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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的时候,去Ian Johnson在布鲁克林的家里做客。他是普利策奖获得者,也是非常好的作家。当他说“Peter(何伟)是我好朋友”时,没有一点蹭热度的意思,作为写作者,他们至少是同量级。

过去一段时间,Ian住在朋友的大宅里,顺便帮朋友照看房子,现在朋友要回来了,准备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卖掉,Ian就必须搬出去居住了。在纽约,他不可能有钱租这么好的房子(每个月至少要1万刀的豪宅)。

一个全世界范围内一流的非虚构写作者,也无法让自己在纽约住得舒服。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收拾东西,准备搬到德国去——现在他已经在德国了。

今天提到这件事,是因为当天他向我提到袁凌。他刚刚读完袁凌一本书的英文译本,准备为它写一篇序言。

而在这两天,袁凌因为一篇《一个贫穷的作家决定重新找工作》受到广泛关注。有些人在分析他“贫穷”或者“失败”的原因,还有些人在敦敦教诲,一个人在养活自己之前,千万别写作。

最悲哀的是看到余秀华评价袁凌,没有一个社交媒体,不懂社会——你可以说他没钱,但是要说他不懂社会,

我看了几篇,有些真的很可笑。即使从“年收入”角度,有的批评者也没有袁凌高,但是却可以指点袁凌如何经营自己,获得“政府的扶持”。

袁凌当然不富有,他在北京租房住,没有买房。但是,他的“生活”却算不上穷困潦倒,如果认真阅读那篇报道,也许会羡慕他的状态。

一位成都朋友就很羡慕: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像他那样,拥有一面墙图书的书房了。

还有一位年轻的写作者,无比羡慕袁凌有一个和他志同道合,同样喜欢非虚构写作的妻子。我猜这个年轻人想恋爱了。

至于我自己,羡慕他单纯的、自由自在的状态,还有他活蹦乱跳的狗——自从5月31日我的狗去世后,我每天都很难过。

袁凌要“重新找工作”,是因为预感到图书市场滑坡,想找一份编辑的工作补贴生活,可以更从容地写作。他还有不少想写的主题,谈起那些,他的眼里就会有光亮。

这就是他真实的状态,谈不上有钱,但是也比真正的底层(比如他写到的“皮村兄妹”)好过一些。“非虚构写作者”当然是艰难的,一个难处是不够有钱,还有一个更大的难处,是不能写(或者出版)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

这个社会已经有一套体系,确保以“说出真话”为职业的人,不能过比较富裕的生活。

对此,我也有清醒的认识。我昨天在朋友圈开玩笑说,感觉“一个贫穷的写作者正在开书店”,比“重新找工作”还要悲伤,因为重新找工作意味着要创收,而开书店意味着还要赔钱。

从2019年5月开始,我就没有上班了,到现在已经超过5年。每个月大概都会盘算一下,自己这个月收入有多少,也会思考一下下一个月的面包在哪里——把自己作为一个“经营单位”。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网络,包括书店的运营,也必须依靠社交媒体。

一个写作者可以像打游击一样,去把握转瞬即逝的机会,但是,这也造成一种伤害:我大概过着一种支离破碎的生活,不得不平衡阅读、写稿、跑步,不得不去对网友的谩骂与批评,或者去谈公众号广告合作。

“性用品广告接吗?”

“接。玩具类的可以,药品不行。”

“保险广告接吗?”

“保险推荐可以,理财不接,会导致读者受损。”

“命理文案看一下吗?”

“那种特恶心的文案不接。”

“报恩寺狗粮募可以吗?”

“坚决不接。我不想利用大家对狗的同情心。

这时候,我就想起了自己的狗,我想告诉它,为它守住了一点底线。

我羡慕袁凌,昨天他写了几段回应余秀华的文字,应该发在了别人的公号上,他自己不管公号,也在乎大家如何评论,而是努力去完成自己的写作计划。

他仍然在过一种“整体性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