送别图。
“古代图书馆”文宗阁，见证江河交汇处的文化传播
这些文人的作品丰富了镇江文化底蕴，在乾隆四十四年，镇江又添了一处令读书人沉醉的地方——文宗阁。建成后，乾隆将《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先后存放于此。
文宗阁 选自《两淮盐法志》五十六卷 清同治九年（1876）扬州书局刻本
镇江市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彭义说，当时用来存放《四库全书》的皇家藏书阁，全国共有七座，号称“七阁”，文宗阁是其中唯一不带“水”旁的藏书楼。“为了不让书变成观赏之物，乾隆下诏准许读书人到阁读书，还可抄录副本，只是不许将原本借出。这使得文宗阁不再是传统的藏书楼，而是向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迈进了一大步。”彭义说，从那之后，许多读书人在这里查阅书籍，近代思想家魏源曾在阁中查阅《水经注》，另一位学者黄承吉在阁中找到叔祖父黄扶孟久已失传的著作《字诂》和《义府》，抄录整理成《字诂义府合按》。
清代文人张慰坤在《金山文宗阁赋》中写道，“溯岷峨之导江兮，走万里而无垠”“前合汉而后通淮兮，渺洪荒而无涯”。意思是说文宗阁位于镇江，通过长江和运河连通中国各地，来自大江南北的文人来这里看书，使书香文脉“沾濡乎华夏”“周浃乎击壤之编氓、鼓箧之儒者”。“过去属于皇家私有的藏书，可以让广大的文人士子读到，便是长江运河交汇处的交通便利，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与共享。”彭义说。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周娴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