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浮世绘《通俗<三国志>英雄之壹人》之“马跃檀溪”，歌川国芳绘。
石雷
浮世绘是日本俗文学的重要一脉，也是日本江户时代社会生活的艺术表现。鲁迅先生曾说：“日本的浮世绘，何尝有什么大题目，但它的艺术价值却在的。”由此可知，浮世绘之艺术价值的潜在意义之一，便是透过画师的笔触，由观者自己完成形象，而画师的笔触又是其个性与社会文化的天然混成。
作为日本浮世绘的代表人物，歌川国芳《通俗<三国志>英雄之壹人》之“马跃檀溪”是日本浮世绘序列中家喻户晓的中国古代小说主题的典型作品。这幅绘画作品以《三国志演义》中刘备“马跃檀溪”的故事为主题，面目形制却是日本江户文化的气韵与风貌，承载了日本江户时代的画师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想象与接受，这种主题模式下艺术风格的突变，是中国古代小说经典作品在日本文化体系中的一种存在方式。日本社会对汉学的接受如何转化成一种创作的自觉，“马跃檀溪”这幅作品隐显出古代小说海外传播文本以外流动的艺术和文学空间。
众所周知，《三国志演义》在日本影响深远，1689—1692年之间出版的湖南文山所译《通俗三国志》是世界上第一个《三国志演义》的外文译本。日本汉学家井上泰山教授曾撰文指出：“在江户幕府诞生百年之后的1700年这个时候，《三国志演义》的版本就有《通俗三国志演义》《新锓全像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刘龙田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二刻英雄谱》《三国英雄志传》（杨美生本）等，至少也有五种版本传到了日本。现存《三国志演义》的大部分是16世纪中期以后出版的，在其后的不足150年间，被陆续运到了日本。这说明，在江户时代的很早的阶段，就已经基本具备了日本人欣赏《三国志演义》的物质条件。”
这种物质条件当然得益于当时汉学在日本文化的主导地位，中国古代小说在日本流播的繁荣也正是日本的江户时代（1603—1868）。这个时期研究汉学的儒士群体逐渐成熟并独立引领某种文化潮流风尚，对日本主流文化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而汉文学风尚的盛行，使得江户时期有更多中国汉籍进入日本，日本江户时期唐船舶载目录可以了解当时汉籍的流播状貌。另一位日本汉学家矶部彰教授还将这一时期诸藩及个人文库收藏小说的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摘录与罗列，通过这些小说目录分析可以发现，出现频率最多的通俗小说便是《三国志演义》。
这样的归类与梳理，显示出日本文人对待这部小说态度是一致的，一方面显示出《三国志演义》作为历史演义小说的艺术感染力，但更重要的因素还来自于《三国志》的史传魅力。其中对中国历史政治的叙写，对历史场景的展现，这是当时江户时代的上层文人所重视的，与他们对于中国历史进程事件的关注以及对其中历史人物的尊崇是一致的，这是从文化与历史的双重功效出发而言的。那么从社会风气出发，则与当时江户时代的唐话学习热潮的文化背景相契合。
《三国志演义》是中国章回白话小说中的雅文学，“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它既有中国传统礼乐诗书的雅文化内核，当然汇集了中国民间俗文学的大量精华，因此其在异域的流播，自然也蕴含雅与俗的各自属性。因其半文言的性质，《三国志演义》在日本流行的初期，和许多汉籍一样，是当时文人学习汉文的阶梯，是为初学汉文的人示范汉文的基准，这是其作为雅文学的相关属性，而其作为俗文学的特征则与日本江户时代町人文化（市民文化）十分发达密切相关。
《三国志演义》在日本大肆流行的江户时代，日本町人文化十分发达，当时日本社会广泛流行的是木偶净琉璃和歌舞伎以及日本文人创作的通俗小说，而其中风行的戏曲种类是忠义戏，这类戏的风行可见英雄崇拜在民间影响力，这种风尚自然决定扎根于大众的俗文学作品的演绎主题。通过英雄形象与日常琐事的交融，创作者力图从作品中寻求空想的世界。日本本土的创作者在框架上和故事类型上寻找素材，目光投向了当时风行社会的中国章回小说。
这种对章回小说的借鉴意识直接渗透于当时日本本土文人的小说创作之中，体现最为明显的便是风靡社会的翻案小说。这些翻案小说带有中国古代小说的深刻印记，如日本江户时代小说家曲亭马琴创作的《南总里见八犬传》便是最为显著的作品。翻案小说的流行使得日本民间将视角投向翻案小说模仿的原型——中国古代小说，这种文化的反哺使得《三国志演义》因汉学的显学地位和日本翻案小说的合力渗透到了民间。而《三国志演义》主题浮世绘是对小说《三国志演义》文本意义的另类阐释，呈现的是日本文化背景下中国小说经典作品多元美学背后的另一种文学语境。人物主题，特别是中国古代小说人物主题为何成为江户时代浮世绘画师的绝佳题材，除了文学的影响之外，当时还有多重复杂的因素。
首先是时代使然，日本学者加藤周一认为，“十八世纪后半叶的江户町人社会的美学，不是集中在地方而是集中在都会，不是面对山川草木而是面对人物”。此时，以演员、风景、历史故事为主题内容的浮世绘之风蔓延整个社会。其次是风靡日本的本土翻案小说、英雄崇拜以及汉学的强大影响力。市民的审美需求是画师创作的原动力，而原型人物给其主题提供了借喻，画师的创作冲动也许并非源自主题人物，而是对身边事物的直接经验。
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原型经过日本社会文化的熏染辗转到了画师眼中，经过他们的再创造，成为另外一种符号。古代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已经脱离原有的气质，呈现的是日本民间对英雄想象和日本文化美学的统一。
歌川国芳是日本江户时代浮世绘歌川派晚期的大师之一。歌川国芳出身丝绸染坊家庭，起步于创作戏画，其早期作品题材大多来源江户时代盛行的传奇小说和民间传说，内容是英雄好汉，打怪除妖；或者铲恶扶弱。也许正是这种审美主题趣味，他后来的许多作品都与中国历史演义小说《三国志演义》和英雄传奇小说《水浒传》相关。这两部作品展现的是风云变幻的历史场景，以及矛盾冲突中性格特征极为鲜明的人物形象，跳跃的故事、传奇的人物，赋予了作品强烈的场面感，而这种文学描写所呈现的场面感富有绘画特征，恰好契合了日本浮世绘的审美趣味，因此日本浮世绘画师们乐此不疲，惟其如此，这些人物图像在日本大为流行。
画师将创作过程和创作功能与古代小说人物相关联，是日本当时社会汉文学的全方位影响，但这种影响透过日本本土文学和文艺得以呈现。《三国志演义》在展示历史过程时演述了数以百计经典故事和经典人物，其中许多故事都有其独立的价值与意义，而这些故事与人物交织成为一个实在的空间历史，在流传演变过程中让人察觉历史的踪影，同时透过对人物和故事的再塑造超然地观照现实。
马跃檀溪，已经成为文学及文化中的特定成语。《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阴御之。”裴松之注引《世语》曰：“备屯樊城，刘表礼焉，惮其为人，不甚信用。曾请备宴会，蒯越、蔡瑁欲因会取备，备觉之，伪如厕，潜遁出。所乘马名的卢，骑的卢走，堕襄阳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备急曰：‘的卢，今日厄矣，可努力！’的卢乃一踊三丈，遂得过。”
《三国志》中马跃檀溪的故事，是史书笔法，寥寥几笔，虽有拟人化的想象，但是在描述历史事件时突出演进过程，线索十分清晰，通过这一过程，读者即可把握历史要领，这是史书叙事的重要传统，而阅读者也在此传统中养成思维定式，以对事件和进程的把握为第一要素。而到了小说《三国志演义》，叙事策略发生根本改变，小说要表现的是时代的叱咤风云，以及这种风云变幻之下人物的性格特征，重点是将主题人物类型化、神化，而且这种创作背后是作者主题意旨的呈现。
且看《三国志演义》对此的描写：“玄德着慌，纵马下溪。行不数步，马前蹄忽陷，浸湿衣袍。玄德乃加鞭大呼曰：‘的卢，的卢，今日妨吾！’言毕，那马忽从水中涌身而起，一跃三丈，飞上西岸，玄德如从云雾中起。”显而易见，《三国志演义》以情节取胜，在风云突变情势中凸显人物性格风貌。神奇的故事中展现的是神奇的人物，小说在叙事时关注的是情节的进展，受白话叙事文学传统的影响，情节的发展是快速而紧密的，在场面上停留的空间实际不多，这样阅读者不会感觉空间的转换，而是关注情节事态的发展。同时细节的描写充满了画面感，语言平实而简洁，却激荡出一种独特的氛围与魅力，细节勾勒出故事背后人物的性格，从云雾起，这种具有超逸美的画面烘托，是中国理想文人气质的体现，也符合罗贯中笔下的刘备形象，在天地自然中有其卓越所在。这种复杂而又直观的呈现，让小说“拥刘贬曹”的创作主旨下刘备的英雄气质得以呈现。
美国人韦勒克、沃伦在专著《文学理论》中认为，“只有潜在的自我才能化为活生生的人物，不是扁平的，而是圆整的人物。”这种“自我”，便是罗贯中灌注于《三国志演义》的主题思想和价值观念体系，仁义高于事业的成败，这才是真英雄，小说表层叙事的背后，显现的是人物形象的意象性，而这种意象跃出语言层面时，在绘画中又有另一种表现性和描绘性。马跃檀溪，在中国历代绘画中有许多的作品，风格各异，但是主题都是刘备的睿智与仁义观照下的宽厚与平和，以及理性精神的一种阐释。
歌川国芳《马跃檀溪》拂去了小说主题的笼罩，将其置于日本本土文化的背景之下，这种对人物原型颠覆性的艺术诠释有着象征物的意义。众所周知，日本的浮世绘最初受中国绘画的影响，唐代的佛像绘画，明代的小说插图、木版画以及彩色套印术都为浮世绘提供了技巧典范，日本独特的文化风土，日本画师纤细敏锐的艺术感觉与视觉想象力，使他们对自然的灵动变化，对日常生活的细节之美充满情趣，每每化作笔下的神异图画，正如美国艺术家拉法奇对日本绘画的评价：体现景深的鸟瞰视角，对漫画手法的偏爱，构图上突出非对称形式的“隐蔽平衡”，和谐自然的色彩运用。
在浮世绘的马跃檀溪作品中，歌川国芳不像中国画家通常做的那样，着重表现的卢超凡神勇，刘皇叔临危不惧，而是抓住一个极富艺术暗示性的“瞬间”，将的卢跃起之前的惊险与危机，主人的忍耐与决绝，渲染得淋漓尽致，给人以丰富的联想。显然，这个刘备不是中国传统语境中属于帝王将相范畴的英雄，而是日本江户时代平民中的英雄，天真而老到。从构图看，它将一个关键性的“局部”放大、彰显，人马倒坠斜倾的姿势，与装饰味浓郁的檀溪水流，组成相反的对角线，产生极大的动感与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画面的性格依赖一种复杂绚丽的色彩来表现，灿烂的色调集中于人物的服装及面部光影，这种华丽的技巧引发的是活跃的生命力以及对英雄所呈现的精神的崇拜，而且这种个性造型正契合日本世界观的特征。
在中国传统文人眼里，诗书画用来寄情寓兴，是传达性情的工具，而另一种异域的文化土壤上，同一人物的主题绘画所赋予的是凌驾于情感寄予性之上的技巧与个人才华的彰显，是一种现实情绪的宣泄。从这种意义上看，日本浮世绘《三国志演义》人物形象是独立创作，是日本文化体系下的产物，但是中国古代小说的情节却深深镶嵌于日本文化之中。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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