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朋友，如今定居荷兰，孩子正在读书。他去开过三两次家长会，感受与当初在国内大大不同。
一是学校不同，老师对每个孩子都不吝赞美，从不谈学习成绩，而是专注于细节，比如生活独立性、个人爱好、心理状况等。家长会上没有人打鸡血，开会的目的都是为了玩，比如学校的嘉年华活动、学生的集体出游等。如果家长真的有成绩层面的沟通需求，也可以一对一咨询。但若说荷兰人不重视教育，那绝对是误解。只是从学前教育到中小学教育，学校层面都致力于培养孩子的主动性，呵护他们的好奇心，激发他们的兴趣，只是不会给分数层面的压力。
更大的不同是家长，每次开家长会，会前会后都有一些闲聊。相比中国家长聊个三五句就来一句“你在哪里工作”，荷兰家长从不会触及个人隐私。朋友在国内时见识或听闻过一些奇葩的家长群，大家每天在群里互相吹捧，聊个不亦乐乎，甚至有人将之视为拓展关系网的地方，动不动就约着喝酒“联谊”——当然，仅限于他们眼中“有用的人”。
所以朋友慨叹了一句：“终于感受到正常人类的社交了。”这句话让我颇有共鸣。
在中国社会，即使是坐个火车，要是旁边碰上个爱聊天的，随时会扯着你盘问你全部的生活，籍贯、家庭、专业、工作、婚育……毫无边界可言。但这只是闲聊，更糟糕的是无法避开的熟人社交。
荷兰乃至整个西方社会，当然也存在社会阶层之别，很多偏见根深蒂固。但相比传统东亚社会，它确实因为历史的原因，有着相对宽松的一面，人际交往模式大大不同。
蜚声世界的华裔数学家张益唐曾经在美国一边端盘子一边研究数学，许多人认为这是美国不重视人才的表现，在他们看来，学者怎么可以去餐厅端盘子呢？可当有人问及张益唐为何长达二十年不回国，宁愿在美国端盘子时，他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中国世俗压力太大了，你躲不开的，你要不出论文，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我自己可以沉住气，我不要这些东西，但你的家人、亲朋好友不答应，在美国就没有这个问题。我欣赏美国的地方是你在一个快餐店打工，在一个超级市场收钱，没有人看不起你。在美国我还是我，但回了中国我就不是我了。”
大多数中国人，在外面都会冠冕堂皇来一句“职业不分贵贱”，但实际上可并非如此，每个人在家里教育孩子，都离不开那句“你要是不好好学习，长大了就要去扫大街”，“扫大街”也可替换为“当工人”“干苦力”“送外卖”等等，当然，现在快递小哥和外卖骑手的本科率也相当惊人，那是另一回事了。
但在欧美国家，社会阶层固然存在，可绝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不会有太多的职业贵贱考量，这当然跟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北欧国家就是典型。当每个人都有足够的保障，可以通过劳动获得应有的回报时，他们眼中的职业才真的“不分贵贱”。
但除了社会保障体系，这种差异背后还有更深层的传统因素。中国人问你在哪里工作，背后是考量你的身份，然后决定是否尊重你和尊重程度的高低。问工作、问收入，是他们认为的最容易迅速定位其他人的方式。
在类似学校亲子活动等“实则陌生的熟人场合”，许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如果你有权或者有钱，符合世俗定义的成功，对方很可能会拉着你聊个不停，如果你的工作非常普通，对方可能会不屑一顾，再也不跟你聊天。如果发现你是官二代富二代，他又可能会前倨后恭，来一句“失敬失敬”。这当然是相当低级的人，很多“会来事儿”的人会照顾到席间每个人的感受，但越是这样的人就越功利，内心对他人的定位也很明确。
逢年过节，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回老家，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工作不如意、收入不够高，固然会被亲戚耻笑，但就算工作体面、收入高，也很有可能惹来各种闲话。如果是观念不同引发的职业歧视，那就更让人有“说不通”的感慨。这几年流传了不少关于山东人热衷体制内的段子，其实全中国都一样，无非程度略有差异而已。所谓“不孝有三，无编为大”，“互联网大厂年薪百万不如县城编制月薪五千”，都是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思维。至于“长大了考个公务员，然后娶个女教师，有一儿一女，儿子长大考个公务员，女儿考个教师编”的理想人生，更不是山东人渴望的专利，而是无数中国人的理想状态。
传统儒家社会讲究的是等级尊卑。很多人慨叹中国社会现在人心不古，其实是一种误解。绝大多数人奉行的仍然是传统那一套，也因为这一套与文明社会的格格不入，显得更为别扭，反而让那些没有逻辑的人们产生错觉，归因于市场经济等因素。比如权钱交易等乱象，不少人就认为是市场经济惹的祸，可它的根子明明在权力。又比如一说到贪婪自私，就有人认为当年人心淳朴，这可真的是笑话，如果人心真的淳朴，鲁迅又何必写《药》呢？愚昧自私才是真正的传统，人们对等级尊卑的看重正是基于这些传统，根据其他人的身份地位采取不一样的相处方式，也是深入骨髓的习惯。
并不只有现代中国人喜欢问“你在哪里工作”，古代中国人见面也习惯打听彼此的地位，然后才决定采用什么样的礼节。中国农村之所以更喜欢打听他人隐私，正是因为对“传统”的吸收和“保护”更好。
说白了，人们看重的是权威。进入一个场合，大家希望的是尽快发现权威是否存在，通过信息的获取确定权威，并围绕权威进行社交。也正因此，一个掌握着权力或金钱的人，总能迅速成为社交的主角。
古代西方社会同样注重权威，但在步入现代文明社会后，随着城市化进程，对权威的打破、对隐私的尊重也成为一代代人与生俱来的习惯。
即使到了今天，许多中国人内心对人际关系的理解仍然没有摆脱“三纲五常”。他们的处世哲学，仍然坚信为臣、为子、为妻者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中国式社交里的许多习惯，实际上都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呈现，比如酒桌上的逼酒，实际上就是服从性测试。
除了强调尊卑的“传统”之外，许多人对个体差异的漠视同样基于传统。中国处世哲学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随大流”，最怕的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也正因此，许多人缺乏对个体差异的敏感性，习惯以狭隘的方式来界定他人，最典型的方式就是“有没有编制”。你觉得“互联网大厂年薪百万不如县城编制月薪五千”很荒唐，但这就是许多人唯一的思维模式。他们张嘴就问别人工作，正是因为他们对“个体差异”反感甚至恐惧。
之所以会出现“读书时问成绩排第几，刚毕业时问找到工作没，工资多少，毕业一两年后问有没有对象，为什么还没对象，恋爱的问什么时候结婚，结婚的问有孩子没……只要回答不如他人的意，就会被一群人教育”的情况，正是因为这种对“整齐划一”的迷恋、对“不一样”骨子里的恐惧。
许多研究者认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是一种社会取向，而西方人的人际关系模式则是以个人取向为主。上世纪80年代初，杨国枢提出了中国人社会取向的一些表现：获得别人的赞赏或称赞；维持自己与他人的人际关系和谐；维护自己的面子；使别人接受自己；避免他人的责罚、讥笑和报复；避免困境与尴尬；避免与人发生冲突。
相比西方社会，中国人对人际关系有着极大的依赖性。虽然每个社会都由各种社会关系所决定，但不可否认的是，关系在中国社会的作用远远超出西方社会。一个人要实现某个目标，除了自己要具备一定条件外，往往要依靠亲戚、朋友和熟人来解决各种难题。社会之所以充斥着“人情关系”和“权钱交易”，不是什么市场经济的新事物，而是关系社会决定了权力可以拿来做人情。
美国学者易劳逸曾在《家族、土地与祖先》一书中概括了古代中国人社会行为的几大特征——
“首先，中国曾是一个以社会地位为本位的社会。中国人都十分清楚社会是一个由不同阶层构成的结构，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十分清晰的位置，而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的关系则取决于他们各自的位置。虽然两个人在社会分层中处于同一阶层，并因此处于同等的社会地位，但大多数地位关系都是一种垂直结构：一个人地位相对较高或相对较为权威就必然意味着另一个人地位相对较低并需要依附地位较高的人。
其次，中国人倾向于建立一个由‘有用的’人组成的人脉圈子或者关系圈子。中国人早在儿童时期，在家庭社会化过程中就清楚的意识到，一个人作为独立的个体是无法在社会上立足的。他们因此放弃个人独立自主权而去寻求他人的支持、指导和保护。一个中国人写道：‘中国人关于互相依存的观念，与西方人依靠自己的观念是截然相反的。’人们非常渴望与有钱有权以及有影响力的人建立关系，即使与邻居、同时或同学之间的关系也被塑造成为一种将来可以利用的关系。
第三个特征是关注‘面子’。‘面子’是取决于他人判断的一种自尊。一个人如果在别人那里有声望或者有个好名声就是‘有面子’。中国人非常看重恰当的和道德的行为，也非常在意是否‘丢脸’。”
这几个特征的概括，直至今日仍然相当靠谱。如今的中国人，仍然强调社会等级和身份，重视关系，也要面子。要做成一件事，最有把握的方式就是“认识人”。
所以易劳逸还写道：在中国，互动关系中的下级对待上级总是特别顺从，在对待上级的态度上总是迁回的，非常不愿意提出批评意见，并且特别乐于取悦有权力的人。在中国，当一个人第一次见到某个人时，总是尽快去了解这个人的背景：他是个什么官？他家里有什么背景（他的父亲是官员还是学者，是穷还是富，或者是个无名小卒）？他有钱吗？他过去在哪里上学？他拥有什么学位？通过搞清楚这个人拥有多少财富和何种权力、受过何种教育等判断出这个人处于哪个社会阶层，才有可能采取合适的态度来对待这个人。由此可见，中国社会的结构是何等根深蒂固。
这三个特征的本质就是“权威依附模式”，或是“主奴根性”，家庭中强调父权、手工业中强调师徒关系，官僚体系则强调上下级关系。而且，人们会在特定社会圈子里做“主子”，但随时有可能成为别人的奴仆，比如有人在家中显示权威，但出门见到官员立刻下跪。这也造成了一个更糟糕的问题：中国人普遍缺乏抽象的正义原则，因为是非观念不是根植于自己的独立判断，而是根据社会圈子而变化，一个人无法“自己对自己负责”。
这两年，不少朋友都曾怀念早期的互联网世界。在聊天室和BBS时代，网络社会确实呈现着勃勃生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平等”，它打破了权威的存在。大家在讨论一个历史问题时，不会深究你到底是大学教授还是业余爱好者，许多沽名钓誉者因此现形，也有许多有真才实学的人得到了人情关系社会无法实现的机遇。
对于写作者来说，那段时光真是美好的记忆。要知道，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写作是一个完全依靠关系的行当。哪怕是小小的县作协，也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小社会，为了争夺当地报纸上的几个豆腐块位置，一群自命“文人”的家伙拉圈子玩应酬，各种文学奖项也是关系户横行之地。如今虽然没有太大改观，但早期互联网的开放、包容、求真和平等，确实给了一些人机会，随之而来的市场化更是尊重了他们的劳动。
后来，互联网渐渐变质。门槛的降低使得互联网生态急剧恶化，早期网民相对的高素质氛围被彻底打破，与此同时，微博开启的“大V时代”，又将中国现实社会的权威崇拜和人情关系转移到了网络上并迅速强化。如今的互联网，从网民素质到整体生态，都已堕落至崩塌。
很难想象，一个热衷于通过询问“你在哪里工作”来确定是否尊重对方，连原本以自由开放冲击现实的互联网社会都被现实所同化，连“正常人类社交”都成为奢望的地方，会有怎样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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