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上海沦陷后，黄慕兰去香港避难，三年之后香港失守，她和丈夫陈志皋一起辗转到广东曲江，陈志皋当时的职务是国民党中央赈济委员会委员，在湛江为东江游击队提供便利，尽可能的有所帮助，1943年冬，曲江的天气格外寒冷，刚刚生完小孩的黄慕兰身体非常虚弱，很快发起了高烧，就在她一筹莫展时，几个警备司令部的特务破门而入，眼看3名特务强行进入，黄慕兰只能镇静下来与之周旋。

黄慕兰说道：今天你们的司令刚刚探望过我，又有什么事呢，我现在发着高烧，要是有急事，就等我丈夫回来再说吧，没有想到的是，这些人叫嚣道：陈先生已经在我们那里了，就等着你过去，黄慕兰心头一惊，无奈之下，只能坐上汽车，中途被押上曲江火车站，最后的目的地是军统特务衡阳的秘密监狱。

这样大动干戈，黄慕兰心想，这次可能真的是凶多吉少，为什么军统特务会盯上自己，难道是对自己和丈夫起了疑心，其实，早在1942年夏天，黄慕兰曾经去过重庆见过周恩来，当时乘坐的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车，周恩来家的附近埋伏大量特务，已经把她列上了可疑分子名单，他的丈夫一直暗地里帮助东江游击队，这些事情让国民党当局产生怀疑，所以，迫切要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身份。

如今到了这般境地，该如何是好，非常有幸的是，国民党驻衡阳地区的特务头子，曾经受过陈志皋的恩惠，不仅给黄慕兰找来取暖的火盆，而且还同意他们在一起吃饭，这就给了彼此“串供”的机会，黄慕兰悄悄的对陈志皋说，我去见过周恩来的事情，如果问起来，就说我去询问宛氏遗孤的下落，这是黄慕兰和第一任丈夫宛希俨的孩子，小孩生下来没有多久，第一任丈夫就牺牲了。

由于自己工作在隐蔽战线上，不得不把孩子放在婆家抚养，所以，她去找中共询问孩子的下落合情合理，果不其然，在审讯的时候，特务们问出这件事情，二人一口咬定是寻找小孩，在这件事情上特务们没有办法，于是话锋一转，说黄慕兰做过《每日译报》的董事长，不仅宣传反动内容，还窝藏了不少共产党，黄慕兰说道：“爱国是没有错误的，当时，我们的报纸还登出过蒋委员长发表的国共统一战线的内容，同样报道过，19路军死守四行仓库的壮烈事迹，为何八路军在平型关打击日军的事情就不能报道呢，这些话把特务们说的哑口无言。

眼看着从他们夫妇嘴中问不出一点有用的证据，就把目光转向他们家人和朋友，这些人要么不知道其真实身份，再者就是黄慕兰已经交待过，一概答非所问，特务们这次真的没有办法了，在同一时间，中共中央也在积极营救他们这一批被逮捕的同志，通过社会的舆论，国民党不得不把这些政治犯转移至国防部军事监狱，进行公开审讯，邓颖超和董必武在国民参政会上提案，要求尽快释放被关押的同志，经过各方的努力，在被关押一年之后，1945年1月，黄慕兰和丈夫出狱。