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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的暗流涌动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铺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政治格局的变动为许多潜伏已久的情报人员带来了新的使命和挑战。卢志英，这位长期隐藏在敌人阵营深处的情报英雄，此时迎来了转战新场的机会。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不仅标志着占领军的退出，也为他提供了扩展情报网络的绝佳时机。

在这关键的时刻，卢志英并没有选择退缩或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是继续扩大他的情报活动。他利用自己精心构建的情报网络，以及与康泽副官郑少石之间深厚的合作关系，开始着手在敌特机关和警察局内安插内线。这些内线成员多为战时秘密培养的，他们在敌后的日本及汪精卫政权的政府机关中有着不同的身份和职务，为卢志英的情报活动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源。

卢志英的智慧和能力让他在战后不久就被提拔为中统沪东区副主任。这一新职位不仅代表了他在情报界的权威，也为他提供了更广泛的资源和更大的操作空间。在这个职位上，卢志英不仅要管理和指导情报工作的日常运作，还需要策划更多针对敌特机关的渗透行动。

在戴笠的指导和支持下，卢志英的工作得到了显著加强。戴笠作为国民政府军统局的负责人，对卢志英的才能和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和信任。在多次的会议和讨论中，卢志英都能准确地提供情报，预测敌人动向，这些都让戴笠对他刮目相看。通过这些互动，卢志英逐渐成为军统中的重要情报员，其影响力和决策能力也日益显著。

解放战争初期的地下工作

1946年6月，随着解放战争的全面爆发，卢志英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为了更好地适应战时的需要和保持隐蔽性，他化名“王瑞昌”，在沪、宁、杭地区秘密开展了一系列深入细致的地下情报工作。在这一阶段，卢志英和他的团队的工作成为了中共军队在战略上取得重大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上海，卢志英首先着手重建和扩展原有的情报网络。他精心选择了一批可靠的地下工作者，这些人不仅忠诚可靠，而且各自在社会上有着不同的身份和背景，从工人到商人，从学生到政府职员，形成了一个覆盖广泛的情报收集网。在卢志英的指导下，这些地下工作者组建了30多个情报小组，每个小组都针对特定的目标或区域，系统地收集和上报信息。

这些情报小组在卢志英的统一协调下，经常在夜间或其他不易引起注意的时刻，通过秘密会面或暗号交换信息。他们使用各种隐蔽方法传递情报，比如书信中的隐秘夹层、日常物品内藏的秘密信息，甚至利用某些商铺作为信息传递的掩护点。这样的操作不仅大大降低了被敌人发现的风险，也保证了信息的及时传递。

在宁波和杭州，卢志英也同样展开了密集的情报活动。这些地区的情报小组主要集中在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政治中心，如火车站、政府机关以及重要的商业区。这些地方人流密集，信息流通快，极易收集敌方动向和重要军事情报。

正是这些地下情报小组的有效运作，为黄桥战役及苏中七战七捷提供了大量关键性的前线情报。例如，在黄桥战役中，卢志英通过他的网络及时获得了敌军的调动和布防信息，这些信息在战前通过加急秘密渠道送达前线指挥部，成为制定作战计划的重要依据。

除了军事情报的收集，卢志英的团队还注意收集敌方的政治动态和经济情报。这些信息帮助中共领导人更全面地了解国民党控制区内的政治经济状况，为整体战略的制定提供了数据支持。

背叛与危机

正当卢志英的情报网络在抗日战争后展开深入而密集的地下工作，为解放战争提供了关键支持时，内部的背叛却开始给他带来了严重的危机。首先，中统上海特派员办事处的副处长陈庆斋，一个他曾视为可靠伙伴的人，背叛了这个组织。陈庆斋，化名胡大海，在被卢志英深信不疑的情况下，逐渐将卢的行动细节和情报网的内部信息泄露给了敌对方。

陈庆斋的背叛行为开始时很难被察觉，他利用自己的职位便利，逐步将敏感信息传递给了国民党的情报机关。他的行动非常隐蔽，利用工作中的日常文件交换和正常的通信渠道来掩盖自己的叛变行为。通过这种方式，陈庆斋不仅泄露了卢志英的情报收集方法，还透露了多个关键地下工作者的身份和行动计划。

紧接着，卢志英面临的另一个重大打击是郭潜（郭乾辉）的背叛。郭潜原本是南方工委的组织部长，1941年被捕后变节。他的变节直接导致了粤北省委的安全大幅度受损。郭潜的叛变不仅使得多名共产党员遭到逮捕，也让许多精心筹备的情报行动功败垂成。他将内部的战略部署和党的活动信息详尽无遗地提供给了敌人，严重削弱了地下组织的战斗力和隐蔽性。

最后，张莲舫的背叛则是对卢志英打击最大的一击。张莲舫曾是卢志英手下的一名重要工作人员，对卢志英的行动和计划了如指掌。1946年8月，张莲舫突然向中统自首，并详细暴露了卢志英化名“王瑞昌”的真实身份以及其领导下的华东情报网的组织结构、人员名单、活动地点和行动计划。这些详细的信息一经泄露，立即使得整个情报网络面临被完全摧毁的风险。

捕获与殉国

到了1948年初，卢志英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已经持续了许多年。由于他长时间在同一地区活动，其安全风险逐渐增大。周公，一位同志和战略顾问，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建议卢志英应撤回至较安全的解放区。他们都清楚，长期在敌人的核心区域工作，使卢志英暴露于极高的风险之中。

然而，计划的实施遇到了障碍。原定来接替卢志英的杭州负责人因种种原因迟迟未能抵达上海。在这种情况下，卢志英不得不继续留在他的岗位上，维持情报网的运作，直到有人能来接替他的职责。这段时间，他的身份更加暴露于危险之中，情报网的稳定性和安全也遭受严峻考验。

不幸的是，卢志英的担忧最终成为现实。1948年3月2日，由于内部叛徒的出卖，卢志英在一次秘密会议结束后被埋伏的国民党特务逮捕。捕捉到这位高级情报官员，对国民党而言无疑是一次重大胜利。消息一传出，蒋介石对此极为满意，迅速下令对中统上海办事处的相关人员进行重金奖励，以示对他们工作的肯定和鼓励。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卢志英被关押在秘密的监狱中，遭受了各种酷刑和心理压迫。敌人试图通过高压手段让他投降，甚至承诺提供高官厚禄，希望以此诱使他背叛自己的同志和信仰。但卢志英坚定地拒绝了这些诱惑，即使面对极大的身体和精神折磨，他也没有透露任何情报。

1948年12月27日的夜晚，寒风凛冽，天空布满了沉重的云层，仿佛预示着即将发生的悲剧。卢志英，这位在敌人内部潜伏了22年的红色特工，这一晚遭遇了他生命中最为黑暗和绝望的时刻。多年来，他以无数的身份和面孔在敌营中穿梭，为抗战和解放事业默默奉献着自己的一切。然而，就在这个晚上，一切都将走向终结。

在执行夜晚的行动前，几名特务先用浸透了药水的毛巾捂住了卢志英的口鼻，药物迅速发作使他失去了意识。在昏迷状态中，卢志英被几个壮实的特务抬起，他们小心地将他放入了一辆暗色的军用车辆中。车辆缓缓驶出了秘密监禁地点，向着郊外的雨花台方向行驶。

雨花台，这个名字在很多人心中都承载着特殊的意义，它是多少烈士的安息地，也是无数悲壮故事的见证。那晚，卢志英被带到这里，成为了其中一个悲剧的主角。到达目的地后，特务们迅速行动，他们从车上卸下了预先准备好的木匣。这个粗糙的木箱子被放置在地面上，卢志英被放入其中。特务们迅速地将盖子盖上，并用钉子将它牢牢钉死，确保里面的人无法逃脱。

随后，特务们挖开了一个浅浅的坑，将木匣连同里面的卢志英一起放了进去。在寒冷的夜风中，只听见铁锹刨土的声音，接着是沉闷的土块落在木匣上的声响。这一切都进行得异常迅速而冷静，仿佛这只是他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当最后一铲土覆盖上去，坑被平整之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卢志英，这位曾经在敌人心脏地带潜伏多年的红色特工，就这样被活埋在了雨花台的默默无闻之处。

参考资料：[1]于继增.功不可没的情报英雄卢志英[J].党史博采（上）,2014(1):36-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