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丕富，山东省惠州市陵县人，黄埔军校第十期毕业，任国军第49军26师78团上校团长。1944年3月于丕富莫名其妙的从77团团长接任原78团团长胡荡的班，带团驻守在兰溪诸葛，游埠一线。6月初全团开拔回衢州准备参加在江山举办的轮训，6月15日副师长李佛态指定于丕富任衢州防守最高指挥官，并增派105师一营、师炮兵一个排和工兵一个排协助。
于丕富调一营守新城门到府山阵地，三营守新城门到大南门阵地，二营守北门，105师一个营守东门，炮兵、工兵随团部行动，在部署时发现兵力严重不足，除衢州姜专员答应派一个大队约300名民兵支援外，于丕富向师长曹天戈要求再增二个团的兵力。21日第21军145师派434、435团增援，于丕富重新作了兵力配置，正是这种配置埋下了破城的隐患，也暴露了黄埔军校学员的最大弱点，就是保存实力，见死不救。
但是衢州城墙的总长度也只不过4500米左右，而守城部队人数达到7000人左右，也就是说让当兵的并排在城墙上站一圈还有很多。而且衢江西岸驻守着国军146师1万多人，日军也没有船舰，所以西边1400多米的防守可以忽略。衢州号称铁衢州，其实，这种三面环水，一面靠山的地形在兵书上被称作“死地”，与杭州、南京的地形一模一样的。守“死地”的战术是潜出，对角和死磕，只要守三天，攻城部队就基本没戏，前来增援的434团团长罗心量、435团团长刘一提出了这种基本防守法，于丕富虽采用了他们的战术，但在兵力布置上却存在许多缺陷。
战后49军26师师长曹天戈总结说：“于丕富的指挥过于保守，没有山东好汉的大气。主要问题有四个：一是应该把刘一团放在南面与罗心量团合力守南面，78团坚守机场和东门，105师三营及附属部队守北门，只要东南二面不破，西北两面阵地就不会破。二是明确日军的进攻方向后就应该作出新的调整，不能坐视刘一团被围。三是在已知机场阵地丢失的情况下不去反攻，也不增兵防守东门阵地，反而大摆酒席，一直喝到半夜12点多，犯了一个十分低级的错误。四是在江水猛涨，浮桥被冲垮的情况下，只准备了5只渡船，缺少计划，属指挥不力。”所以同是战死的刘一团长死后被追授少将军衔，而于丕富却被刻意遗忘了。
于团长指挥能力存在问题，也有国军固有的保存自身实力的毛病，但在破城之后，他组织的掩护渡江行动却可歌可泣。破城之时，于团长坚守水亭门掩护部队过江达5个小时，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还不撤退直至战死，保护五百多战士安全撤到146师阵地。在埋葬于团长的遗体时，人们发现子弹是从正面击中于团长的前胸，而不是有人说的是在江中被机枪扫射沉入江水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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