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西坡
刚做媒体的时候，领导教了我一个技巧，要在那些批评性的句子里加上限定词，如“可能”“或许”“涉嫌”“个别地方”“有的官员”等等。一是为了“准确”，二是为了自保，防止被人挑出以偏概全的刺来。熟练掌握之后，我也会把这个技巧传给新来的同事。
在特定时代从事媒体工作，这是个很重要的生存技巧，但我后来意识到，就普遍意义的写作而言，这种力求“准确”与“安全”的意识，对写作者是很大的伤害。严格来讲，这是一种奴性意识。而写作者有义务“从自己的血液中挤出最后一点奴性。”
为什么说是奴性意识，因为这些限定词并不是均匀加在每一个批评对象前面的，对于居高位者、有强力者要特别注意，对于普通人可加可不加，有时对于弱势群体也要加一点，可那已经带有施舍的或防止激怒对方的意味。
改以自媒体作为谋生手段之后，我便丢弃了那些媒体写作技巧。起初很是畅快，接着却有一种怅然，我一招一式学习到身上的那些技巧，统统归之无用了吗？我的武艺可比许多人都更好呢。当然，我很快就想起了鲁迅那段有名的话：“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自媒体也不是想写什么就能写什么，但它与媒体那种每句话都要掂量一下、揣摩一下的写作方式，已经有性质上的不同。我可以把一大块我想却不能写的东西直接切掉，不去碰它，就像砍掉一条胳膊一样。但我可以终日操练我仅剩的一条胳膊，相信自己有朝一日可以不输其他地方那些有着两条胳膊的幸运儿。独臂与大侠是不冲突的，但一条胳膊做工，一条胳膊讨饶，哪怕无人发现，人也会瞧不起自己的。
前几天跟一位朋友讲，我是一个喜欢制造概念的人。我从一个概念跋涉到另一个概念，就像奥德修斯从一个海岛流浪到另一个海岛。我最近比较得意的一个概念是“在岸离岸”。在岸是一种状态，离岸是一种动作，将来也可以成为一种状态，但现在还是一种动作。
另一位朋友，那天看到我的“在岸离岸”，给我分享了一段聊天记录。他跟他的朋友说：“我最近在想，不如抱有一种新的心态，我估计是我发明的，一种自我放逐心态。当自己是外国游客吧，就不奇怪了，因为这里就是这样，我既然无法改变也可以当作跟自己没关系。本土异乡人，说得文雅一点，native stranger”。我看完之后说，这好像是我的聊天记录，我们分别独立地发明了类似的概念，就像牛顿和莱布尼茨分别独立地发明了微积分。
在无能为力弥漫的时代，发明概念并不纯然是自娱自乐，“思维就像奔跑的豆子或攀缘的蔷薇，如果给予其自由活动的空间和格栅，它们就能走得更远。”更重要的是，语言是我们另一个家乡，从时间意义上是我们更可信赖的家乡，“语言只顾走自己的路，没有上面颁下来的敕令指导它，没有任何一位政客、任何一个学术机构可以阻止它的进化，将它诱导到他们自以为最理想的方向去。”敕令当然是有的，有的敕令还可能改变语言的航道，但语言总会从出人意料的地方出击，拿回自己的主权和尊严。
语言是我们随身携带的世界。语言也是一种行动，可以召唤出我们身上那些已经退化的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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