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草王孙——最后的睿亲王府世系传承者|中铨|亲王|多尔衮|睿亲|衰草王孙

1923年，因为债务上的纠纷，‘末代睿亲王’中铨之前以十万元价值抵押给洋行的、位于石大人胡同的祖产‘睿亲王府’，被法院将所有权判给了债权人；而被迫从祖宅中搬出来后，中铨为了继续维持奢靡的生活，拿着手中所剩不多的现金又买了一所二十多间房子的大宅子，再雇了十几个男女仆役来伺候自己一家，还保持着‘宗室王爷’的阔气派头。

不过奢靡的生活需要大量的金钱来维持，而中铨在多年间不断地变卖祖产后，之前睿王府曾拥有的田地和古玩首饰基本被卖光，所得到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目前的生活，‘睿王爷’的气派富贵生活，已经维持不了多久了。

在眼看就要耗尽家底的情况下，中铨最后把主意打到了睿王府历代祖宗的祖坟上面，准备从祖宗们的坟头内再捞一笔。

于是，中铨先是找到了祖宗的坟头边（东直门外新中街的九王坟、朝阳区熏皮厂村二贝子坟、朝阳区单店醉公坟、广渠门外马圈儒王坟、西山五里坨睿王坟、朝阳区梆子井村睿王坟等处），让人把祖坟边的生长了多年的参天古树伐倒、转手变卖换成了现钱。

随后，这几处祖坟旁还剩余的一千多亩空地（暂时还没有修墓起坟），也被中铨以八元一亩的价格全给卖了；再到后来，祖坟空地上所残留的砖瓦石片、享殿门窗、御制驮龙碑也都卖了。就这样，搜刮祖坟的中铨又有了近两万元的巨款收入，总算可以再‘潇洒、气派’好几年了。

可短短的几年之后，之前卖树木、卖坟地的钱就又给败完了，这一下中铨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只能先卖掉所居住的二十多间房的宅院，换了个小院子住，又遣散了二十多个仆役，再把汽车也卖掉，弄些钱来勉强度日。

可这些钱也是杯水车薪，在不到一年时间就被中铨全花完了；到了1931年的时候，已经穷困潦倒不堪、再也没法子搞出钱来的中铨，因为见到别家的王府子孙用“起灵”的名义，将自家祖宗的陵墓给挖开，把棺材改葬他处，而墓中的随葬品就‘妥善处置了’的先例后，觉得这是一个‘发财’的大好机会，应该效仿。

而外人要是说自己不孝、惊扰长眠地下的祖宗们——嗨！现在后人们都快揭不开锅了，去拿几件祖宗们墓中的宝贝来换点钱维持一下生活，地下的祖宗们应该不会怪罪吧。

这里再多说一句——清朝灭亡以后，因为没有了进项、生活难以为继，所以前清王公的子孙后代们用‘起灵’的名义行盗掘祖坟之实的事情，其实早在1915年的时候就有了，而第一个做这件事情的，就是康熙帝第五子恒亲王允祺的后人、辅国公毓森。

在毓森之后，克勤郡王府、怡亲王府、仪亲王府、郑亲王府、履亲王府、諴亲王府等等落魄的王孙后代们，一来是手头拮据、生活窘迫，不得不这么做；二来当时他们老祖宗的坟莹大多疏于管理、无法保证安全，而盗墓者的行动也愈演愈烈。

所以，与其让盗墓贼抢先挖走了墓中的宝贝，不如让后世儿孙们主动‘起灵’带走算了，也算祖宗们为后代做了件好事。

因此，除了极少数极少数的王公墓地之外，其余绝大部分清朝宗王的祖坟，后来都被后世子孙们主动的‘起灵’、或者直接让盗墓贼给‘倒斗’了。

而多次听闻过、或者直接见过同族内其他王府族人‘起灵’事情的中铨，在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弄到钱养家糊口的情况下，一狠心一跺脚，于1931年2月7日，偷偷地跑到了城外大兴县（今朝阳区）梆子井村的睿王府祖坟（之一）处，指挥十来名原看坟户，以‘起灵’的名义将其中的睿悫亲王德长墓（也就是中铨的祖父墓）给挖开，将其中的珍宝随葬品一扫而空，德长的棺材则就地起出来，准备另外选了个地方象征性地随意下葬。

之前有文章说，中铨‘起灵’的是睿亲王府始祖——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的墓，但这是误传，多尔衮墓在东直门外中新街，并没有被中铨这个不孝子孙给挖了。

（不过多尔衮的墓也没保留多久——1940年，侵华日军将多尔衮墓拆毁，在原址修建了跑马场。1954年，北京开始大规模建设城市，多尔衮的墓地旧址被彻底铲平）；但假如中铨这次‘起灵’的过程顺利的话，那么多尔衮的墓早晚也逃不过中铨下一次的‘起灵’行动。

原本中铨以为，自己挖自己家的祖坟，又改葬了祖宗，这都是自己的家事，外人没有插手的资格；而祖宗们的坟地一共还有十多处，要是一个一个的‘起灵’，再怎么着也能维持个十年八年的生活，这样算下来，差不多也够自己一辈子的花销了（至于自己死后的事情，谁还管那么多）。

但中铨没有想到的是，其他王府的‘起灵’，那都是事先和当地的官府讲好了，约定好日子、请来当地的官员和警察监督、站岗，以免引来其他人的觊觎和哄抢，这才能安安稳稳地办好‘起灵’这件事情。

（还有一件事情不便明面上说，那就是‘起灵’后墓中的珍宝分配，官府和警察也是要参与的，比如毓森在给祖宗恒亲王允祺‘起灵’时，从祖坟中得到的随葬品，当地蓟县官员和警察要分四成，毓森自己只拿六成；这样，整个‘起灵’过程才能顺顺利利、不招惹事后的麻烦，大家都好。）

可中铨从小到大一向吃喝玩乐第一，其他人情世故、社会规则完全不懂；他只知道别人‘起灵’获利巨大，却不知道这其中还有许多的‘弯弯绕绕’，好处不能一个人独吞了。

所以，就在中铨兴高采烈地带着从‘起灵’的祖父德长墓中得到的许多金银珍宝，准备回家将宝贝换成现钱用于继续维持奢侈生活时，大兴县官府和警察后脚就马上找上了门，直接在挖墓的现场将包括中铨在内的十一个人全部抓捕，罪名就是‘公开盗墓’。

当年3月10日的北平《世界日报》第七版，以‘前清睿亲王墓被盗’为题目，详细地报道了这起诡异的‘盗墓案’；之后的11日和14日，《世界日报》又继续追踪报道了两天；一时间整个北平城都为此引起了巨大轰动，无论是前清遗老遗少，还是普通的平民，都在议论纷纷，谈论长短，并对事件的主角——中铨这个‘败家子王爷’如此没品的行为鄙夷唾弃不已。

4月7日，中铨等相关案犯被大兴县公署押解至法院进行审判；最后，首犯中铨被判处了七年的徒刑，其余同案犯也一一领受处罚。而随着中铨的入狱，曾经显赫一时的睿王府终于走到了大厦倾覆、猢狲尽散的末路地步，其仅存的家产细软在混乱中被一扫而空，中铨的家眷子侄们也纷纷各寻出路，在社会上起伏沉浮、勉强维持着生计。

中铨是以‘盗掘祖墓’的罪名入狱的，但他入狱后，睿亲王府的祖坟墓地并未因此而得到安宁——在中铨入狱后不到一年，因为局势混乱、无人管理，以多尔衮墓为首的多历代座睿亲王墓地就再次被盗，而盗墓者却一直没有被抓获归案，甚至根本不知道是谁盗的，最后也不了了之了。

入狱第五年时，也就是1936年，已经坐了五年牢的中铨因为得病且医治无效（或者根本就没有得到医治），结果病重瘐死于狱中，卒年不详，大约总在四十余岁左右。‘末代睿亲王’就这样凄凄惨惨、毫无尊严地结束了大起大落、富贵和落魄并存的一生。

讽刺的是，中铨在狱中去世后，其遗体却被侄子们（中铨本人没有子女）安葬在大兴县梆子井村的睿王府祖坟中，也就是被中铨自己所盗挖的祖父德长墓附近；不知道到了地下，中铨有何面目去面对被自己挖了阴宅的祖父德长。

这里最后再讲述一下末代睿亲王中铨长侄的故事————

中铨的长侄、中铭的长子颐丰，在中铨判刑入狱时已经十六岁了；当伯父入狱、家族倾覆的厄运来临之时，颐丰只得被动地提前承担起养家的重任，带着母亲和年幼的弟弟妹妹们艰难地度日。

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从这时起，颐丰就改名为‘金寄水’。

此后，家族倾颓、一贫如洗的金寄水只得带着两个稍大一点的弟弟，靠走街串巷打小鼓（收衣物破烂）、上鬼市（半夜开摊、天明结束的集市）摆小摊、做短工维持生活，赡养母亲及两个妹妹。

“七七事变”日寇侵华，北平不幸沦陷，当时已经二十二岁的金寄水带着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在社会底层挣扎着生活；当时的他们，只能依靠典当衣物家具等勉强度日了。

这时候，有一些亲朋好友人想帮他在伪政权内谋个职务糊口，养活弟妹，但金寄水回答说：

“我不能为了五斗米而向非我族类的外国人折腰！”

始终拒不就职。

1939年，伪满的“宗人府驻京办事处”偶然间得知了睿亲王府还有这么一家子直系子弟，于是派人前来动员身为长子的金寄水去伪都“新京”（长春）承袭“睿亲王”的世袭爵位；金寄水又是断然拒绝，硬邦邦地回复来者说：

“我金某人就是饿死在长街中，也绝不能向石敬塘之辈叩首称臣！”

就这样，坚守民族气节的金寄水在生活极度窘迫之中，宁肯三餐不济，也绝不出卖自己的良心，硬是撑过了八年的沦陷岁月。当时饥寒交迫的他曾写过一首诗来鼓励自己：

“不把深杯便索然，况逢灯节雪连天；衣裳典尽箱何用，抬向长街换酒钱！”

1945年抗战胜利后，北平光复，而立之年的金寄水早已家徒四壁、身无一物。但得益于幼年家境富足时的良好教育，金寄水的国学文化素养很高、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字画方面十分出色，是合格且出色的传统文人底子。

于是，应关心自己的亲友之约，金寄水进了民营的北平《商业日报》工作，先当编辑后又当记者；当时他写了几部连载小说《惆怅西风》、《梦里朱门》，及系列短文《秋斋碎墨》，可惜因刊登的杂志中断出版，几本小说都没能完篇。

金寄水是传统的旧式文人，虽然从事文字编辑工作，但只能勉强维持温饱；对于贫困的生活，他依旧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度日，没有什么短处和污点让人抓小辫子；因此，北平解放、新中国建立后，金寄水在人民政府中有了正式的工作，加入了‘北京大众文艺创研会’，还当选为执行委员，并担任《说说唱唱》和《新民报》曲艺副刊的编辑。

1954年，金寄水出席了北京市第一次文代会，担任了《北京文艺》的编辑，是著名的文艺工作者、作家老舍先生的直接部下。当时每一期的《北京文艺》定稿清样，都是由他先送到老舍先生家中，由老舍先生审稿看完后，再由他取走交付刊印。

1962年，金寄水调到北京市戏曲研究所工作，在这里一直工作至退休；“十年”期间，因为自己的‘腐朽贵族王公家庭出身’，金寄水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牵连和冲击。在此时期内，金寄水不但心情上很压抑、工作中很艰难，生活上也很拮据。但他还是兢兢业业地从事本职工作，与其他同事一起，为人民卫生出版社校点了古典医药巨著《本草纲目》。

改革开放之后，年过六旬的金寄水终于获得新生，他重新修订并发表了自己创作的‘红楼梦外篇’小说《司棋》，参加了北京戏研所的《京剧剧目词典》编纂工作；又陆续撰写了以《客窗杂忆》为专栏标题的一批散文和掌故札记，作品次第发表。

从1950年开始，金寄水就租住在东单三条24号院的后院、一间10平米的小屋内；后来，他又先后搬到了崇文门外豆腐巷内、著名京剧大师马连良先生旧居中的一间很窄的西厢房中，以及建国门外的胡同内；在这几处居所中，他住了近三十年。

直到晚年时，金寄水才在‘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过程中，搬到了紫竹院对面、属于文联所有的‘高知楼’内一套三室一厅的寓所居住；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极大改善让金寄水的心情十分宽慰，于是踌躇满志地想要写一本有关自己早年间生活的‘回忆录’，还要编自己的诗集。

原本金寄水计划在几年之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一部反映封建统治阶级腐朽本质和最终崩溃结局的长篇小说，名字都取好了，叫《衰草王孙》（就像曹雪芹著写‘红楼梦’一样）；但天不遂人愿，1987年，金寄水老先生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72岁，他想完成要的《衰草王孙》著作，成了再也无法截稿的、永远的遗憾。

随着最后一位在公开的文字史学资料中留有事迹的金寄水老先生的去世，经历了三百多年历史风雨的‘睿亲王府’中的人物和故事，就彻底地划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