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历史角度看,晚清改革的50年虽然为时不长,但确为殷周以来3000年最为关键的历史节点。
耽搁了100年,又是在两次鸦片战争后开始自己的自强新政、洋务运动,于是中国这场工业化运动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大的问题,缺少整体规划,也不知道变革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而且由于帝制时代一味施行愚民教育,这对于维护既成统治固然有效,但对于任何变革都设置了一个多元社会根本不会出现的障碍。
从史料中不难看出,清朝开放的进程迟缓、低效,极不情愿。朝廷主政者似乎根本不明白开放的意义,总觉得市场是自己的,不能轻易让渡给别人。至于别人的市场,那时的中国当然没有足够的想象力,不知道这也是可以共享的。于是西方人很快意识到中国如果不能像西方一样开放市场,那么中国的市场价值实际意义并不是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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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政文化城绘事院展厅(来源:船政文化管委会)
过往百年,讨论洋务新政的,不论基于什么样的立场,都承认这场现代化运动过于畸形,政府垄断了资源市场,至于增长的结果也基本上与民众无涉。民众没有从发展中获得好处,更不要说发展的普遍性。政府没有经过适度的改造,洋务新政其实就是让政府公司化,许多完全可以凭借市场解决的问题,朝廷主政者出于维护统治利益的需要,宁愿不发展,也不会交给市场,更不允许民间私有资本成长。
没有普遍性的发展,没有民众普遍性的富裕,人民游离于洋务新政之外,那么政府主导的“点线增长”便不具有多少实质性意义。如果重返19世纪下半叶,中国发展所面临的最迫切问题是社会再造、国家再造,需要重建中国社会体制、国家体制。这一点,洋务时期的思想家就已有人看到了,冯桂芬、郭嵩焘、郑观应等都有不少讨论。1885年,伊藤博文来华时,也与李鸿章就此交换过意见,明确表达过中国应该有一个总体改革思路的看法。
实事求是地说,洋务新政也带给中国巨大变化。中国的工业化毕竟从零开始,有了一个很不错的起步,重工业、制造业、造船、航运、电报等基础性设施在那30年取得了巨大进步,沿江沿海的城市群也相继出现。我们后人一方面要看到洋务新政的本质局限,另一方面也不要低估这30年在50年晚清改革进程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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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政文化城轮机车间(来源:船政文化管委会)
历史无法假设,但可以复盘,可以讨论另一种可能。假如甲午战争不爆发,中国继续潜心于自己的建设,继续与世界诸大国保持经济合作,成为世界尤其是远东政治格局的建设者与维护者。这种情形再走30年,中国内部的精神建设也会不一样,中国的经济基础也更扎实。到那时,不是强大的中国与外部冲突,而是中国不需要冲突,反而成了制止冲突、维护和平的力量。
和比战难。严复说这是宋代以来中国人的一个最大教训。中日冲突还是发生了,然而如同两次鸦片战争一样,甲午战争并没有演化为全面战争,清帝国在不太失面子的前提下“止损”,与日本签署了“讲和条约”。这场战争带给中国巨大的伤害,精神上的伤害长期一直都没有完全消解。至于属国、土地、赔款更是让中国人痛心疾首,革命由此发生,主要就是因为不能接受这样的失败。
甲午战争打断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但战争也让中国人开始惊醒,开始反思已经走过的路,中国历史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巨变”,所谓“历史三峡”,都只能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
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很少有人认为中国需要根本改变,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认为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但这些学习只限于坚船利炮、声光电化,至于体制、社会、伦理,中国不仅不必学,而且必须谨防这些东西影响中国。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当时中国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的普遍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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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政文化城轮机车间(来源:船政文化管委会)
甲午战争后,中国人的观感很不一样了,孙中山、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这一大批激进主义者不必说了,即便统治阶层内部,也逐渐承认西方文化知识的有用性。光绪帝、恭亲王、李鸿章似乎都有幡然醒悟的感觉,这也为中国翻开新的历史篇章提供了契机。
我认为,《马关条约》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影响,并不是割地、赔款,而是允许在中国通商口岸自由办厂。这个规定一举打破中国长期以来的经济管制,中国经济通过各个通商口岸与世界经济连为一体。所谓“历史之巨变”,其实就是社会重构、阶级重组,一个全新的阶级出现,“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被打破了,中国终于进入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轨道。
很多年来,研究者基于时人的批评,大致都强调晚清最后10年的政治变革如儿戏。我个人不认同这样的分析。国家体制变革是根本性变革,清帝国在之前漫长的时间里确实耽搁了、延误了,但我们不能据此以为1906年开始的预备立宪不可信,是拿国家前途开玩笑。
如果我们回到历史现场,必须承认1904年的日俄战争,当时的外交困境迫使清政府安排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如果没有吴樾临门一脚,也不会让慈禧太后、满洲贵族看到宪政的力量。而中国资产阶级正在迅速成长,体制化的谘议局、资政院,以及那些非体制化的国会请愿同志会、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等,其活动力、影响力,远胜于清帝国的既成架构,帝国统治集团的决策逐渐变为被动反应,无法引领政治进程。
终于,武昌首义,掀翻了清帝国的统治。
清帝国因改革而隐入历史,对于满洲贵族来说,固然有亡国之痛,但是正如顾炎武早就揭示的那样,一家一姓之消失固然可惜,但对大中国而言,清帝国没有了,中国还在。何况,晚清50年改革也为中国积攒了一些家底,留下了一些制度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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