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9月，15岁的邓洪顺与本村的四个青少年，脱离了伪军监控，参加了津南支队大枪排，却被第二手枪队队长高焕台裹胁欺骗，进入了日军据点。
邓洪顺是乐陵西段乡纸坊村人。他和同伴们投奔的津南支队有两个手枪队，第二队队长是高焕台，盐山县荣庄人，在沧州周围进行抗日活动。后来，津南支队司令部将两个大枪排编入高焕台的第二手枪队。这本是组织对高焕台的信任，但高焕台却认为这是支队领导用两个大枪排来挟制他，视这两个排为眼中钉、肉中刺。
1941年12月的一个傍晚，高焕台以执行任务为名，将这两个排骗进旧县日伪据点宪兵队。两个排长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日军缴了枪，邓洪顺和其他战土也全部被日伪军控制。日军为防止节外生枝， 连夜把他们押送到盐山县马村据点关押。在马村据点待了三天，又把他们押送到圣佛据点，全部关进监狱。高焕台带着他原来的部队投靠了刘佩臣部，当上了盐山县宪特队长。

在圣佛监狱被关押二十多天后，邓洪顺他们得到了隐藏在据点里的我地下工作者送来的情报，转告他们，高焕台已叛变投敌，要他们设法逃跑。听到消息、邓洪顺他们才如梦初醒。于是，组织起来同日伪展开斗争，要求释放。圣佛的日伪军十分恐慨，又把他们转移到戒备森严的盐山监脉。在狱中，他们继续斗争，日伪军见收编无望，决定把他们送到辽宁北票煤矿当劳工。于是，敌人又把他们押送到沧州监狱，关了几天，后去了天律，换上军装，押上了上了去东北的火车。
邓洪顺、刘金坛等几个战士一直寻找逃跑的机会。火车到达山海关，他们下了火车，被押进一个院墙上面围了铁丝网的旅店。这是个四合院，大门紧闭，有岗哨值班。晚上睡觉前，刘金坛对邓洪顺交代:不要睡觉，寻找机会逃跑。刘金坛是大枪排的理发员。夜深人静时，他们发现站岗的哨兵抱着枪靠在墙上打瞌睡，就偷偷地溜到厕所边，借厕所矮墙翻上围墙，拉开铁丝网跳了下去。围墙外是一片水塘。他们紧挨着墙根溜到街里，钻进一条胡同， 七折八拐跑出了山海关。
在一望无际的旷野里，狗叫声、狼嚎声此起彼伏。他们各拿一根木棒，一宿一口气跑了一百二十多里，到天明时一看，鞋底都磨透了。
他们沿着铁路一路南行，来到唐山，又遇上日伪军抓人，他们被赶到一个挤满人群的广场上。日军绑着四个人，翻译对人们训话:“ 谁要是搞反日活动，就像这几个人一样受到惩罚!”趁日军给群众开会之际，邓洪顺和刘金坛赶紧藏到一个柴堆后面，等散会时混进人群逃了出来。
他们疲惫不堪，饥饿难耐，不知不觉来到旷野深处的一个老店。身无分文的他们如实向店老板说明了情况，好心的店老板立刻叫人做饭，他们终于吃了一顿饱饭。

饭后，店老板给他们安排住处，并嘱咐他们:“明天风大，你们先不要急着走。在店里休息两天，这里有去天津的客商，到时跟他们一块走也好有个照应。”离开的那天，店老板还给了他们每人五角钱的路费。
在天津南一个叫唐官屯的村子，他们在日伪军四处搜查时，迅速钻进路旁的一个柴堆里藏了起来。日伪军在村里折腾了一天，闹得鸡飞狗跳，天快黑时，才带着抢来的东西离开。他们夜深后从柴堆里爬出来，饿了一天，又累又乏，想找点吃的，正好遇见一个上厕所的妇女，妇女看见他们吓得大叫起来。她儿子急忙从屋里跑了出来，看到邓洪顺他们的样子，赶快制止说:“娘，别嚷，别叫人听见。”邓洪顺他们忙将自己的身份亮明。母子听后把他们让进屋，给他们做饭吃，并安排他们住下。第二天天不亮，就叫起他们，又塞给他们每人两角钱，让他们在路上买碗水喝，一再叮嘱路上要小心，到了家写封信来。这户人家的男主人叫王老五。刘金坛和邓洪顺边走边念叨，遇到好人了。等走到沧州时，他们用这四毛钱买了两个窝头，一人吃了一个。
就这样，他们渴了喝几口湾塘里的水，饿了讨口饭吃，晚上睡在野外的桥洞子里。历经半月时间，在腊月二十六来到了刘金坛的家乡南皮县集北头村，刘金坛留在家乡以理发为生。
第二天天刚亮，邓洪顺又上路了，等回到纸坊村时，已是掌灯时分。他推开里间屋门，喊了声“娘”。他娘说:“你是谁啊?”“我是你儿啊!” 这时，他娘才回过神来，抱着邓洪顺的头放声大哭:“儿啊，儿啊，俺寻思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你了!”此时的邓洪顺头发老长，胡子拉碴，满脸灰土，衣裳破破烂烂，脏乎乎的，活像一个要饭的。
回家后，邓洪顺继续寻找部队。不久，他联系到张标村在独立团当副排长的李俊德，加入了独立团二营的一个侦察班。后叛徒高焕台被八路军击毙。
抗战胜利后，邓洪顺又参加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经历了上甘岭战役，立下战功赫赫。转业后，他专程赶往天津唐官屯，感谢王老五一家，又到唐山老店看望店主。退休后，多年坚持为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邓洪顺老人现高龄99岁，在宿州过着平静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