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回忆:不得不说的兵团那些事

这段时间,在法国女儿家探亲,比较悠闲,想起什么就涂两笔,所以发稿比较密集。

我们当年所到的生产建设兵团,其实细想,是个不军不民、不伦不类的政体和经济组织。

当时来上海忽悠我们的现役军人闭着眼睛说瞎话,昧着良心信口开河,说去兵团是加入“解放军序列”(理论上是,实际情况大相径庭),说西双版纳是人间仙境。去兵团住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部队正规营房,发军装、发武器,平时以开会学习、军事训练为主。还说多种点花生、黄豆自己吃,经济增长点为各连已有的橡胶林,吃大米白面,到那里什么都是现成的。白拿28元,等同享福等。把个新组建的兵团描绘成那个年代的“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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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草创初期:知青们和12营营长张家瑞(前排左3抱小孩的)合影。

大批69届小知青因此被骗到70年初刚组建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多数被发往兵团扩展后的新建连队,其实说“连队”,感觉都对不住“连队”这个词,“连队”那是沿袭部队叫法。看着原始森林中东倒西歪的两行茅草竹笆屋,很难将其和印象中部队“营房”、“连队”这些词语联系在一起。

等到晚上萤火虫闪烁、在微弱的马灯亮光下冒着成群蚊虫攻击叮咬,双手不停上下抓挠,浑身上下仍奇痒难耐的参加全连“军人大会”,看着台下却是老老小小、衣衫五颜六色的一群湖南农民。第一次听身穿自制黑色中山装指导员朱发美一口晦涩难懂的湖南方言训话,越发觉得这“军人大会”非常滑稽,感觉亵渎了这个词。

朱发美1959年以湖南毛主席家乡青壮农民身份支边来到云南农场,身上狐臭极重,和他一起劳动,气都喘不过来。来之前在醴陵农村任大队会计。对知青很“莽闷”。

举例:我们到兵团没多久,一次比我们早来两个多月的和田中学上海知青曹国兴与湖南“老工人绰号”老不死”的发生争吵,动静有点大,朱发美到现场后,首先耐心听湖南老不死细说引起纷争原因,等老不死说完,曹国兴开口:“指导员,接下来你听我说”。当着全体知青,朱发美忽然勃然作色,对曹国兴怒吼道:“为什么要听你说?为什么要听你说?只有听毛主席说嘛?只有听毛主席的话嘛?”此话看似没毛病,实质上是偷换概念。曹国兴哑口无言,老不死洋洋得意。

知青们都惊愕不已,在这种水平的指导员指导下,可想而知连队中是什么政治氛围了。

有段时期,深挖“五•一六”,朱指挥扩大打击范围,搞人人过关,私拆审核知青来往信件。上海知青倪克明的黑龙江兵团同学在信中夹寄了5支黑龙江产香烟,倪回信中说:5支香烟收到了,落在朱手中,朱硬说是不法组织暗号,在大会上批判,要求当事人坦白。

在兵团时期,朱口口声声说我们都是“军人”?环顾全连,除了一名帽子经常歪戴,风纪扣从来不系、劳动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追着女知青打情骂俏,开会翘着二郎腿的“怪凡司”(上海知青给起的绰号,很难看的意思)军人外(后知道是连长罗列书),明明是一群老百姓。说是“老工人”,却是一群土到家的农民。一时让人没有方向,摸不着头脑。

刚去时,遇上包谷中耕大会战,版纳六七月份的雨季,时晴时雨,若是一清早就下大雨还好一点,暂时不用上山。最怕清晨天气正常,刚上山一场瓢泼大雨,戴着头重脚轻的斗笠、披着塑料布也没用,浑身湿透,跌跌撞撞从山上刚下来,刚换好衣服,一会儿又艳阳高照,又被催上山,然后一块乌云飘来,又被浇个落汤鸡。反反复复,最后没衣服换了,只得一身湿衣上山。接下来,一个会战接着一个,情知上了沪忽悠我们的军人当。

在这不军不民,不工不农的政体组织中和遥远边疆蛮荒之地,当地土八路干部面对来自城市的大批知青,尤其是如花似玉的女知青,把控不住,管理混乱,滥用职权、违法乱纪现象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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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接任12营10连指导员的云南澜沧籍指导员赵政文(后排)

发生在赵政文身上此类事特别多:如小事方面想方设法偷看女知青洗澡。所谓“洗澡”,是在我们到连队前用茅草蔑笆在连队一角搭了个棚,供先去兵团的昆明知青们收工后提桶水或带着面盆进去擦下身体,男知青一般不去,从山上下来要么打桶井水从头浇,要么就在食堂前面穿着短裤露天擦一把。赵那时还是排长,他算好时间,躲在草棚外不易被人发觉处静候,待有女知青进入,从蔑笆缝里偷窥。

一次,一细心昆明女知青从蔑笆缝中发现了一眼睛而惊叫起来,赵仓皇逃离,现场留下他的专用武器“三八大盖”,由此案发。朱发美轻描淡写的为赵辩护,说是赵排长巡逻到那里,使赵轻松过关。知青们搞不明白光天化日下有什么可巡逻的?下班后的“冲凉房”那里又有什么敌情?

洗澡房事件后,赵仍喜欢在女知青洗澡擦身时间在女寝室门前转悠,东张西望。赵还暗恋过连队中好几位貌美女知青,苦于一直不能得手,在日记中因此概叹:“人生的道路为什么这么曲折呢”?因一段时间行为怪异,被他爱人发觉揭发。

赵后来升任指导员期间和某位上海男知青不合,特地去营部看了该知青档案后,在连队大会上不负责任的公开该知青家庭出身和家长历史问题,大做文章,公开斥责该知青“老子反动儿混蛋”,要好好改造等。

他弟弟在曲靖当兵,来兵团探亲看望他和他老婆。他弟弟为表示自己是干部身份,着装非常怪异:戴的是草绿色军帽,穿的却是一套自制的海军民用灰色中山装,佩着领章、帽徽,以此表明是四个口袋干部。说他是陆军吧?除了草绿色解放帽,身上是海军灰的民用中山装,勉强说他是海军吧?头上却顶着顶陆军解放帽,况且云南没有海军部队。

赵和弟弟低估了知青,知青们对部队军种、干部和士兵着装区别还是知道一点的。他弟弟来探亲的另一意图是想在兵团找一女知青谈恋爱。赵千方百计在女知青中为他弟弟物色女朋友。先找了连队当时的一位上海女知青可称为“连花”的,他弟弟暗中偷看后非常满意,无奈“连花”坚决不从(后屡被赵穿小鞋),退而求次,找了上海女知青董某,董某经不住赵死缠烂打,迫于淫威,曾随赵的弟弟去了云南澜沧老家三星期,不过后来还是没成功。

赵最终在10连翻盘是朱发美调离,他接任指导员后飘了,大搞“一言堂”,放开收取要求入党知青和探亲回队知青物品,否则知青们要入党、报销探亲工资、旅费或其他事宜遥遥无期,有家庭条件较差的个别重庆女知青周某,无礼可送,长期给赵家洗衣服、做事相抵。

兵团时期的连队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是一方诸侯,称霸连 队,关起门来什么都是他说了算。手握各项审批大权,涉及到知青探亲、入党乃至读大学都要其点头。

由于赵以个人关系好恶治理连队,一段时间,知青们怨声载道,被发展入党的知青出人意外,质量堪忧。而兢兢业业,学习工作努力,各方面条件具备,群众认可的知青入党希望则非常渺茫。

后连队上海知青董寿山、胡善龙揭竿而起,在一大会上造反,历数赵的劣行,群众纷纷响应,引发连队学习、工作无法运转,营部党委派遣时任党委副书记的昆明知青黄建国(后来历任二团宣传科长、西双版纳洲委书记,湖南省委常委、纪委书记、从湖南省委宣传部长任上退休)为首的工作组介入整顿了十多天,赵举家后被调至更远条件相对差的山沟里的5连了事。在当时的兵团连队,类似赵这样的干部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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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时代的我(右)和上海知青吕品

相信绝大多数知青在兵团农场是靠自己努力奋斗和争取才入党或被推荐读大学的。回城后这些知青做出了不凡业绩。当年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上海知青中涌现出过各级领导。但不排斥当年有通过各种勾当和手段入党的。大家天天生活、劳作在一起,谁有几斤几两,相互知根知底,群众都心知肚明。但以不光明方法获得党员身份的知青,在后来的回城中基本上都切切实实的得到了莫大好处,因为党员身份和普通知青不在一个起点上。相信大家深有体会!

我连某两位在赵手中发展的知青党员,劳动没有非常突出之处,更没有文字能力(同为69届上海知青,小到有担任连队文书、大的有担任兵团农中老师,同时有一封家信写不周全的),正规发言话说不连贯,其入党申请书和志愿书是我根据那时的强调“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帮助扩展捉笔完成的。投机取巧入党后,好处说不完,首先是提干,收入增加不说,兵团根据伟人说过的“支部建在连上”,因为我们生产建设兵团参照部队体制,所以每个连队都建有党支部,而营(分场)级,都有营党委。

记得那时动不动就召开“营党委扩大会”,本人那时有幸经常参加,起先见那白纸黑字的会标“营党委扩大会”,感觉非常神圣!坐下面感到很自豪!参加的多了,营长说好了,副营长说,然后教导员补充,教导员补充好了,副教导员说两句,没完没了,说的也就是些鸡毛蒜皮小事,大多数和党务工作没什么关系,相反生产动员、布置大会战反而多些。再后来就不太想去参加了,主要是看中以开会名义坐那休息半天的机会,还有就是走过公路旁6号林地山上正劳动的其他知青们,莫名的有点洋洋自得。

上述提到的已入党的两上海知青,各被提为在山沟里的连队指导员,因纯是各地知青新组建的连队,没有老职工,两人在新建连队,党员也就他俩各自一人。于是当时的兵团农场有这种怪现像:一个新建连队: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党员都是这一名知青党员担任,极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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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所谓的“营房”

按理从知青中提拔的干部,应该善待知青,不是的,有些知青干部,管理知青,同类相残,严厉手段丝毫不比当年土八路干部差,心狠手辣,有过之而无不及。曾经发生过回城后二团某营知青聚会,知青间聊天说起指责在兵团因而吃苦受屈往事,从口角到撕打,直至惊动110、120。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对当年的兵团岁月所谓的“知青情谊”持保留态度。最起码友情不是普遍的。

问题是在回城后从档案中,这些知青占了大便宜,档案里明明白白地写着曾任党支部书记。而在上世纪80年代上海,在里弄、工厂的一党支部书记,是个了不得的职位。上海接收单位想当然地将两地支部书记职务等同起来,职务又是指导员,认为此人在广阔天地表现肯定很优秀,了不起。根本不知道兵团的党支部可以由1个人组成?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77年考上大学的还在学校中,文凭风尚未兴起,那时用人单位考量的就是这政治身份和干部职务,面对返城的大批知青,头顶党员金字招牌身份的顺其自然的得到重用,里弄里一起去云南兵团的知青,邻居们看起来眼光都不一样。担任过连、营、团干部的,潜规则是讲究按同等级别使用。

被安排在街道某办公室的这么一位,后街道发觉此人水平一般,街道办也只能将错就错,虽没有上升空间了,但保舒舒服服混了一辈子。还有一位有高人指点,入党提干后为了回城,做出别人更想不到之事,只是阴谋诡计成功后,大返城运动也开始了,全体知青都可以回城。他等于白辛苦!但党员招牌对他回城后的工作还是助了其一臂之力(这是另外一个故事)。所以这些“党员”回城后的起点比普通知青高。对这些人不说看不起,真的不敢恭维,回城后在知青聚会中的表现牛皮哄哄、差强人意。但这些人当年投机取巧很值得,消受了一辈子。同样白板回城的知青就要从头干起,付出更多代价。

絮絮叨叨,个人体验经历,到此为止,想起什么再说,欢迎对号入座!

各位若有类似故事或不同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感谢知青情缘主编刘乐亮老师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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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邵国良,生于1953年6月,中共党员。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会员。1970年6月赴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后改制为云南农垦集团东风农场十二分场)。1979年3月返沪,进入光明食品集团下属单位。至2013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