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工作坊｜朱子学与东亚文明|东亚文明|儒家|宋明|朱子学|理学

2024年10月20日，“朱子学与东亚文明”工作坊在武夷学院中华文明武夷研究院办公楼顺利举行。该活动属于“中华文明海外传播与人类文明深度对话”系列学术活动之一，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华文明研究院、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中心及中非文明交流互鉴合作中心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课程思政名师工作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办，中华文明武夷研究院承办，召集人为中华文明武夷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许家星教授。与会嘉宾有华东师范大学哲学院方旭东教授、厦门大学哲学系谢晓东教授、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邓庆平教授、辽宁大学哲学院金香花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许家星教授、南开大学哲学院卢兴教授、北京体育大学人文学院陈石军老师，及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的张品端教授、郑虹副教授、胡华田副教授。

会议伊始，张品端教授及许家星教授分别介绍中华文明武夷研究院成立的缘由和过程，以及本次工作坊活动的由来。继而八位特邀学者依次发言报告。

会议上半场由张品端教授主持。方旭东教授的报告以《自然与作为：对丸山真男朱子思维论的回应》为题，详细剖析了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问题意识、研究理路及其对朱子思维的理解，主张丸山真男认为朱子的“自然法则”与“道德规范”存在连续性，前者从属于后者，朱子的思维方法是一种自然秩序的思想及有机体说；与之相对，反朱子学者主张“人欲”的价值，强调社会政治秩序出于人的“作为”，其思维方法是一种作为秩序及机械观。进而，方教授指出丸山真男没有考虑到朱子学中“气”的意义，无法完整把握朱子的人性论，并就丸山真男的着眼点“政治思想”入手，参诸余英时及陈来先生的讨论补充，认为朱子的“皇建其有极”的思想正是丸山真男所说的“作为”，丸山真男对朱子学的理解不够全面。

谢晓东教授的报告以《理解与解释：东亚儒学中的平行同构说与反平行同构说》为题，从格义的起源讲起，指出格义是产生于佛学传入后，僧人面对如何翻译佛学、理解佛学问题，并以《老子》《庄子》《周易》等典籍中的本土概念翻译佛学文本，使人了解异质文化的一种翻译方式。继而，谢教授详细介绍了朝鲜朱子学的四七之辨，李退溪曾以道心人心说明四端七情，主张道心人心——四端七情平行同构说，李粟谷则不承认平行同构说。谢教授指出，从平行同构与反平行同构的对立中可以看出，格义这种方法不仅适用于异质文化之间，在同一系统中也存在，是以熟悉处理不熟悉的方式，其本质就是解释。通过在文明内部格义的方法，可以对问题产生良好的理解。

金香花教授的报告以《“反理学思潮”问题来源的几点思考》为题，以“反朱子学”和“反理学思潮”的关联为出发点进行思考，指出日本的“反朱子学”和中国的“反理学”并不相同：前者是以朱子学作为方法去解释日本自身的思想，和中国以朱子学为正学不同，这是由于日本注重现实和对日常价值观的反思。金教授又指出，了解日本现代学界对于朱子学基本概念和命题的研究是有意义的课题，如“气”这个概念在日本得到精密的研究，又反过来促进中国朱子学的相关研究。这与过去中心影响周边的政治思想模式相反，现在的东亚儒学研究出现周边作为前沿将问题意识带入大陆的情况，影响中国哲学研究范式，并简明介绍了东亚儒学中中国与日本理学、心学和气学的互动要点。这些情况既和儒学理论内部张力有关，又与外部性影响因素有关，还与文化、时代政治任务等因素有关，说明外部知识对于当代研究的重要性。

卢兴教授的报告以《东亚朱子学的现代性意涵及其转化》为题，主要讨论中国朱子学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来回观反理学思潮，并阐发从当代哲学原创性上看朱子学有何意义。卢教授首先讨论“朱子学被如何看待，又如何成为现代性对立面的内容”，指出朱子学被视为对立面是由于朱子学被官学化，而其被官学化在于它能提供完整的世界图景和心性实践，具有一贯性、系统性的特质。面对“对立面”这一指责，卢教授主张应该回到朱子思想的起点和指归，即“如何成圣”这一工夫问题。继而，卢教授谈及朱子思想的系统性弊端抑制了思想中的张力和人的活力，反理学思潮因此产生。但反理学思潮未能破除理学的系统性，甚至很大程度上共享了朱子的世界模型。其次，卢教授认为新儒家对未能完成朱子学的转换工作，停留于对朱子学缺乏自觉性的批判上，或将其作为构建自身理论的工具和材料。最后，卢教授谈及朱子学的现代价值在于注重人的现实性和物、世界的客观性上，尤其是后者具有某种现代性意义，是后继研究的着力之处。

会议下半场由方旭东教授主持。张品端教授的报告以《谈东亚朱子学中“弃佛从儒”现象——以日本朱子学者为例》为题，指出日本朱子学的发展最早是通过僧人介绍与传播，并出现“弃佛崇儒”到“神儒合一”的现象。由于佛教发展造成的财政影响、中日交往日益密切、封建制度大改土及战乱等因素影响，注重现实性的朱子学得到重视，在传播中出现儒学和佛教的对抗现象。江户时代，德川家康为围绕幕府建立思想指导，开展儒佛辩论，最后采用儒家思想作为意识形态。藤原惺窝、林罗山等学者同时又受到韩国学者的影响，在理论上对佛教进行批评，肯定儒家的现实意义，这个时期儒学向民间普及，表现出“弃佛从儒”的现象。其后日本朱子学者儒藤原惺窝及林罗山、贝原益轩等人对中国朱子学的吸收，并基于日本自身的神道思想，注重实学精神，来实用于幕府政治制度和社会的公共秩序，开始朱熹学日本化的过程，体现出“神儒合一”的特点。

邓庆平教授的报告以《朱子学制度化及其对当代儒学未来发展的启示》为题，认为朱子学在南宋后期实现制度化并成为官学，是一次成功的儒学复兴运动，对今天的儒学复兴具有一定启示作用。朱子学制度化代表宋明理学与制度的良性结合，与朱子学致广大的思想理论、尽精微的学术体系、明次第的为学方法及当时学者的接受程度密不可分。但制度化的片面性在于朱子学中外王实学的一面被忽略，这种偏向在心学推动下形成空洞的学风。邓教授认为，儒学在唐宋的处境与其在当代有相似之处，同时因为近代社会的危机不仅在思想层面，而且在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上都受到冲击，所以其特点也有所不同，如主体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知识结构不同及复兴目标不同。在今天，儒学复兴的目标是要将其思想参与到中华文明现代建构之中，成为一种主体性知识。

陈石军老师的报告以《心性论如何成为了现代朱子学研究中的核心话语？》为题，指出心性论不是既有的术语，而是逐渐被现当代学者建立起来的。首先，陈老师回顾现当代“性学”研究的发展，指出已故石峻教授《略论中国人性学说之演变》（1944）一文存在三种“性”论领域：人性论、性情论和理性论。理性论是宋明理学的重要创新，张岱年先生认为理性即德性。向世陵教授在《理气性心之间：宋明理学的分系与四系》中正式揭示了“性学”这一学说的发展脉络。其次，陈老师梳理“心性论”作为哲学理论名词最初是由于日本学者以朱子学名义来引进西方哲学，并详细阐述了“心性论”这一术语如何一步步与朱子学诠释关联紧密并传入中国，对现当代中国朱子哲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如确立朱子哲学研究基本框架、以二元论理解朱子学等。

许家星教授的报告集中讨论反理学相关的几个内容，一是主张“先王之道”的道是以外王为中心；二是主张反理学必然走向反封建；三是消解道德与政治的关系，把天道与人道相分割，这是日本反朱子学的一个特点；四是在理气关系上反对理在气先；五是理欲关系上，主张肯定“人欲”的价值；六是工夫论问题；七是指责理学空疏的问题。对此，许教授主张朱子学在政治上既非民主又非专制，而是教化之学；在理气上，同时承认理在气先和理在气中；在工夫上，认为格物致知和主敬工夫颠扑不破，反理学并未提出可替代的工夫；在实用问题上引及韩国儒者“有性理学的实用和非性理学的实用”这一观点。最后，许教授指出道问学、尊经典和持敬都是朱子学的贡献，应为我们所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