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恩洪，山东蓬莱人，早年考入上海电气测量学堂，再赴英国留学深造，是一个典型的新派人物。满清倾覆前，他担任过电报局职员、东三省总督秘书、邮传部津浦铁路局办事员等一些不甚重要的职位，却也有不少的政治历练。1907年，他还以随员身份参与了与英国关于中国西藏问题的交涉。后任西藏江孜督办，负责西藏对印度等国的通商。民国以后，高恩洪先后任川汉铁路局秘书兼汉口电报局局长、川藏电报局局长、上海电料管理局局长等职，1920年兼任交通部咨议。

获吴佩孚举荐 出任交通总长

高恩洪早年的经历，目前尚知之甚少。据老同盟会员孙丹林回忆文章可知，其人的政治蹿升为蓬莱乡党吴佩孚一手促成。1913年，高苑县（今高青县境内）知县孙丹林因事返乡，从蓬莱到烟台途中与高恩洪同路，偶然相识，后引为知己。1919年，孙丹林应招赴湖南衡阳，参加吴佩孚戎幕。某日，吴佩孚谈及依附段祺瑞的交通系，对他们贪渎不法甚为愤慨。孙丹林趁机向吴佩孚介绍了高恩洪的才干与为人，希望推倒交通系后让高去交通部担当重任。

直皖战争之前，高恩洪任上海电料管理局局长。他把段祺瑞、徐树铮从上海购买外国军火及向日本借款的情况，不时向吴佩孚密报。战争爆发后，高便携带电风扇等物北上保定投效，取得了吴佩孚的信赖，吴领他去拜见了曹锟。战后皖系垮台，吴举荐高恩洪出任交通总长。因其资望太浅，总统徐世昌和国务总理靳云鹏只同意委任他为交通部次长，总长一席由叶恭绰出任。高不愿做叶恭绰的次席，又回到了上海。第一次直奉战争时，竭力拥吴的高恩洪差点遭到厄运，梁士诒与叶恭绰假借卢永祥之手欲逮捕高恩洪，高出逃上海避难。

蔡元培题赠交通总长高恩洪《刚毅廉直》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取得北京政府的实际控制权，打出“法统重光”的旗号。1922年6月1日，旧国会的150多名议员在天津开会，通电全国，倡言取消南北两政府，另组合法政府。随后，黎元洪得以入京任民国大总统，由颜惠庆组阁。直系首领吴佩孚作为“恢复法统”最有力的支持者，推举高恩洪等人进入政府内阁。
高恩洪1922年6月12日出任交通总长到1923年1月4日离任，总长生涯仅有半载，却经历了颜惠庆、唐绍仪（未入京就职）、王宠惠、汪大燮四届内阁，可见当时政局变化之快和派系斗争之复杂。时势造成了高恩洪既是派系纷争的受益者也是受害者的结局。高恩洪初登高位，不免志满意得，上任伊始，就开罪于曹锟。据孙丹林披露，高恩洪去保定光园拜见曹锟时口不择言，对曹说：“今后军政大事，可由吴帅代劳，大帅不必操心，可以休息休息了。”曹误会这是吴佩孚想要取而代之的信号，顿时怒不可遏，叫副官处准备专车，表示要回天津隐居。吴佩孚闻知，见曹解释。曹锟余怒不息，直把吴急出了眼泪。又有熊炳琦、李济民等人反复劝解，才平息了这场因高恩洪信口开河引发的风波。

高恩洪在交通总长任内，时间虽短，也做了一些有为之事。彼时，“好政府主义”由蔡元培、胡适、李大钊、梁漱溟、王宠惠等一批知识界精英提出。他们联名在1922年第二号《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认为民国政治混乱，军人割据，国无宁日，皆因好人自命清高，不愿参与政治，以致使坏人当道。因而提出由知识分子中的“好人”组成“好人政府”，以澄清政治，改造社会，开出时代新局。高恩洪进入政府内阁，属于占据多数的“英美派”，又有吴佩孚的奥援，甫一上任便做了两件让人称道的事情：一件是废止各铁路货捐；另一件是取消各报馆的津贴。胡适对此举评价甚高，专门发表新闻评论予以称赞。

高所办的两件事，可以说是去除了积弊已久的两大痼疾。在主流知识分子看来，报馆领津贴与被“收买”毫无二致，被“收买”的报馆新闻立场有失公正。甚至更有极端看法：拿了津贴又做歪曲报道的报人与娼妓行为无异，是舆论界的最大污点。取消报馆津贴，以保证言论的自由与公信力，这让崇尚自由主义的胡适欢欣鼓舞，是不难理解的。至于各铁路货捐所造成的与商民争利，更为国人所诟病。高恩洪能在政府财政困窘情况下，提议废止能带来可观收入的陋规，让利于民众，着实令人耳目一新。

张昆弟

高氏做的还远不止这些，他竟然和共产党人建立了“协作关系”，尽管双方合作是在秘密中进行的。高恩洪借交通部设立密察员的名义，把几名共产党人安插在各个铁路路局。双方合作直到高恩洪去职后，京汉路发生“二七”大罢工并酿成血案而终止。后来，当事者对这一合作有着不同的回忆与解释，正说明了这段历史具有多维面相。曾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包惠僧回忆说：“党通过李大钊与孙丹林、高恩洪、白坚武的私交关系，介绍张昆弟、安体诚、陈为人、何孟雄和包一宇（即包惠僧）到交通部工作，先是用密查员名义，后改为育才科视学名义。高恩洪对他们的要求是，调查交通系在各铁路上的小组织和骨干人物，以便进行清洗交通系在各铁路上的势力。党的计划则是，要在每条铁路上有一个公职人员身份的人作掩护，来秘密进行工人的组织工作。”各有所需，显然是双方合作的主要动因。

民国十一年交通部发行债券，高恩洪印章

高恩洪在交通总长任上，行事作风可谓彪悍。 到部之初即裁减冗员，当时的新闻媒体报道： “高恩洪此次来掌交通部，外间早传其对于交通积弊怀有摧陷廓清之想。 果然到部之第二日，即实行裁员，计昨日被裁人员，单算顾问谘议，已有二百余人……此辈每月坐领工薪千二百元或八百元，至少亦在二百元以上。 高氏能为国家省此一大笔糜费，真是大快人心。 ”要知道这些政府冗员个个手眼通天，其中有达官贵人的太太、少爷。 对民初这种人人痛恨的陋习，连袁世凯当政时也是无可奈何。 高氏魄力如此之大、得罪人之多，可以想见。

高恩洪去职，是直系内部斗争的结果。 直系取得第一次直奉战争胜利后，围绕曹锟、吴佩孚两大巨头形成了保定派和洛阳派。 尽管吴佩孚对曹锟忠心不改，但曹、吴身边的政客幕僚为利益分配不均而拨弄是非，争斗不息。 1922年11月，内阁发生“罗文干案”。 高恩洪与财政总长罗文干均有留学英国背景，在这场政争中高是罗文干的坚定支持者。 当月23日，曹锟发难，通电全国，称“历数罗文干私签承认奥债合同罪状，为国会声援，务请将罗彻底查办治罪，以为卖国者戒严”。 原本支持罗文干的吴佩孚唯恐造成直系分裂，只好退让，并于曹锟通电次日发表声明： “拥护黎总统，服从曹使，对罗案不再置喙。 ”受此牵连，昙花一现的“好人政府” 随之倒台。 延至次年1月初，高恩洪离任。

出任胶澳商埠督办 施展政治抱负

高第二次登上仕途高峰，是在1924年3月出任胶澳商埠督办。

胶澳是青岛的旧称，城市工商业发达，属“自辟商埠”，因而地位特殊。 1922年，中国政府收回胶澳主权，并成立胶澳商埠督办公署，直属北京政府。 督办之职形如一方疆吏，高恩洪能得到胶澳督办这个令人垂涎的要职，完全靠吴佩孚的保荐。 当时流传一个“八卦”，传闻吴佩孚向已当上大总统的曹锟推举高出任此职，而高则为曹锟所痛恨之人，心中便大为不悦，叨念着吴的名字悻悻地说，你吴子玉保举别人都可以，保举这个人却办不到。 吴随即打来电报说： “我之信任高恩洪，犹如总统之信任我。 ”于是曹无话可说，只好发布任命书。

“定安桥落成。台西镇与市内之交通，因有青岛车站横于其中，往来者必须绕越车站南端之费县路，或小港沿北端之莘县路，至为不便，故高恩洪创建此桥于莘费两路之间，自大沽路通云南路辟一新道，交通大为利便台西一隅，日有起色。”（《胶澳志》载）。

与 任职交 通总长一样，高恩洪的督办生涯亦很短暂，以悲剧收场。 尽管给他施展政治抱负的时间不多，但所做的奋发有为之事也为他赢得了身后之名。 后世有人评论，说他在青岛城市行政史上，是开启国人自我管理大门的人物。 且不说这种评价是否有溢美的成份，看看他的种种作为就可以判定他是一个能吏，按今天的话说他属于“干实事”的官员。 高恩洪上任后即减免了郊区农民的地税，对中外企业纳税标准进行规范统一，着手清理官产，筹办地方银行，健全完善社会救济机构，兴建城市公共与基础设施。 他还与美国长老会合作，建立青岛图书馆，女子中学等。 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创办了私立青岛大学。 很难想象这一系列利民之举，竟然是在他半年有余的督办任内完成的。

1924年青岛大学校董会成立纪念

高恩洪赴任之时，适逢青岛从日本手中收回一年有余，日本人仍然享有种种特权。他除了加以限制之外，竟敢对日本领事馆的一些无理要求予以回绝。《胶澳志》记载：“驻青日领事馆索取没收枪弹，督办高恩洪拒绝之。日人屡犯私贩军械之禁，我国查获日犯，均交日领事馆自为处分，其赃物则由本埠官厅予以没收。日领事馆要求索还我方以违禁物品没收充公，乃枪弹进口章程所规定，亦各国所公认。我国官厅自有处分之权，即予驳覆。”高氏的强悍作风，不仅让日人吃了苦头，也让拥有武力的地方军队对他退避三舍。青岛大学的创办，首先要解决校舍问题。高恩洪选定的校址是德国人占领青岛时所建的俾斯麦兵营，此时兵营驻有胶防司令部。高恩洪让其移防它处，胶防司令王翰章不允，官司打到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那里。吴遂下令驻军移驻潍县，兵营专作创办大学之用。1924年5月，私立青岛大学筹备处成立，延请梁启超、蔡元培、张伯苓、黄炎培等24位学界名流为名誉董事。高恩洪带头捐款一万元，地方士绅也纷纷解囊，筹措到了创办大学所需的资金。至同年9月正式开学，校长由高恩洪兼任，面向全国招生，青岛终于有了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所大学。

大学举行开学典礼之日，高恩洪到校讲话： “本校为新创之学校，诸生为新来之学生，一切当以实事求是、日新又新为前提，一洗各地不良之陋习，蔚成本校特有良好之校风，为全国青年之模范，为将来国家有用之长才是则。 ”尽管创校之初招收的学生不多，只设置了工、商两科，但大学所期许的宏图远大，规划分为文、理、法、商、工、医、农林七科。 后来从该校走出的一大批学生成为了国家的有用之才，其中有新中国的元帅罗荣桓。 私立青岛大学从1924年创办到1929年停办，在动荡的时局中艰难维持四年多，但它却成为日后国立山东大学的源头之一，也是中国海洋大学的最初源头。 私立青岛大学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高恩洪的开创之功至今为后人铭记。

退出政界 兴办实业

1924年11月初，随着北京直系政权倒台，高恩洪在青岛终结了他的督办生涯。当月7日，高恩洪被北京临时执政府解职，由被他驱逐到潍县的胶防司令王翰章代理胶澳商埠督办。王翰章将高拘押后押解济南，关押一个月后释放，两人的恩仇以王翰章的取而代之有了了结。

高恩洪退出政界后，出任“烟潍汽车路局局长”。后来，因痛诋张宗昌在山东实行苛政，为张衔恨下令逮捕，他被迫化装潜逃。1926年，他去了上海，继续兴办实业，先后创办了上海南拓汽车公司、闵行汽车公路公司。之后，他还担任过中国兴业银行董事长，并邀请孙丹林出任总经理。

据孙丹林回忆，高恩洪在沪期间并未忘情政治，一度与唐绍仪往来密切，冀望达成唐绍仪与吴佩孚合作。他曾找人托孙丹林向吴佩孚转陈唐、吴合作问题，被孙拒绝。其时，日本有所谓“南唐北吴”计划，由土肥原贤二负责做唐绍仪、吴佩孚的工作，计划由唐组织全国性政府。高恩洪参与其中的消息外传，高成为军统注意的对象，处境凶险，后来在帮会头目陆锡侯的帮助下秘密携家眷迁往北平。高恩洪到北平后，知道吴佩孚不与日本人合作，便只给吴写了一封信，未敢前去会面。吴佩孚见孙丹林时，曾声色俱厉地说：“高定庵过我门而不入，岂有此理！”唐绍仪因态度暧昧，于1938年秋被军统人员暗杀，日本人阴谋策划的“唐吴合作”流产。

高恩洪的晚年，在北平脱离政治，醉心于丹道，广征博览道家之书，修心养性。1941年，他还刊印了一部道学大师魏则之旧时著述的《一贯天机直讲》，并亲撰序言。他在序言中说：“余自甲子在胶澳督办任时，即研究全真之学，惟公务鞅掌，不能专心致志，所得甚微。兹以避嚣故都，偶于书肆中获得《一贯天机直讲》一书。披阅之余，知为西蜀魏则之真人，民国甲子年在北京讲道时所编之最新讲义。对于三教菁华，诸经奥义，详加注释，发泄无余，实为亘古道书所仅见，所有修真一切秘旨口诀，暨玄宗释典先后天种种秘词奥旨，均为详注明晰，开卷了然，可为无师修真者之金针宝筏。若能循是虔修，不独可延年益寿，虽仙籍可登。”高氏的晚年是消极避世的，此番心境抑或是一个曾经怀抱济世利民大愿，在经历了宦海飘萍般的苦辛岁月之后，所选择的最后皈依。托身红尘，寄情世外，这种人生况味，是无奈的解脱还是自由的超然？非亲历者不得体悟。

1943年，高恩洪先生在故都北平纳福胡同寓所病逝，享年68岁，安葬于北京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晋组一号墓区。 巧合的是，后来李大钊先生的墓也迁入万安公墓，先人们在冥冥之中又接续前缘， 这是巧合还是天意？

（本文作者：杨潜，原载于2017年6月《烟台文史》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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