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凌、徐国源：论“三言”中故事发生在苏州的几篇话本小说|三言|冯梦龙|大运河|徐国源|汉朝|王凌(三国)|苏州市|警世通言|话本小说|醒世恒言

王凌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在《“三言”为文学史提供了哪些新东西》①一文中明确提出，“三言”中约四分之一的小说，取材于春秋战国到唐末五代的故事；人物主要活动在以长安为中心的我国北方，少数在四川、扬州、杭州等地；内容或讲神仙怪异，或讲发迹变泰，或歌颂友谊。

正如鲁迅指出的：“多取材晋唐小说……而古今风俗，迁变已多，演以虚词，转失生气”②。

而以宋元为背景的有五十六篇(其中一部分是借宋元为背景而实际上反映明代生活的明拟话本，一部分是经过加工的宋元话本)，以明朝为背景的有三十二篇，二者合计八十八篇，约占全书四分之三。

与前者相比，故事发生的地点逐渐南移，由开封、洛阳，而南京、扬州、苏州、杭州、景德镇、广东、福建等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从内容看，神仙怪异的题材大大减少，歌颂友谊的作品也突破了封建意识的藩篱，而篇幅居多的爱情婚姻及公案小说，则主要反映市民的日常生活，“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所以鲁迅统称之为“人情小说”，并深刻地指出，因为“所写皆近闻，世态物情，不待虚构，故较高谈汉唐之作为佳”。③

这部分作品中的优秀篇章(以反映明代生活的明拟话本为主，也包括一些经过加工的宋元话本)，是“三言”的精华，也是我们肯定“三言”的主要依据。

八十八篇有待逐步分析。而故事发生在苏州地区的八篇小说，绝大多数写明朝（冯梦龙时的“当代”）之事，最具典型性。计有：

1.《钱秀才错占凤凰俦》《醒世恒言》

明朝事，发生在吴江县。

2.《施润泽滩阙遇友》《醒世恒言》

明嘉靖事，发生在吴江县盛泽镇。

3.《张廷秀逃生救父》《醒世恒言》

明万历事，发生在苏州市区。

4.《金令史美婢酬秀童》《警世通言》

明朝事，发生在昆山县。

5.《宋小官团圆破毡笠》《警世通言》

明正德事，发生在昆山县。

6.《唐解元一笑姻缘》《警世通言》

明正德事，发生在苏州市区。

7.《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醒世恒言》

小说标明故事发生宋“景祐”年间杭州城，经考证应是描写明朝苏州事（考证详见本系列论文之三）。

8.《桂员外途穷忏悔》《警世通言》

小说标明是“元顺帝”时，发生在长洲县。

可以说，都是当之无愧的优秀作品。

一、走在时代前头的先进理念

首先，这些作品体现了走在时代前头的先进理念。

爱情自古以来就是文学作品永恒不变的题材之一，自然也是冯梦龙作品尤其是“三言”的重要内容。

冯梦龙所处的明代中期，在资本主义萌芽首先勃起的苏州地区，随着新兴市民阶层的产生，个性解放思想的传播，对爱情和婚姻的新看法也随之产生。冯梦龙则代表了这种走在时代最前头的思想。在他的笔下，一些优秀作品便传达出新鲜而宝贵的信息和理念。

《钱秀才错占凤凰俦》④就是一例。该故事发生在明朝的苏州地区。主要人物有四个：对选择婚姻取开明态度的商人高赞，想借媒人之口骗取婚姻的颜俊，向颜俊借债而不得不为颜俊当说客的“媒婆”尤辰，寄居在颜俊门下讨生活、老实本分又不得不为颜俊充假新郎的秀才钱青。

“错占”的缘起，在于商人高赞与众不同的择婚方式。苏州西山洞庭“有个富家，姓高，名赞，少年惯走在湖广，贩卖粮食，后来家道殷实了”。长女高秋芳“人物整齐，且又聪明”，已到了十六妙龄。高赞“不肯将他配个平等之人，定要招个读书君子，才貌兼全的配他。聘礼厚薄，到也不论。若对头好，就赔些嫁妆，也自情愿”。

这个择婚标准，在当时是较先进的。而且高赞不偏信媒妁之言，要亲自“访实”。他发现原先众多媒婆介绍的多有不实之词，于是发下话来：“今后不须言三语四，若果有人才出众，便与他同来见我。合得我意，一言两决，可不快当。”

此时苏州府吴江县有个“家道颇富”的颜俊，十八岁，未曾订亲，“生得十分丑陋”，又“立誓要择个绝美的女子”，便托尤辰到高家说媒；依仗习惯势力作支持的颜俊还“理直气壮”地对尤辰说：“常言无谎不成媒，你与我包谎。”

为了骗过高赞，颜俊又打发那个“家世书香、户微业薄、不幸父母早逝、愈加零替”，从而寄居在颜俊家中的表弟钱青冒名顶替，代替自己前往高家 “相亲”。定亲后决定马上成亲，又派钱青代为迎亲。起先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但没想到，当次日五鼓要乘船回颜俊家时，偏又发生大风，“刮得彤云密布，雪花飞舞”（苏州太湖地区，气候就是如此）。

于是高赞临时动议安排在高家举办婚礼。无法推脱的钱青只得向无计可施的尤辰发誓：“我已辞之再四，其奈高老不从，若执意推辞，反起其疑。我只要委屈周全你家主一桩大事，并无欺心。若有苟且，天地不容。”钱青夜间和衣而卧，“三日”“衣不解带”，并无与新娘同房，表现了超常的老实和正派。

三日风停后，高赞亲自送女儿到吴江县颜俊家中。却碰到“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颜俊，加上说不清道不明的尤辰，老实又无法自证清白的钱青，终于四人互相扭打，形成闹剧。“看的人重重迭迭，越发多了。街道拥塞难行”。

这场闹剧能够不以悲剧结束而以喜剧收场，全靠开明果断的“本县大尹”，他把有关人等“都带到公堂”，“逐一细审”，还叫隐婆验身，证明高秋英依然是个处女，于是做出公正的审判：

高赞相女配夫，乃其常理；颜俊借人饰己，实出奇闻。东床已招佳选，何知以羊易牛；西邻纵有责言，终难指鹿为马。两番渡湖，不让传书柳毅；三宵隔被，何惭秉烛云长。风伯为媒，天公作合，佳男配了佳妇，两得其宜；求妻到底无妻，自作之孽。高氏断归钱青，不须另作花烛。颜俊既不合设骗局于前，又不合奋老拳于后；事已不谐，姑免罪责；所费聘仪，合助钱青，以赎一击之罪。尤辰往来煽诱，实启衅端，重惩示儆。

更为重要的是，社会舆论支持这种判决：“一山之人，闻知此事皆当新闻传说。”可见当时苏州百姓也普遍有了新观念。

冯梦龙曾经指出：长期以来，传统社会对青年男女（尤其是女子）， “临之以父母，诳之以媒妁，敌之以门户，扬之以礼法，婚之以贤不屑”，致使“女子”“盲从听之”，“随风为沾泥之絮”，造成无数悲剧。⑤而在明代苏州，却在现实土壤中绽开了新理念的鲜花，分外引人注目！

如果说《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中最后取得美满姻缘的高秋英(高赞之女)，还是被动地依靠父亲的开明和机缘巧合；那么《乔太守乱点鸳鸯谱》⑥中却出现了无辜陷入情爱风波后、却敢于以情爱为标准、大胆捍卫自身权利的少女刘慧娘，更是难能可贵。

故事发生在刘、孙、裴、徐四家之间。刘家（医家出身）有子刘璞和女刘慧娘。刘璞“已聘下孙寡妇的女儿珠姨为妻”，而刘慧娘则“已受了邻近出生药铺裴老九家之聘”。孙寡妇除女儿珠姨外，还有一个儿子孙润（字王郎），“从小聘善丹青徐雅的女儿文哥为妇”。可见刘、孙、裴、徐四家皆是普通市民，且原先已形成稳定的婚嫁关系。

刘家按传统习俗，先为儿子娶妻。可是在定了吉期之后，刘璞突得重症，“出汗虚了，变为寒症，人事不省，十分危笃”。刘家受旧习俗影响，要想以“冲喜”来挽救儿子生命。孙家得知后被迫以儿子孙润代替其姐去完婚。刘家又因儿子重病，只得叫女儿刘慧娘去陪新娘过夜。于是，一对年青男女之间难以避免的事发生了。

如果说孙润内心还有勾引女方的不良企图，那么刘慧娘事先则完全是无知的被动者，在她与孙润发生关系后，却变得十分坚定。她对孙润说：“君若无计娶我，誓以魂魄相随，决然无颜更事他人。” 她对父母说：“事已至此，索性说个明白，求爹妈辞了裴家，配与玉郎，若不允时，拼个自尽便了。”

她还敢于在公堂上对审案的乔太守讲：“贱妾无谋苟合，节行已亏，岂可更事他人！况与孙润恩义已深，誓不再嫁。若爷爷必欲判离，贱妾即当自尽，决无颜苟活，贻笑他人。”

在她坚决的态度面前，那个“又正直，又聪明，怜才爱民，断案如神，被称为乔青天”的关西人乔太守判道：

弟代姊嫁，姑伴嫂眠。爱女爱子，情在理中。一雌一雄，变出意外。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以美玉配明珠，适获其偶。孙氏子因姊而得妇，搂处子不用瑜墙；刘氏女因嫂而得夫，怀吉士初非街玉。相悦为婚，礼以义起。所厚者薄，事可权宜。使徐雅别婿裴九之儿，许裴政改娶孙郎之配。夺人妇人亦夺其妇，两家恩怨总息风波。独乐乐不若与人乐，三对夫妻，各谐鱼水。人虽兑换，十六两原只一斤；亲是交门，五百年决非错配。以爱及爱，伊父母自作冰人；非亲是亲，我官府权为月老。已经明断，各赴良期。

故事又以喜剧收场：“乔太守在库上支取喜红六段，教三对夫妻披挂起来，唤三起乐人、三顶花花轿儿，抬了三位新人。新郎及父母，各自随轿而出”。“街坊上当做一件美事传说，不以为丑。”

冯梦龙曾经说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⑦。又说“情爱亦匹夫之日用饮食，令生命不逢夭折。”⑧他主张：“男女相悦为婚，此良法也。”⑨

他在《太平广记抄》中对“莺莺传”作了以下的眉批：“红娘见识，过张、莺十倍。”⑩所以刘慧娘这个人物出现在他的笔中，绝不是偶然的。

我最惊奇的是，细阅三言足本原文，通篇没有一点色情描写，完全体现了冯梦龙的情爱观，奇哉奇哉。

二、城市平民的鲜活形象

王凌在1984年撰写并发表于《文学报》的论文《冯梦龙研究应该有一个大的突破》中，就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如果把《三言》同《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等比较，那就不难发现，它第一次把以手工业者、小贩、中小商人及其妻女为主的城市平民，作为正面人物写入作品，成为中世纪晚期我国市民生活的百科全书，确实是前无古人的。”

其后学术界接受了这个观点，但深入具体的分析显然都较少（包括王凌本人在内）。“三言”精品所刻画的市民如此鲜活感人，如此有艺术生命，是令人不无感慨的。描写苏州地区的几篇小说，尤为突出地体现了这个特点。以下试举二例说明：

《施润泽难阙遇友》写的是明代嘉靖年间发生在吴江县盛泽镇的故事。主人公为手工业者施复（字润泽），“浑家喻氏，夫妻两口，别无男女，家中开张绸机，每年弄几筐茧儿，妻络夫织，甚好过活”。

有一次施复去镇上卖绸布后归家途中，捡到别人丢失的两锭银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定在原地等失主回来找时将原物归还，并且不留自己名姓，也不收失主感谢的钱。施复还银回家后与浑家说了经过。

浑家道：“这件事业做得好，自古道：横财不富命穷人，倘然命里没时，得了他反生实作难，到未可知。”

小说写道：“当下夫妇二人，不以拾银为奇，反以还银为安。衣冠君子中，多有见利忘义的，不意愚夫愚妇，到有这等见识。从来作事要同心，夫唱妇和种德深。万贯钱财如粪土，一分仁义值千金。”

冯梦龙从16世纪晚期中国社会现象出发，既表扬了刚刚从封建社会脱胎而出的普通而善良的手工业者，又批判了打着儒家旗号却见利忘义的衣冠君子。施复可以看作中国式古代儒商的一个代表。

几年以后，处在顺境之中的施复碰到一场常人难以抗拒的自然灾难：“又值养蚕之时”“合镇阙了桑叶，施复家也只勾两日之用”“无处去买”，听说“洞庭山下桑叶甚多，合了十来家过湖去买”。

船过了平望，来到滩阙村，“这去处在太湖之旁，离盛泽有四十里之远，天已傍晚，过湖不及，遂移舟进一小港泊住，稳缆停尧，打点收拾晚食，却忘了带打火刀石”。为人一向正直仗义的施复，主动要求上岸讨火种。

但只见家家闭户，因为当地养蚕人有“最忌生人来冲”的旧习俗，“从蚕出至成茧之时，约有四十来日，家家紧闭门户，无人往来，任你天大事情，也不敢上门”。施复忽然看见“一家门儿半开半掩”，便不顾一切地进去讨取火种。女主人说：“这时节，别人家是不肯的，只我家没忌讳，便点个与你，也不妨得。”

男主人出来相见方知，这家就是六年前得到失银的失主朱恩。他告知施复：“若要桑叶，我家尽有，老哥今晚住在寒舍，让众人自去。明日把船送到宅上，可好么。”于是他们把火种送到船上；一船人继续前行，结果遇到太湖风浪而沉船；施复却躲过这一劫。

送去众人后，失主朱恩谈到自己不忌讳生人的原因：“不瞒你说，旧时敝乡这一带，第一忌讳是我家。如今只有我家无忌讳。”“自从那年老哥还银之后，我就悟了这道理，凡事是有个定数，断不由人，故此绝不忌讳。依原年年十分利息。乃知人家都是自己见神见鬼，全部在忌讳上来。妖由人兴，信有之也”。蚕农的纯朴感情和生活理念，写得十分真实可信。

后来，施复开始大发迹。这里小说记述的不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残酷无情，而是因善起家的种种巧遇。（如高价买隔壁家的两间小房，却从地下捡出千两白银等）。

而且施复一家“依旧省吃俭用，昼夜经营，不上十年，就有数千金家事，又买了左近一所大房居住，开起三四十张绸机，又讨几房家人小厮，把个家业收拾得十分完美”。

可以说，此时的施复已由手工业者变成手工业主了。虽然施复致富过程中充满了偶然性，也由此传达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思想，应视为历史的局限性。但这篇小说总的来说相当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勤劳、本分、善良、善于经营却又不妄取非分钱财的手工业者的形象，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的空白。

如果说作为市民的施复是手工业者世家出生，那么《宋小官团圆破毡笠》中的宋小官却是一个由破落书香子弟变成“暴富土豪”的新生市民。

故事发生在明正德年间，“苏州府昆山县大街”“有一居民，姓宋名敦，原是宦家之后。浑家卢氏，夫妻二口，不做生理，靠着租遗田地，见成收些租课为生”。（按，这是资本主义萌芽初期苏州地区的特有现象）。

而邻居刘有才“积租驾一只大船，揽载客货，往各省交卸，趁得好些水脚银两，一个十全的家业，团团都坐在船上”。刘有才应该算是船工、船主兼商人。在大变革的时代中，出身不同的两个人成了“最契之友”。他们同到阊门外“陈升娘娘庙”求子，而后各生了一个儿子（宋金）和女儿（刘宜春）。

此时“有人撺掇两家对亲，刘有才到也心中情愿。宋敦却嫌他船户出身，不是名门旧族，口虽不语，心中有不允之意”。宋敦的旧门第观念是当时社会所决定的，以后也由此付出代价。

而到宋金六岁之时，宋敦病死，“卢氏掌家。连遭荒歉，又里中欺她孤寡，科派户役，卢氏撑持不住，只得将田产渐次卖了，恁屋而居。初时，还是诈穷，以后坐吃山崩，弄做真穷了。卢氏亦得病而亡。断送了毕，宋金只剩得一双赤手，被房主赶逐出屋，无处投奔”。（按，又一次写出当时时代大变迁的历史特点。）

宋金“且喜从幼学一件本事，会写会算”，故被新选浙江衢州府江山县知县留于书房之中，才找到了出路。但没有见过世面、吃过苦头的宋金不通人情世事，得罪了管家；被管家撺掇知县，逼他写“靠身文书”；宋金却碍于面子，拒不同意，最后被知县赶下船，流落在杭州街头。“渐渐面黄肌瘦，全无昔日丰神。”

此时正好碰到刘有才，被他收留。宋金面临的是与以前旧家子弟完全不同的艰苦生活，他要吃冷饭加热茶充饥，戴的旧毡笠也是经过刘宜春补过的；他必须适应这个变化。在刘有才的调教下，宋金适应新生活较快：“自此朝夕小心，辛勤做活，并不偷懒，兼之写算精通，凡客货在船，都是他记账，出入分毫不爽”。

两年后被刘有才招为女婿。当然商海充满风浪，生活之路绝不平坦。船上生活条件是很差的。宋金婚后一年生下爱女。但“期岁方过，害了仓痘，医治不效，十二朝身亡”。宋金悲痛过度，也“遂得了痨祭之疾”，以致生活不能自理。

这对他们一家的生活构成巨大打击。刘有才夫妇为维持现实生活，设计把宋金独自一人抛弃到荒岛上。

但此时的宋金毕竟经历了诸多生活磨炼，处理突变事故的能力也显著增强。他在荒岛中寻觅人家乞讨，发现“一所败落土地庙”。“周围枪刀戈戟，遍插封门”“庙中有大箱八只，封锁甚固，上用松茅遮盖”。马上判断是“大盗所藏”。

于是心生一计，乃折取松枝插地，记其路径，一步步走出林来，直至江岸。正好发现一只大船“停泊于岸下修舵”。他便“假作慌张之状，向船上人说道，我陕西钱金也，随吾叔父走湖广为商，道经于此，为强贼所劫”。现幸而脱逃，盗贼他去，“见有八巨箱在庙内，皆我家财物。庙去此不远，多央几位上岸，搬归船中，愿以一箱为谢，必须速往”。结果在众船夫（都是市民）的帮助下，顺利地把这些意外得到的宝物运到南京。

出于商人的精明，宋金分别出卖，少数收藏，不动声色地成了暴发户。暴富后的宋金，依然保持了善良、纯朴的本性。他经过严密的现场考验，证实妻子对他一直十分忠贞，岳父岳母也有回心转意的悔过表现，于是原谅了他们。最后一家团聚，演出了一幕喜剧。

可以说，宋金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儒商”形象，儒家核心思想的润育坚守和商海艰险生活的多年磨炼，造就了这个可亲可信的人物。

虽然他的暴富过程同样充满了偶然性，但与《施润泽难阙遇友》相比，命运转变的合理性写得更加充分，更少宿命观点，因而也更具艺术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