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中国科学院原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原主席，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周光召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作为两弹一星元勋，他曾谦虚地表示：“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远不是几个人的事情，是10万以上人的共同工作。如果要评价我在其中的贡献，那只不过是十万分之一而已。”
文丨新京报记者 乔迟 李冰洁
编辑丨胡杰
校对丨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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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中国科学院原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原主席，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周光召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生前，他是“做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两弹一星元勋，毅然回国时，物理学界的人说他“如不回国，再工作下去可得诺贝尔奖”。
他曾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党委书记。有学者曾撰文回忆，“周光召担任领导，不是做官、而是做事。他确立了所长负责制。这个改革，对于中国科学院的发展，迄今仍然起到重要的作用。”
他的挚友李德元说他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的学生吴岳良感念他的宽厚，一位曾与他一起工作过的科研工作者说，“从他身上，我才知道大科学家该是什么样。”
作为两弹一星元勋，周光召与许多物理学界的科学家交情颇深，其中就包括杨振宁和李政道，三人相识数十年。
2019年，在周光召九十寿诞之际，杨振宁亲临现场，回忆了他与周光召半个多世纪的交往史。杨振宁表示，“周光召做人、做事都是一个非常容易使人喜欢、尊敬的人。周光召一生在做人、做事、做学问方面都做得非常成功”。对于自己的评价，周光召则谦虚地表示，“我一直认为，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远不是几个人的事情，是10万以上人的共同工作。如果要评价我在其中的贡献，那只不过是十万分之一而已。”
“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
周光召1929年出生于湖南，1941年，入南开中学读书，在这里他受到了良好的数学训练和自学能力培养。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耳闻目睹的事实改变了他原来想学电机的初衷，对核武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51年7月，周光召从清华大学毕业，之后又考取了北京大学研究生，次年秋进入北京大学研究院，师从中国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教授，进行基本粒子物理学研究。
与周光召相识30余年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科技部原部长徐冠华在悼念文章中说，1957年春天，响应党的号召，周光召带着“向科学进军”的使命，前往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从事粒子物理研究。“光召先生十分珍惜国家给予的宝贵机会，埋头苦学，4年间两次获得联合核子研究所的科研奖金，发表了33篇论文，取得了令当时世界各国学者赞叹的成就。”
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拒绝援助我国研制原子弹，随后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带走了图纸和资料。周光召获悉后，义愤填膺，强烈要求回国从事原子弹研究。他在致二机部领导的决心书中写道：“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科学家，我愿意放弃自己做了多年的基础理论研究，改行从事国家急需的工作，我们随时听从祖国的召唤!”
经过近4年的努力，周光召已经在新兴的粒子物理学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他推导出的“赝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等重要理论，大大推动了这一前沿学科的发展。他也因此被世界公认为是学界重要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国际同行称赞他的研究工作“震动了杜布纳”。
然而，他却在课题研究即将取得进一步突破的关键时刻决心回国。在人们看来，如果他这时回国转身于新的领域，意味着他之前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尽管挽留的声音不绝于耳，但周光召的心里十分清楚，掌握核技术对于新中国来说是多么重要和紧迫。他坚定地认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在这时回国奉献，比任何的个人奖项、荣誉都重要。
1961年，周光召回到了祖国。作为周光召的同事和挚友，前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所长李德元一直对周光召心怀敬意，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说：“周光召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事实证明是这样的，据物理学界的人跟我说，他这项工作再做下去可得诺贝尔奖，但是他这些都不要了，他要回来搞核武器，隐姓埋名几十年。”
点燃“蘑菇云”
1961年5月，周光召来到时任核武器研究所理论部主任邓稼先的办公室，了解原子弹工程的现状。由于苏联专家撤走，缺少设计原子弹的各项数据，理论设计攻关陷入困境，研制原子弹准确的数据是整个工程的基础，但当时中国的科研人员，唯一能够参考的资料，只有苏联顾问撤走前口授的、几个极其简要的数据。
中国的科研人员们决定对这些数据进行复算，一开始，复算工作进展顺利，测算结果也与苏联专家留下的数据无异。然而，在复算工作即将完成的时候，一项重要参数的测算结果却和苏联专家留下的数据对不上，经过三次重复计算后，测算结果仍然不同。
这变成了摆在科学家们面前的一道难题，全国顶尖的物理学家、数学家们从各自擅长的领域对问题进行分析，直到提出一些改进条件，再进行新的一轮计算，然而就这样又进行了数次计算后，结果仍然和苏联专家留下的数据对不上。
周光召接过了这个难题，经过多次测算，他发现运算过程没有问题，因此，被视为权威的苏联数据成为了他怀疑的对象，在当时，苏联数据被普遍认为经过了上百次的试验，提出这样的质疑需要充足的、令人信服的理由。
周光召提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原子弹里包裹核材料的炸药在引爆后作用在核材料上的压力到底能不能达到苏联的数据，顺着问题的方向，他指出，炸药爆炸的能量总是要耗散一点，如果炸药爆炸没有耗散，那么这个压力是多少?这个就是最大的压力，把这个压力值算出来，结果，这个数值都小于苏联专家给出的压力值。从根本上证明了苏联专家给出的数据是错误的。
周光召迅速解决了原子弹理论设计上的障碍，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运抵罗布泊核武器试验场，就在这最后的时刻，出现了新的技术问题。
1964年10月14日，距离试验日期只剩一天，前方发来电文，有可能出现“过早点火概率”，这会影响原子弹的正常起爆，甚至导致整个试验的失败。为确保万无一失，周光召接到了进行最后一次测算的任务，此时，距离原子弹试爆时间只剩不到16个小时。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测算，周光召和同事得出结果，“不成功的几率大概小于千分之一。”
拿到这样的结论，中央将原子弹爆炸时间定在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
杨振宁曾说：“光召兄的回来，使得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比预想中)早了一两年。”
周光召自己却说：制造原子弹好比写一篇惊心动魄的文章，这文章是工人、解放军战士、工程和科学技术人员不下十万人谱写出来的，我只不过是十万分之一而已。
原子弹研制成功后，周光召等科学家又在中央的指示下，紧锣密鼓地开始了氢弹的研发工作。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的蘑菇云冉冉升起，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到爆炸第一颗氢弹，中国仅用了2年零8个月。
“做国际一流的科研工作”
1961年，刚回国的周光召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83年起担任理论物理所所长。
周光召将当年参加“两弹”研制过程中铸造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运用到建设理论物理所的实际中，结合理论物理学科的特点，提出了“开放办所”的指导思想，面向国家需求，发展理论物理事业，引领理论物理所服务全国、迈向世界。
周光召曾说，“一个民族要在精神上站立起来，必须要有自信，必须要有伟大的科学家和重大的发明来提升整个民族精神和自信心。”他在多次座谈会上提到“理论物理只有世界第一，没有第二”，要做出国际一流的科研工作，要瞄准国际科学前沿，要放眼世界。
建所初时，周光召和普通科研人员一样，经常带着饭盒上班，中午用开水泡饭。在当时非常艰苦的环境下，他带领大家与国内理论物理同行一起攻坚克难。
周光召温和儒雅，平易近人。他调入理论物理所时已是声名远播的大科学家， 即使后来担任理论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依旧让大家叫他“光召”就行。
周光召经常强调“理论物理所是全国理论物理学界的研究所”。那时，所里国际交流的经费非常有限，他提出在安排出国访问时要从全国理论物理学界遴选最优秀的科研人员出访。
以彭桓武、周光召为代表的科学家，还大力倡导让研究生参与科研活动，成为科研队伍的一部分，承担初级、中级科研人员的任务。这一指导思想，理论物理所一直延续至今。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周善贵在“周光召从事科学事业70周年”活动上曾表示，“周光召先生是中国科学界的一面旗帜。”周光召的科学思想不仅深刻影响和塑造了理论物理所的发展，也对我国包括理论物理在内的基础科学研究发展和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1987年至1997年，周光召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他领导中国科学院实行改革，以解决科技与经济、科技与教育相脱节的问题，使原有封闭、不流动的科研体制转变为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新体制，坚持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办院方针，促进科研与生产的结合;实行“一院两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倡导科学院与高校的结合，创造科研人才脱颖而出的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对探索科学技术本身的规律、科技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等，均有重要的理论贡献。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饶毅曾撰文回忆称，周光召担任领导，不是做官、而是做事。他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初期，面对一些不理解的声音，忍辱负重，并坚持进行改革。“也许可以说，中国科学院近30年以来最重要的改革措施之一是确立所长负责制。这个改革，对于中国科学院的发展，迄今仍然起到重要的作用。”
国际科学界对他的科研成果和科技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周光召被第三世界科学院、美国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欧洲科学院等11个国家和地区科学院选为外籍院士，是中国科学家中当选为外国院士最多者。他发表了《极化核子反应的相对理论》《赝矢量流部分守恒》《静质量为零的极化核子的反应》等80多篇论文，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
1984年12月，中科院理论物理所承办的“杨—米尔斯规范理论”学术会议上，米尔斯、周光召（中）、杨振宁（右）在一起。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官网
福泽后辈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仙辉作为“晚辈”深受周光召的影响。 他回忆，上世纪80年代，铜氧化物高温超导体刚兴起，周光召对相关科研人员给予了极大鼓励和支持。 周光召勉励青年学者，作为创新型人才，既要有理想追求又要勇于面对现实，在研究工作中应善于分解课题，抓住主要矛盾，指明研究方向;不盛气凌人，不自我吹嘘，善于倾听不同意见，善于和同事合作。 “这些成为了我们这一代科研工作者的座右铭，而且时至今日仍有启示。 ”陈仙辉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向涛表示，周光召非常关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理论物理专款，并倡导科学研究要有不同观点的激烈碰撞，要有自信，敢于提出不同看法，要有学术的独特性，不能简单地跟在已有成果后面发展。
周光召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岳良的硕博导师。吴岳良此前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回忆，他1982年来到理论物理所，选择周光召做导师后，以为面试时会被考一些难题，做了充足的准备，结果一道题都没考。周光召问他为什么选理论物理，有没有兴趣?周光召特别提到，做理论物理是要吃苦的，国际上做得好的理论物理学家，都是没有周末的。周光召还要他坚持下来，要有奉献精神。
吴岳良记得写第一篇英语文章的时候，周光召让他们先打草稿，后来稿件被他改得“面目全非”。周光召幽默地说，“科技是需要创新的，但外语不需要创新，这些句型句式要背下来。”
吴岳良回忆，周光召对待学生非常好，他和导师彭桓武一样，把学生当成朋友，除了严格要求学业外，还非常关心同学们的身体，经常自掏腰包给学生们改善伙食，有时也和他们一起打乒乓球锻炼身体。“有时候周末讨论结束后，他会带我们去餐馆改善伙食，他说这是他的老师彭桓武先生留下来的传统。”
在科研方面，周光召也给了吴岳良很多启发。周光召思考问题的方式很独特，比如二次讨论时，学生们把上次讨论好的问题整理好给他，但他不看，而是从头开始推导。他说，重新推导可能有新的想法。他告诉学生们，看文献要从最新最前沿的论文读起，遇到看不懂的，再查找其他参考文献。但看文献不能完全跟着论文作者的思路走，要会跳出来思考，形成自己的想法，把文章内容消化后，变成为自己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知识。
周光召还是一位有独特人格魅力的科学家，即便不从事科技工作的人，也总会为他所折服。一位曾在全国人大任职的工作人员回忆，他曾陪同周光召到美国访问。访问期间，周光召提出要参观一所高校生命科学方面的实验室。校方非常重视这次来访，特意安排了一位科研人员陪同翻译。当时，生命科学还是新兴学科，翻译口中的DNA、表观遗传学等名词，让随行人员听得云里雾里。发现这个情况，周光召就亲自当起了翻译。“周先生没用那么多术语，说得简洁明白，终于让我们明白了这个实验室究竟研究什么、在做什么。”这个工作人员感慨：“从他身上，我才知道大科学家该是什么样。”
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冠华回忆，在1996年院士大会上，周光召曾严肃提出：“社会上的欺诈、虚伪之风，已经波及科技界。近年来，在课题立项、成果评价、职称评定等工作中，不严谨、不严肃，甚至无视科学规范，不讲科学道德，浮夸吹牛，弄虚作假现象，也时有发生……”时至今日，周光召当年的严肃批评仍然振聋发聩，令人深思。
针对我国科技界一度出现盲目追求被收录论文数量的现象，周光召尖锐批评：“要避免评价体系急功近利，要提倡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引导科学家从事更具有长远影响和有重大科学意义的工作。”
在追忆文章中，徐冠华写道：“数十年来，无论是在哪个岗位、从事哪项工作，光召先生首先想到的是祖国和人民，他用拳拳赤子之心为祖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回报祖国的培养和人民的哺育。他的贡献与品德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综合光明日报、中国科学报、央视新闻、京报网、知识分子、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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