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8月下旬的南京，清朝两江总督牛鉴登上英国的康华丽号，到处找牛。在这位两江总督的认知里，没有牛拉，这船怎么会在水上跑呢？
从那以后，军事武器就成了清政府一直追求的东西。可惜到甲午战败，清政府才意识到几十年来的追求，仅仅是徒有其表和黄粱一梦。
被揍得睁开了眼
条约文本上签了字，牛鉴随后就被道光撤职判了斩监候。可牛鉴不过是替罪羊，替的是他主子道光的无知以及对英国人的恐惧。
当代人调侃说，道光皇帝不知道英国在哪里。其实根据当时英国在世界上的殖民情况，道光以及清廷隐约知道英国的作为。而且就是因为知道，所以第一次鸦片战争才草草以清帝国的失败而收场。
在道光看来，英国人的大炮、军舰以及更先进的枪械实属厉害。可让他最担心的，是英国人和沙俄的勾结。一旦两个国家南北夹击，清帝国将毫无胜算。
正因为如此，在见识了英夷新式武器的厉害后，道光便放弃了全面战争的想法，然后签了城下之盟。
《南京条约》一签，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进程彻底转向。从那以后，即便是再守旧的士大夫阶层也慢慢意识到，我们和西方在武器上的差距，以及其他方面的差距都在全方位拉大。
看到了这一点，20年后才有洋务运动的开启。然而，只寻求机器和武器，而不触动封建本质的改良，最终还是让日本人捅破了那层窗户纸。
从清末到民国，走马灯似的更换着统治者，包括军阀在内，他们都在试图发展军事力量。然而单纯的购买武器，并不能扭转任何格局。这一点，其实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就体现出来了。
武器有代差，但并不大
现代人都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清朝军队肯定是拿着冷兵器和英国人作战。
可实际上，彼时除了有大炮，清代一些军队也装配有枪械武器。也就是说，我国当时和英国人之间的武器代差并不是太大。
比如，国内的大炮，装填的是像球一样的火药，而英国军舰上的大炮也是这种类型。
差别在于，英国人掌握了更先进的钢铁铸造工艺，他们的大炮通体丝滑，尤其是炮膛内更光滑。这样不容易发生炸膛，炮弹也打得更准。
而清军所用的大炮，还是俗称的生铁铸就，这玩意儿既笨重又不能转向。在跟英国更灵活的舰炮对阵后，只能以失败收场。
再来看当时的枪械，彼时的枪械肯定不是现代发射子弹的步枪。欧洲人普遍使用燧发枪，就是那种打一枪需要重新装填弹药的枪械。
而清军这边，不少军队装配的也是类似的武器。不过我们有一个更古老的名字，那便是火铳，发射机制和英军使用的枪械类似。
但同样受制于国内的铸造工艺，清军这边的枪械操作起来并不顺手。尤其是在战斗节奏加快的情况下，各地的清军只能疲于应付。
要知道，当时英军区区几千人，乘军舰从广东沿海北上，一直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流动作战。
道光则是下令从各地抽调军队前去应敌。英国人乘船肯定跑得快，而有的清军是从内地调往东南沿海，千里迢迢全靠步行。
所以，有些战斗早已结束，可清军事实上还没有赶到战场。从本质上来说，这完全就是思路不同的两种对战模式。
也因此在道光看来，哪怕是将香港这个渔村割让给英国，综合来看似乎也是最有利的。否则清军在各地的调动中疲于奔命，不但事实上参加不了战斗，还会让北方的沙俄有可乘之机。
第一次鸦片战争，算得上是清政府首次接触新一代的军队和武器。但是要到19世纪60年代后，中国人才会真正意识到现代武器的威力。
武器的更新换代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不到10年，一个叫洪秀全的落第秀才就在广西举兵反清了。
在和太平天国持续十几年的作战时间里，军队和朝政大权，也逐步汇聚到了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汉族士绅手里。
因为战争的持续性，这批人率先体会到了洋枪洋炮的威力。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开启洋务运动后，李鸿章等人非常热衷于引进西方武器和技术的缘故。
武器不是装饰品而是为了作战，清军灭了太平天国，又平定了捻军和回乱后，大有一种天下无敌的飘飘然之感。
彼时，曾国藩和李鸿章主持下，第一个现代化的军工厂即江南制造总局在上海创办。起初这里生产的武器，是清一色的仿德制武器。
随着仿制武器深入，中国人又慢慢意识到，光会仿制不行，还得有与之配套的钢铁才行。
进而又发现，西方的技艺是成体系的，无论是技术还是思想，只了解和学习某一方面根本无法推进。
就这样，洋务运动发展到后来，渐渐转向了综合学习，即科学和语言，乃至其他知识都得学习后，才能系统掌握西方人的精髓。
不过中国人的这种转变，是在失败的基础上换来的。
海防重要还是塞防重要
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国内经历了一个短暂的和平期。但很快，沙俄和日本就又相继出手了。
1871年，沙俄侵占了伊犁，并试图进一步采取行动。紧接着在1874年，日本派遣两千人登陆台湾，清政府拿出了50万两白银后，日本才同意撤兵。
这两起事件，直接引发了朝堂上关于海防还是塞防的争论。
左宗棠当时是陕甘总督且主管西北军务，他认为沙俄是心腹大患，朝廷应该加强西北边防也就是塞防的力量。
另一边，大臣文祥则主张海防。他不认为西方人是威胁，而真正的威胁来自日本。文祥说日本这个东洋小国，刚刚学了点西方兵法皮毛又买了两艘战舰，就敢对上国发难，如果不采取措施，日本往后还会蹬鼻子上脸。
左宗棠和文祥的两种意见一时争论不下，于是朝廷就让各省的督抚大员也上奏折发表自己的看法。
其中，身为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对于海防最为热心。他认为西北战事不足虑，朝廷应该加强东南沿海的防御力量和建设。
李鸿章甚至认为，朝廷应该从西北全面撤军。因为沙俄哪怕占领了新疆，也完全吃不下，因为沙俄的周围还有奥斯曼帝国和英国虎视眈眈。尤其是英国，不会坐视沙俄独霸新疆。
若是按照李鸿章的建议，朝廷应该在西北采取羁縻政策，就是让那一带的穆斯林自治，然后清政府册封。这样既能省下军费，也能牵制沙俄在西北的扩张。
李鸿章的主张，在当时一众督抚大员中间很流行，不过朝廷最终还是决定先加强塞防，即派左宗棠收复新疆。
因为在清政府看来，日本虽是威胁，但并不足虑。而西北一带已经被沙俄占去了大片领土，如果朝廷不采取行动，清政府作为统治者的正当性就会受到动摇。就这样，从1875年到1878年，左宗棠出兵收复了新疆。
虽然清政府关注了塞防，但也没有丢下海防。1875年，朝廷就令李鸿章筹办南方和北方的海防，并组建两支水师。
理论上，朝廷每年拨付400万两创办北洋和南洋水师。但在随后的实际行动中，这笔承诺的拨款并没有落到实处。比如在1875年到1877年间，朝廷实际投入的资金只有200万两。
掺水分的行为，实际上为后来的甲午战败埋下了伏笔。同时也让中国人真正的意识到，仅仅是购买和仿制武器，创办几座兵工厂就想成为强国，绝对是不可能的。
日本捅破了那层窗户纸
日本在清政府眼里是小国，然而这个小国原先也是闭关锁国的状态，经历短短的明治维新后，居然就敢跟天朝上国叫板了。
在19世纪70年代，也就是李鸿章大力创办北洋水师的时候，日本不但频频挑衅清政府，甚至还直接吞并了一直向我国朝贡的琉球国。日本的行为，是在挑战东亚原有的秩序。
李鸿章这才意识到，光是建设海防和购买炮艇根本不能对付日本，必须得购买欧洲当时最先进的铁甲舰，让中国的水师具备远洋作战能力，才能遏制日本的野心。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清政府开始从德国订购军舰，两艘铁甲舰的吨位都在7000吨级以上。到1885年，两艘舰船加入了北洋水师。
值得一提的是，从1885年到甲午战争之前，理论上朝廷用于海防的经费拨款超过了4100万两。
可实际上，朝廷利用海军衙门这个结构对海防经费实施统一管理。这笔资金每年从各地的税收中收上来后，原则上应该拨付给各水师和海防部门。实际情况是，朝廷一直在利用海军衙门挪用经费。
比如修建颐和园以及其他花销开支，挪用的经费就高达1600万两。如果不是挪用，清政府原本可以组建成南洋舰队。
但最终的结果，也只是勉强完成了北洋舰队的组建。虽然北洋舰队后来号称远东第一舰队，可只是徒有其表。
主要原因就在于，日本方面意识到清帝国在组建海军后，也开始大力追赶。1880年期间，日本每年用于海军建设的费用还只有500万日元。到了1890年，则已经增长到了1000万日元。
日本在海军的建设上追赶清政府，关键是投入的经费没有被挪用。此后到甲午战争爆发，日本每年用于海军建设的费用，占日本政府每年总开支的10%。
就这样，当后来的战争真正爆发后，日本彻底捅破了清政府的那层窗户纸。
甲午战败，北洋水师覆灭，清政府赔款割地。这也标志着，清政府自鸦片战争后追求的军事发展彻底破产。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人的民族认同第一次出现了危机。因为再不发展，中国就有亡国绝种的危险。
结语
甲午战败可以看作是一个分水岭，此前清政府以及士大夫阶层追求的强盛，仅仅是武器和军事发展上的强盛。
这种强盛徒有其表，而且经过一次次战败也证明根本行不通。归根结底，是统治阶层的观念意识没有跟着一起革新。
而在此之后，中国的奋发图强，才从单纯的武器发展转到了思想和社会变革层面。此后的中国人才渐渐意识到，西方之所以能强大，不仅仅是因为有了先进的科技，更是因为他们的社会管理模式不再是腐朽落后的封建时代。
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此后几十年中国又经历了剧烈的变动，尤其是和日本爆发了全面战争，才终于在1949年后，逐步迎来了崭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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