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这样一幅图景：正面抗日战场上一派和平气氛，敌后战场上仍是战火连天，日伪军仍在抵抗解放区军民的反攻。
1945年8月9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8月10日,日本外务省通过中立国瑞士、瑞典向同盟国方面发出乞降照会，提出有条件地接受《波茨坦公告》。
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驻延安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机关，都处于极其繁忙而紧张的工作中。一代伟人毛泽东工作忙碌到了空前的程度，他一面处理事务、起草批阅文件,一面接见即将被派赴各地的领导干部和将领们,饥饿时,就一手书写文件,或是与人交谈,另一只手抓起食物,边吃边写,或边谈边吃。
8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主要是通知各解放区，要求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日伪军发动广泛的进攻，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以游击队和民兵占领小城市。各解放区应迅速将过去主要从事游击活动的部队组编成正规兵团，投入大反攻作战。
从8月10日深夜12时至8月11日下午6时这18个小时内，毛泽东昼夜不息伏案疾书，连续起草了以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名义发布的七道命令。
其中的第二、第三、第六号命令规定了与苏蒙军配合协同作战事宜，公开提出了要进军东北四省（黑、吉、辽、热）。
在第二号命令中，延安总部指示中国共产党所属部队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伪军投降，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向察哈尔、热河进发；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向热河、辽宁进发；热河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第三号命令指示，为了配合蒙古人民共和国军队进入蒙古及绥、热、察等地作战,并准备接受日、“蒙”敌伪军投降,贺龙所部由绥远现地向北行动；聂荣臻所部由察哈尔、热河现地向北行动。
第六号命令指示，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及朝鲜境内作战，现在华北对日作战的朝鲜义勇队司令武亭等立即统帅所部，随同八路军及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军消灭敌伪，并组织东北的朝鲜人民，以便达成解放朝鲜的任务。
8月1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命令确定了当时的主要行动目标：“目前阶段，应以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命令还强调：占领一切可能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
在8月10日至11日那个不眠之夜，除了枣园之外，延安的其他许多窑洞里也是灯火彻夜通明，各战略区的领导人都在根据本地区的任务，制定夺取大城市的计划，并通过电波把命令传达到千里之外的各军区。
8月15日，当日酋天皇讲话公开广播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又命令驻华日军头目冈村宁次,要他率部投降,并申明:这只限于解放区军队作战的范围内,并不涉及其他区域。同日,朱德总司令向美、英、苏驻中国大使馆送交“说帖”，提出中国解放区的人民和武装部队必须享有参与同盟国对敌国受降的权利,并且为了减少中国内战的危险,美国应立即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
8月15日这一天，冈村宁次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要其“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随后，冈村宁次又得到远东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关于只能向蒋介石所属军队缴械的通告。起初有所犹豫并试图多方试探的冈村宁次就此打定主意，只接受美国和国民党政权的命令。
8月17日，根据前三天的约定，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派人到达了安徽天长县新四军军部，然而投降谈判还未正式开始，他们又接到来自南京的日军总司令部的命令，要其立即返回。更令人愤慨的是，已经宣布投降的日军不仅拒不向解放区军民缴械，还在部分地段向八路军、新四军反攻，夺回了刚刚放弃的山西文水、山东即墨、江苏海门等10多座县城以及部分交通要点。
此后，日军又为国民党军的空运、海运和陆路进军提供掩护。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迫使部分日军和伪军投降，只能在各地继续向日军和伪军展开攻势，以夺取广大地区并截断主要交通线。
从9月份开始，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这样一幅图景：原先的正面抗日战场上一和平气氛，国民党军队在日军和伪军的合作下迅速开进各大城市和交通线。原先的敌后战场上却是战火连天，日军和伪军仍坚持在过去的炮楼、工事,手持武器抵抗解放区军民的反攻。
8月23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时局和任务的指示》中指示：“原定力争大城市的方针是对的,但形势变了,今后一个时期应夺取中小城市。”
伟人毛泽东亲自指挥的1945年8月大反攻，八路军、新四军总计歼灭日伪军41万多人，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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