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起因是，她想给母亲在乡下建一幢房子。
家里四兄妹，上头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她是最有出息的孩子。母亲老了，旧宅年久失修，遇到下雨天便嘀嘀嗒嗒漏雨——“那是贫穷的声音”。她动念在宅基地上建筑新房，以安顿母亲的晚年时光，也为家族在乡里挣得脸面。
“我在乡下建了一年的房子，每一分钱、每一次计算、每一次商谈砍价、每一砖每一瓦都经过了我的手。还要经历种种不信任、被欺骗，与亲戚价值观的冲突……总之让我精疲力尽。”盛可以回忆道。
建房子就像一面“照妖镜”，让原本一派和气的生活“现了原形”。混沌复杂的人性，也要在关键时刻才能试出它的分量。整整一年，她没办法写作。房子竣工之后，她躲进山里闭关。“冬天下着大雪，在我们益阳桃江有一座竹山，山上全是竹子，白雪压在上面，景色特别美，但是也特别荒凉。”积压在心里的许多事情、许多情绪终于爆发出来，她以每天3000字的速度，一气呵成了令人惊讶的中篇小说《建筑伦理学》。
“它整个是从我的生命里头长出来的，我从没有经历过这么巨大的一种痛苦。” 盛可以告诉南都记者，“有的人在谈论挫折或者谈苦难的时候，可能会说感谢生活给予我这种经验，但我从来不感谢生活，我只是经历了痛苦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今年4月，同名中篇小说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除《建筑伦理学》外，小说集还收录了《夫妻店》《蔷薇不似牡丹开》《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她母亲的故事》等数篇作品。在这座精心构筑的文学建筑里，我们能读到一位女作家对亲情、对人生、对世界的冷峻观察，感受她的纠结与无奈，她火爆热烈的性格和难能可贵的“糍粑心”。
和《建筑伦理学》一道出版的，还有散文集《别人家的西瓜更甜》。简短隽永的文字搭配清新童趣的画作，展现出作家灵魂中天真纯粹的一面。她在绘画中追忆童年和故乡，和还是小女孩的自己一起摘荷花、拾稻穗，因此获得心灵的疗愈。这些绘画颇受读者朋友喜爱，常常供不应求。盛可以笑言：“好像我可以一边治愈自己，还可以获得保障物质，唉呀真是幸福的人生。”
南都专访作家盛可以
作家盛可以。
女性要有活下去的坚韧
南都：我发现现在作家在处理城乡关系的时候，不再和路遥当年的《人生》一样去写人们怎样从乡村挣脱出来，奔往城市，而是写曾经出走的人从城里返回乡村，却发现自己已难以被乡村接纳。你怎么看这样一种反向的“归乡”书写？
盛可以：我觉得首先不被乡村接受是正常的，因为乡村没变，是你变了，事实上也不仅仅是乡村不接受你，你自己也不接受这个乡村。
即使乡村在变，但它的变化小，最大的变化是你自己，你的这一套知识体系价值体系，你再回到乡村去，确实有的时候有点像油和水，是不能相溶的。
南都：当下城市化发展到一定能够阶段，好像也有那么一股风潮，人们向往乡居生活，总是梦想回到乡村居住。你觉得城市人这种返乡情结是怎么来的？
盛可以：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回到乡下的出发点不一样，就像我仅仅是为了安顿我妈妈，就是想为她建房子，让她有好房子住。因为就像这个小说开头写的那样，从小的时候我们那个老房子就漏雨嘛，我妈妈就要把什么盆盆罐罐全部堆到中间，滴雨的时候那种声音滴答答滴答，就像音乐一样，但是那是贫穷的声音，对不对？
我妈妈经常在电话里跟我讲，唉呀这个房子又漏雨了，地上开裂了，天花板开裂了都湿了。我一想到那个就特别心酸，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有一种保护家人、大包大揽的心态，我觉得你们就什么都不用想，等着享受就好了。
另外因为疫情，我有两三年没见她，我特别想我妈妈，再加上建房子这个事情一搞，我就觉得真的自己哪怕什么都不要，都要把我妈妈安顿好，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出发点，小说里写的都是非常真实的。而且我账户上也没什么钱，但是我知道什么事情只要一开头我都能做好，这也是我这么多年的一个自信。
我想其他人回去应该是有别的理由。有的人可能就想回去建房子，弄个庄园，或者说想当一当地主。但是你肯定是不可能再跟乡村的人或者跟他们的那种文化融合到一起的，而且你可能也不可避免地带着某种优越感去看待他们。你会觉得今天我不一样了，我已经走得很远了，你们还是这样，我想人可能都会有这种心理。
南都：就你个人来说，你觉得你的整个的生命气息更适合城市，而不是乡村，对吗？
盛可以：没有，我其实很喜欢乡村，但是我说的这个乡村不是固定的在故乡这个乡村。我在北京待过，在深圳生活过，我在大城市待过，我也去过很多很多国家，很多很多地方。我现在特别想的就是待在乡村一样的地方，能够比较安静地看看书、写写东西，画点画。
当然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年轻人一开始就这样。这是我们经历一切以后的一个心理上的需求，就像一条小溪，它要蹦蹦跳跳，它要经过很多坎坷，然后才回到一个深潭里，在这里比较安静的待着。
南都：你的写作从一开始就关注多女性处境的问题，现在文艺作品也青睐女性成长题材，尤其是推崇大女主剧。作为一个写作者你在处理女性题材的时候会怎么考量？
盛可以：电视剧这样处理女性题材可能是希望在社会层面上有一个引导作用。我觉得重要的是女性意识的觉醒。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的作品当中，女性都是非常坚韧的，哪怕是最卑微的女性，她们都有顽强的生命力，有活下去的这种坚韧。
包括《北妹》里的钱小红，最最卑微的一个女性，但是你能看到她生命中、性格中、非常不平凡的那种坚韧性。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女性需要有这样的坚强坚韧。
南都：2016年以代孕为主题的长篇小说《福地》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与你早期的写作相比，现在的写作不管是方式上还是内容、主题上都还是有一点改变的？
盛可以：我觉得我马上就回来。我目前在写的这个长篇，又是写一个女性的整个的思想史、身体史、成长史，那么不可避免的有很多新的东西，而且我提前剧透，这个小说会有蛮多情色的成分。
当然我说情色并不是那么暴露，而是我会使用我最大的努力去把一切都隐喻化，用一种隐喻的笔调，用修辞的方式去描写性，描写身体。
画下来就是我的“纸上天堂”
南都：和《建筑伦理学》一起出版的还有《别人家的西瓜更甜》。这本书里是一些小短文搭配你画的这些画，你什么时候开始画画呢？我觉得画的蛮好的。
盛可以：2013年的时候我回了一趟老家，发现我们镇里面的那个几百年的古桥被拆了，因为所谓的翻修，古砖啊麒麟啊都被替换了。
另外，我妈妈养的那只小黑狗，我取名叫奥巴马的小黑狗，被人毒死了。乡村人是吃狗的，毒死了他们又没拿到尸体，狗狗吃了毒药以后回家吐血，很快就死掉了。我在电话里听到狗狗去世，真的非常非常伤心，我就真的在电话里哭。
然后我就开始画画了。因为我有时候写写书法，有一次墨没用完，还有一点倒掉又可惜，我说干嘛呢？瞎画一下，画了一个人遛狗，放到微博上面给朋友看，大家觉得好好玩。然后我就开始画，也有杂志社和朋友鼓励我拿去做插画。
在2013年我画了七八十幅吧。那个时候微博很火嘛，贴上去，译林出版社看中了很喜欢，就跟我签了第一本《春天怎么还不来》，已经出版了。
也是因为朋友们的鼓励喜欢，一直画下来。为什么一直是小狗奥巴马和小女孩？其实也就是画的故乡的我，小时候的我，我特别怀念那个时候的我，我再也找不到那个我，只有把她画下来，自己看着都特别开心，画下来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纸上的天堂”。后来《南方周末》说你能不能每一幅画写个故事500字，我就写了这些文字。
南都：你的风格有点像几年前红遍网络的“老树画画”。
盛可以：我很喜欢“老树画画”，他那个作品还有一点幽默。那时候我去老树的画室了，还买了他一幅画，花了 5000块钱。我也有点受刺激，我说5000块钱那么贵，我自己回来画吧。
我记得当时我问了老树一个很愚蠢的问题，我问他这个是对着照片画的吗？比如说他画的在湖边，我就想是不是提前拍了什么东西，观察布局什么的。他听了非常非常不高兴，也可能那样问是不是对一个画家不尊重啊，我不知道。但当时确实我很喜欢他的，也有受一些他的影响。
南都：后来你有专门研究绘画的技巧之类吗？你的画感觉上和写作有相通之处，就是有叙事性。
盛可以：我的主业还是写东西，不花太多时间去钻研这个，就是偶尔去看一下画册。
我觉得绘画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种叙事。画的都是小时候的事嘛，小时候跟小狗在雪地里玩，划着个澡盆去湖里摘荷花，或者在稻田里面去拾稻穗。
我那段时间画画，就跟我以前写小说一样，睡下去满脑子都是在想下一步画什么，构图就源源不断地出来了。所以基本上真的是一口气画了三个月。那个时候写作很少，三个月时间，我一边是一对一地学英语，一边就是画画，三个月就做了这两件事情。
南都：画画还蛮治愈的。
盛可以：对呀可不是嘛，我能发现我那种天真的一面还在，或者说纯粹的一面还在，我觉得真的很治愈。
好像我可以一边治愈自己，还可以获得保障物质，唉呀真是幸福的人生。
南都：绘画给人的感觉更清新自然一点，但你的文字可能要更凌厉一点。文字更重，绘画更轻盈，是这样吗？
盛可以：应该是对我的写作的一种互补，因为我不会在小说里面去体现这些美好的、清新的东西，或者不会有这种笔触。我觉得是童年的成长这种生活的灰色的底子决定了我的小说的基调。所以我很清晰地知道我有两支笔，一支是天真的纯粹的画画的笔，一支是非常冷峻地、非常尖锐地去探讨人性的这样的一支笔，去描述问题的一支笔。
南都：你对你的文字更满意还是绘画更满意？
盛可以：说实在的对文字更有信心。画画更愉快，但是写作更有满足感。
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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