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读古代诗人的诗，并不是那么虔诚。在读的过程中会发现，古代诗人作诗的态度并不是那么认真，甚至很多诗都是随性而做，信手拈来，自己觉得很好，而后代人读起来却并不是那么好，甚至只是游戏之作，也就让人怀疑他们的创作态度了。

从文化程度上来看，古代的诗人大多是有文化的人，也大多是做官的人。他们写诗要吟咏风花雪月，吟咏离情别绪，却不会写诗直接上奏给皇帝。皇帝对于官僚们写诗并没有太多的限制，除非在清朝“文字狱”时期，因为写诗而获罪的官员以及民间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其他的朝代，皇帝没有严格管控官僚们写诗的行为，而是认为写诗可以“兴观群怨”，可以表达性情，却不一定能够说家国大事。而诗歌本身也没有负载家国大事，只是诗人们比较自恋，容易把自己等同于家国，还要把一腔热情倾注在诗句里面，却往往不能获得皇帝的赏识。有不少皇帝喜欢写诗，写成的诗歌大多有一定的气魄，却不能算个诗人。因为他们写的诗大而无当，没有具体的内容和情感，把自己藏得很深，当然也就不是真正的诗人了。能够写得很出色的皇帝为数不多，只是经常被人诟病。曹丕写诗不错，南唐后主李煜写诗也不错，但他们只是个例，而不是通例。倘若一个皇帝整天吟咏风花雪月。把注意力集中在写诗上，就会被人视为不务正业。写诗只是一种兴趣爱好，却不能当成正事来做，尤其在出版业并不发达的一些朝代，诗人并不能靠写诗维持生计，而是要考取功名，靠国家俸禄维持生活。也就是说，他们写诗只是怡情遣兴，写一写自己当时的感触，甚至有的要记载一下历史事件，还能看到民间老百姓的疾苦，正好验证了诗歌“兴观群怨”的功能。但诗歌不是上奏皇帝的表，也不是其他的奏章，而是有固定格式和音律的文体，甚至可以谱曲唱出来。一旦唱出来就具备歌曲的特点，和正规的散文已经无法相提并论了。

当然，并非每一个诗人都是政治家，也并非每一个诗人都是官员。有一些诗人是布衣出身，没有考中，就在民间开馆授徒，闲来写诗，居然能够流传，也就成了地地道道的诗人。从文化水平上来看，诗人和老百姓的文化水平差距很大。不管是做官的诗人还是民间的诗人，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也懂得作诗的技巧。老百姓人数很多，不读书，不识字，并不懂诗人们写的诗是什么意思，也体会不出诗人的情感。他们能够欣赏的是说书艺人的表演，戏曲表演，魔术杂技表演等通俗文艺，却不能欣赏诗歌。文化水平的限制让他们无法获得诗歌的欣赏技巧，也看不懂。诗人们写诗只是写给知识分子阶层的，而老百姓却不是他们的读者。即便如此，他们写诗的态度仍然不是很正规。很多诗只是游戏之作，没有什么疑难的字，也没有复杂的感情，只是抓住当时的感触，用很简单的文字写出来，意思不深刻，等同于打油诗，却被后代人评论为好诗。

不管是李白还是苏轼，都有过游戏之作，却被后代人捧为好的试作。他们写的时候创作态度就不太认真，只是随手那么一写，经过同时代诗人的吹捧，就以为自己才高八斗了，也认为写的这样的诗是灵感到来时灵气迸发的体现。而那样的诗放到现在，诗人们都会写，甚至中学生都会写。不论后代人如何评价他们的诗，知识和文化的差异始终存在。李白的《望庐山瀑布》《赠汪伦》都是游戏之作，苏轼的《题西林壁》《琴诗》也是游戏之作，至于白居易写的浅显易懂的讽谕诗，游戏之作更多。白居易追求写诗浅显易懂，明白如话，能让老百姓看懂，却往往失之于俗气，并不深刻。而宋代的哲理诗，很多都不是诗，只是表达诗人的感悟，徒具诗的形式，却不具诗的内容与高级的审美格调。

古代掌握知识和文化的人并不多，而诗人们就是掌握知识和文化的人。他们写出诗作之后，会互相传阅，互相吹捧，甚至会编辑诗集，流传后世，当然也有借助著名诗人名头写诗作伪的。《唐诗三百首》里面就有一些诗不是唐诗，是后代人假托唐代诗人之名写的诗，只是没有被甄别出来，以至于造成了误导。诗人写诗的年代，人们整体文化水平不高，即便诗人们写了游戏之作，也仍然要互相吹捧，以至于造成了严重的误解误读。诗歌评论就是这样，容易把一首创作态度并不认真的诗评论成好诗，甚至要弄得千古流传。评论诗歌有互相吹捧的意思，有符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意思。有权力的参与，由钱财的参与，有自身能力的限制，也有附庸风雅的意思，就很难让评论者保持理性的头脑，也很难让他们做出客观的评价。在古代诗歌选择与流传方面有太多意识形态与权力的参与，弄得很多优秀的诗歌无法流传，而只是歌功颂德的诗歌或者吟咏个人小情绪的诗歌都已流传，甚至弄了一些大而无当的具备家国情怀的诗歌流传。虽然诗人抒情很突兀，很别扭，甚至有作伪的嫌疑，但这样的诗歌仍然可以流传，仍然获得后世评论家的好评。

由此来看，古代诗人的创作态度很可怀疑，很多诗歌并不是那么认真来写的，而是随便一写，或者受到了权力的胁迫，顾及自身的安危，写一写个人的小情绪，甚至说一些假话，也就误导后代读诗人了。有鉴于此，当代人可以不读古诗，如果非要阅读，就要有鉴别的去读，而不能受到权力的影响，也不要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支配，自己去寻找适合阅读的诗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