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时期,江西地区文化的地域差异有多大?|宋明|建昌|抚州|江西省|理学|饶州

宋代和明代后期社会都面临着世风日下的问题，理学的出现为社会教化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因时而出，对人的道德修养

提出了一系列规定。
江西能够形成二者互动的局面，同理学家在江西的活动有关，以及受理学家影响的门人弟子相应开展传播理学的活动。
谭其骧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便指出，文化历经发展，不仅有时代差异，即便是同一时代又因地而异，有地区差异。
江西地区的文化随着唐代经济开发在唐中叶逐渐崭露头角，宋代时仅次于浙江和福建，位列全国前三甲。
此后，在宋明长达近七百年的时间中，文化的发展趋势以及内部地域间的差异同样值得关注。
江西文化相对于中华文化来说，是一个子文化区。江西文化于其内部各区域而言，又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
宋明时期的江西文化灿烂丰富，北宋时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乃文坛数一数二的人物，南宋有以江西诗派为代表的文学艺术。

有以理学为代表的学术思想，还有宋明两代涌现出诸多杰出人物、进士等均反映了不同时期文化的发达程度。
然并非江西全境的文化都处于发达的状态，在这种瞩目的现象之下，实际上各府的文化仍存在着差异。同时，文化又是抽象的，需要借助不同的要素方能将其表达出来。
以上所述文学艺术、学术思想、进士等皆可作为文化要素或指标。本文拟借助一定指标讨论宋明时期江西文化的地域差异。
一、宋代多点开花的东部文化发达区
关于宋代江西文化区域差异的已有研究，两宋时期，江西文化异彩纷呈。
关于江西文化区域差异的问题，刘锡涛以《宋史》列传江西人

物、宋代江西进士、宋代江西著作、宋代江西有字和谥号人物、《宋史翼》所列江西人物分布密度作为参考指标。
综合对比测算出在这五项指标中各州军的排位情况，得出了宋代江西各州军文化发展的区域差异结果。
结果显示：临江军、饶州、抚州、建昌军位列前四位，南安军、赣州、袁州、江州位列后四位，吉州、南康军、瑞州、信州、洪州分别处于第五至第九位。
这一研究结果基于五项指标得出结论，颇为可信。但是，笔者以为，还可以补充理学和书院作为衡量江西各州军文化区域差异的指标，增强江西文化区域差异分析结果的可信度。
因为刘锡涛所采用的五项指标中，主要是以各类人才为参考对象，涵盖了经学、文学、史学、科技等领域。
思想作为文化的内核，其普及程度如何也有必要作为衡量文化

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而理学学者便是体现理学思想普及程度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另一方面，书院是文化传播和培养人才之地，将其纳入文化发展程度的指标之一同样深具意义和内涵。
故本文即以前文为基础，将各派理学门人和书院作为文化要素，并结合刘锡涛的研究成果，一窥江西各地文化的地域差异。
由各州军八项指标位次的结果可知，各州军位列前四的是东北部的饶州、东部的抚州和建昌军、中部的临江军，后四位的是北部的江州、西部的袁州、南部的赣州和南安军。
分列第五至第九的州军为：北部的南康军、中南部的吉州、东北部的信州、中部的隆兴府、中西部的筠州。这一平均排位结果与刘锡涛根据前五项指标得出的排位结果略有出入。
末四位的州军结果相同，出入较大的是前四位。在不考虑理学

门人和书院创设的指标时，刘锡涛的研究结果显示前四位是临江军、饶州、抚州、建昌军。
当增加了两派理学门人和书院创设三项指标后，临江军的综合平均排位掉至第四位，剩余的饶州、抚州、建昌军依次提升一个排位。
具体分析其中原因，这四个州军的理学门人和书院创设数量，临江军的数量都偏少，与饶州、抚州、建昌军的差距较大。可见在理学和书院建设上，临江军确实不如其他州军发达。
饶州、抚州、建昌军三地都各有较为突出和薄弱的一个维度。
饶州在培养人才方面较为均衡，不论是书院创设数量还是程朱理学传播抑或正史中所载著名人物的数量都位于前列。
可见其在培养人才方面颇为着力，但在心学思想传播这一项较为薄弱。
抚州和建昌军则很好地接受并融合了程朱理学和陆学两派学术

思想，两州军在进士培养方面则较饶州突出，但书院建设较为薄弱。
当综合了八项指标之后得到的结果显示，饶州、抚州的地位与前文宋代书院分布密度排位是一致的。
可见书院建设在饶州和抚州两地对当地文化发展与建设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除了以上数据可以说明饶州、抚州、建昌军的文化发达之外，地理总志中所记载的关于各州军风俗的描述也可一观。
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集前代地理志之长，对各郡风俗皆有摘要记之。书中对各州军的风俗虽不乏夸赞之辞，但若是当地文风不突出，想必作者也不能无中生有。
其饶州风俗项下有记：“自大江以东，岁以士荐于京师者，其州十而饶为最，环饶之境，岁以士荐于州，其县六而德兴为最，其风气之使然，抑亦山川有以相之。”
从这些记载中可见饶州在培养士人方面颇为瞩目，尤其是德兴

县，一方面乃当地风气使然，另一方面想必同当地书院建设脱不了干系。
本文分县统计书院创设数量的结果即可验证这一点，饶州德兴县书院创设数量位居全省各县第一名。同时理学在此地广泛传播，已渗入饶州士人的思想中。
抚州风俗项下有记：“抚非通道，故贵人蓄贾之遊不至。而人物盛多亦异他邦。其俗风流儒雅，乐读书而好文词。”
抚州文化昌盛，号称才子之乡，盛产著名人物，回首北宋时的抚州有晏殊、王安石等文坛大家，不愧是“人物盛多亦异他邦”之地。可见抚州积淀了深厚的文化。
南宋时程朱理学和心学皆能在抚州得到传播，更为抚州文化增添了一丝厚度。
建昌军风俗项下有记：“无土山、无浊水，民乘是气往往清慧而文。建昌佳山水，比屋弦诵与邹鲁同风。盱江为郡山水佳绝，其人物秀丽杰特，无愧于古。”
建昌军与抚州比邻而居，有北宋著名思想家李觏在家乡创办书院培养了众多人才，当地向学之风也浓厚，“比屋弦诵与邹鲁同风”。
同样的，南宋时程朱理学和心学对建昌军的影响也很大。综上

所述，宋代江西文化发达区域多点开花，不曾局限在一两地，而是涉及到了东北部的饶州、东部的抚州和建昌军。
三地不论是在经学、文学、史学亦或是理学等方面都有较为突出的表现，其文化发达的现象皆有迹可循。
全省的边缘地区：西部的袁州、北部的江州、南部的赣州和南安军皆为宋代江西不甚发达之地。
二、明代以吉安府为中心的中部文化发达区
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把读书、考试、做官联系了起来，因此进士作为地方培养的人才，是反映地方文教是否兴盛的一个重要维度。
以往对于江西进士的研究较为丰富，多是从进士数量变化与地理分布的角度来探讨的。
本文正是在邱进春对明代江西进士数量与其籍贯考证研究的基础之上，得以进一步对明代江西进士在各府的分布密度作出分析，并制成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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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承载着传播知识与文化的重任，同时也成为衡量地方文化发展状况的一大文化要素。
《四库全书》收录和系统整理了乾隆之前的典籍，虽然该书在

修纂过程中禁毁了许多明末清初的史料、文集笔记等，但其文献价值还是应该被肯定的。
若根据其所收录书目，分析明代江西各府书籍分布密度，也未尝不能作为衡各地方文化发展状况的样本之一。
因此本文根据韩亚男所辑录的《四库全书总目》和《四库著录江西先哲遗书钞目》之江西先贤四部著述表格，摘录出明代的著述，制成明代江西各府先贤著述分布密度表。
思想文化和书院作为衡量文化发展的指标之意义前文已述，此处不再赘述。
此处以本文研究为基础，将明代江右王门学者数量在各府的排位、明代江西各府分布密度排位视为指标。
在明代十三个府中，中南部的吉安府以四项指标均位列第一的优势排在了所有府的前面，可见其文化之发达。紧随其后位列第二的抚州府与吉安府的东北部接壤。
排在第三名的南昌府同抚州府西部接壤。位于第四位的临江府居于南昌府与吉安府的中间。最终构成了以吉安为主，抚州府、南昌府、临江府为辅的中部发达文化圈。
宋代的“老牌文化发达区”中，饶州府的文化综合实力下降得较为明显，从宋代的第一降至明代的第八。抚州府和临江府一直保持其优势地位。
其综合实力在宋、明两代都分别居于第二和第四，文化地位较为稳固。
居于后五位的府，分别是环江西边缘地带的五个府：有北部的九江府和南康府、西部的袁州府、南部的赣州府和南安府。

以上五个府中，除南康府在宋代位居前列之外，其他四府的文化发展状况一直都较为落后，不甚发达。综上，明代形成了以吉安府为中心的中部文化发达区。
其中吉安府和南昌府相较于宋代属后起之秀。环江西边缘地带的五个府：北部的九江府和南康府、西部的袁州府、南部的赣州府和南安府。
除南康府之外，其文化落后的地位从宋到明一直未曾改变。抚州府和临江府的文化地位一直都稳居前列。
江西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从长久以来的发展演变情况来看，其文化的特质与地位也随中华文化的演变而演变，文化遗产丰富灿烂。
在这样的长时段上，宋明时期江西文化的发展趋势究竟如何是本文要讨论的内容。
三、宋代理学地位由边缘转向正统
宋代是江西文化状况发生转变的一大时间节点，这一时期前后文化发生了哪些变化是本文接下来要探讨的内容。

宋以前落后于北方的江西文化，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的存在，表明在上万年前江西大地便已有人类生存的历史。
清江吴城遗址、新干大洋洲、瑞昌铜矿遗址显示江西在商代便有了人类文明。
“吴头楚尾”作为江西古称，一方面表明江西因地理位置的优势，有益于接受吴、楚两种文化的辐射。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江西在先秦时期尚未形成如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此时的江西仍只是化外之地。事实上，江西的开发速度长期以来都比较缓慢。
直到隋唐时期，其文化发展的速度与水平不及北方。经李波、刘影、冯兴华对秦汉以来江西省名人的统计分析，得出先秦至隋唐五代期间，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