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历史角度看，晚清改革的50年虽然为时不长，但确为殷周以来3000年最为关键的历史节点。
耽搁了100年，又是在两次鸦片战争后开始自己的自强新政、洋务运动，于是中国这场工业化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大的问题，缺少整体规划，也不知道变革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而且由于帝制时代一味施行愚民教育，这对于维护既成统治固然有效，但对于任何变革都设置了一个多元社会根本不会出现的障碍。
从史料中不难看出，清朝开放的进程迟缓、低效，极不情愿。朝廷主政者似乎根本不明白开放的意义，总觉得市场是自己的，不能轻易让渡给别人。至于别人的市场，那时的中国当然没有足够的想象力，不知道这也是可以共享的。于是西方人很快意识到中国如果不能像西方一样开放市场，那么中国的市场价值实际意义并不是很大。
△中国船政文化城绘事院展厅（来源：船政文化管委会）
过往百年，讨论洋务新政的，不论基于什么样的立场，都承认这场现代化运动过于畸形，政府垄断了资源市场，至于增长的结果也基本上与民众无涉。民众没有从发展中获得好处，更不要说发展的普遍性。政府没有经过适度的改造，洋务新政其实就是让政府公司化，许多完全可以凭借市场解决的问题，朝廷主政者出于维护统治利益的需要，宁愿不发展，也不会交给市场，更不允许民间私有资本成长。
没有普遍性的发展，没有民众普遍性的富裕，人民游离于洋务新政之外，那么政府主导的“点线增长”便不具有多少实质性意义。如果重返19世纪下半叶，中国发展所面临的最迫切问题是社会再造、国家再造，需要重建中国社会体制、国家体制。这一点，洋务时期的思想家就已有人看到了，冯桂芬、郭嵩焘、郑观应等都有不少讨论。1885年，伊藤博文来华时，也与李鸿章就此交换过意见，明确表达过中国应该有一个总体改革思路的看法。
实事求是地说，洋务新政也带给中国巨大变化。中国的工业化毕竟从零开始，有了一个很不错的起步，重工业、制造业、造船、航运、电报等基础性设施在那30年取得了巨大进步，沿江沿海的城市群也相继出现。我们后人一方面要看到洋务新政的本质局限，另一方面也不要低估这30年在50年晚清改革进程中的意义。
△中国船政文化城轮机车间（来源：船政文化管委会）
历史无法假设，但可以复盘，可以讨论另一种可能。假如甲午战争不爆发，中国继续潜心于自己的建设，继续与世界诸大国保持经济合作，成为世界尤其是远东政治格局的建设者与维护者。这种情形再走30年，中国内部的精神建设也会不一样，中国的经济基础也更扎实。到那时，不是强大的中国与外部冲突，而是中国不需要冲突，反而成了制止冲突、维护和平的力量。
和比战难。严复说这是宋代以来中国人的一个最大教训。中日冲突还是发生了，然而如同两次鸦片战争一样，甲午战争并没有演化为全面战争，清帝国在不太失面子的前提下“止损”，与日本签署了“讲和条约”。这场战争带给中国巨大的伤害，精神上的伤害长期一直都没有完全消解。至于属国、土地、赔款更是让中国人痛心疾首，革命由此发生，主要就是因为不能接受这样的失败。
甲午战争打断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但战争也让中国人开始惊醒，开始反思已经走过的路，中国历史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巨变”，所谓“历史三峡”，都只能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
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很少有人认为中国需要根本改变，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认为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但这些学习只限于坚船利炮、声光电化，至于体制、社会、伦理，中国不仅不必学，而且必须谨防这些东西影响中国。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当时中国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的普遍意识。
△中国船政文化城轮机车间（来源：船政文化管委会）
甲午战争后，中国人的观感很不一样了，孙中山、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这一大批激进主义者不必说了，即便统治阶层内部，也逐渐承认西方文化知识的有用性。光绪帝、恭亲王、李鸿章似乎都有幡然醒悟的感觉，这也为中国翻开新的历史篇章提供了契机。
我认为，《马关条约》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影响，并不是割地、赔款，而是允许在中国通商口岸自由办厂。这个规定一举打破中国长期以来的经济管制，中国经济通过各个通商口岸与世界经济连为一体。所谓“历史之巨变”，其实就是社会重构、阶级重组，一个全新的阶级出现，“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被打破了，中国终于进入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轨道。
很多年来，研究者基于时人的批评，大致都强调晚清最后10年的政治变革如儿戏。我个人不认同这样的分析。国家体制变革是根本性变革，清帝国在之前漫长的时间里确实耽搁了、延误了，但我们不能据此以为1906年开始的预备立宪不可信，是拿国家前途开玩笑。
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现场，必须承认1904年的日俄战争，当时的外交困境迫使清政府安排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如果没有吴樾临门一脚，也不会让慈禧太后、满洲贵族看到宪政的力量。而中国资产阶级正在迅速成长，体制化的谘议局、资政院，以及那些非体制化的国会请愿同志会、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等，其活动力、影响力，远胜于清帝国的既成架构，帝国统治集团的决策逐渐变为被动反应，无法引领政治进程。
终于，武昌首义，掀翻了清帝国的统治。
清帝国因改革而隐入历史，对于满洲贵族来说，固然有亡国之痛，但是正如顾炎武早就揭示的那样，一家一姓之消失固然可惜，但对大中国而言，清帝国没有了，中国还在。何况，晚清50年改革也为中国积攒了一些家底，留下了一些制度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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