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高端智库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于某论坛中进行了演讲 。
樊纲认为， 现在的经济形势确实应该已经到了，或者接近到了谷底。 谷底之后还有一个在谷底爬行的阶段，还会经历一段困难的时期。 但是现在该暴的雷都暴了，政策也实行了一定的调整。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过去几年我们都说了很多次，包括资本市场不够发达、大量的财富都集中到了房地产市场，包括房地产市场内部都是商品房等等。
我们的住房自有率是世界上最高的，都集中到住房市场，导致我们的政策各种拧巴。因为不能保障低收入阶层的住房，结果就不敢放开高端市场，让市场去竞争，让市场价格去调节供需关系。像新加坡那样，保住了基本面，然后就敢于放开，有钱人可以买高价的房。
在这个阶段，我们大概要经历一段在低谷徘徊的过程。一个危机、一个波动不是一两个月、一两年就过去的，40年积累的问题大概需要一段时间进行修补。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企业虽然也会出现淘汰，企业内部实现重组。企业集中度怎么提高，大企业怎么发展，小企业怎么淘汰。好的时候没有人愿意退出，没有人愿意被兼并重组，只有在低谷当中可以兼并重组。
最经典的就是和日本1991年泡沫破裂以后30年以后的低靡的对比，昨天还有人说，今年是不是今后若干年最好的一年，经济还要再低谷很长的时间。这个当然不能给出很确定的回答，都有很多的可能性。
我们跟日本做一个对比。1991年的时候，日本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接近80%，是一个成熟的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国家的水平。我们现在是65%，去年公布的是66.4%，距离完成城市化还很远。你可以说日本那时候的老龄化问题，但是它是在城市化基本完成之后出现的老龄化，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事，我们还在城市化进程当中。
樊纲指出，最近终于看到了一点转变，过去很长时间我们呼吁的城市化没有什么效果，最近发了一个文件，提到要加快城市化进程，包括城市要吸收农民、常住人口进城市，城市要为这些新的常住人口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那才叫城市化。如果这个速度加快，中国经济的结构会出现一些良性的调整。包括消费，包括对住房的需求。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经济的潜力还在。从60%几的城市化到80%的城市化，你想这个潜力有多少？要搞城市化，你必须面对城市化产生的各种问题，你说大城市要吸引人口，要鼓励大城市的发展，但是大城市出现这些城市病你也要面对。
面对这些问题，面对加快城市化所可能带来的新问题，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发展城市群。面对大城市的城市病，我们通过城市群的发展，在一个区域里面，通过便捷交通联系起来的大中小城市区域，实现大中小城市的互补，使得这个区域可以吸收更多的人口，可以有更多的人口进入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带动进一步的消费、带动进一步的发展。
城市群为什么可以带动互补呢？比如说在一小时的生活圈之内，大中小城市可以实现共同增长，实现互补，中小城市为大城市提供空间的互补，大城市为中小城市提供公共服务的互补。比如说医疗，你住到中小城市，需要有医疗，也需要有教育，再加上公共交通等等，这里面就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口。而公共服务的增长又会带动公共消费的增长，公共消费也是人们消费总量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们有时候往往看到的是私人消费，我们看世界各国，经济越发展，公共服务在服务业当中所占的比重就会越高。为什么需要一些公共机构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作用，就是因为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公共品，这个公共品提供者是政府机构还是其他机构不重要，包括美联储不是国家机构，但是它是公共机构，它发挥作用，它很重要，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需要通过公共服务的发展来带动其他的消费，带动整个城市化的进程。老有人说政府投那么多资，还有没有地方可以投资？我说你想想我们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还缺多少，我们的公共基础设施，特别是学校、医院，我们的医院现在仍然是人满为患，我们其他的公共服务仍然有发展的余地，仍然有投资的余地。
所以我们有一个概念，叫做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是多少。如何把潜在的能力发挥出来，这是我们的问题。
中国的潜在增长率还不是很低，研究团队的分析认为，当然不会再是过去的7%左右，但是5%仍然是有可能的。当然全球大变局、美国对我们的遏制、全球化受阻等等，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大家也有好多观点认为可能到不了那么高，到不了那么高是现实增长率。
如果我们的政策都是适当的，如果政策都是努力把这些潜在的能力发挥出来，包括通过体制改革、通过进一步的高水平开放，努力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努力去做我们在世界上能够做的各种事情，把我们的潜力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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